施化博最近有篇博文”大一统容不得创新“，引起左右派争论，跟帖以左派为多，反驳居多。

中国秦朝后大一统的确创新不多，不要说和别的世界比，就是和中国春秋战国比，恐怕也大为不如，我认为这是个事实。如果有人认为这不是事实，那我们可以另开一贴讨论。

如果大家都承认秦统一后两千一百多年中国创新不多，那么在其共识之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原因。

从政体而言，大一统当然对多元不包容，这我也有多篇博文谈及。但我对大一统和创新的关系还愿做更细的讨论。

秦以后中国缺少创新，我觉得和帝国缺少目标有关，和政治结构带来的社会变迁有关。和统治阶层的文化倾向或消费倾向有关。 这当然是个大题目，我下面只谈我一些粗浅看法。

从历史看，战争对技术创新影响极大。战争是生死问题，逼得各方想尽办法努力改进技术，从兵器到甲胄到建筑都不例外。因为战争，各方被迫从对手那里学习最新的技术，比如，十字军东征欧洲骑士在中东在阿拉伯人手里就引进不少城堡技术，深刻影响了后来几个世纪欧洲的攻防和城堡。

日本战国时期也是日本各大名竞相从西方引进各种技术乃至天主教的时期，铁炮技术为当时最重要的引进技术，但德川统一后，基本对火器技术严加控制，以致二百多年后，日本军事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同期的清帝国也有类似政策转变。

从军事技术而言，生于忧患死于安定大概是颠簸不破的定律。

秦统一后战争压力大为减轻，对技术对创新是有不利影响的。

其次，商业的影响。我一再强调，商业资本发展对统一大帝国有相当危险。从皇权角度，决不愿意出现一个拥有巨大资本技术人次的第二中心，挑战皇权或插手皇权和官僚内争。

但商业社会为创新的一大市场一大推动力。在某种意义，春秋墨家和商业社会支撑的”自由“手工业者联系紧密，墨家在技术各个领域颇有创造。秦朝统一后，因为统治种种考虑，毁名城，杀豪杰，迁富户。某种意义，毁掉了六国蓬蓬勃勃的商业社会和市场。 秦国的国营企业并不能提供取代原来的市场和商业城市。

古典希腊文明表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其实和当时希腊诸多对立商业城市关系极大。

创造当然需要人才，也需要知识储存和传播的机制。 城市和农村比，人口密度大得多，交流的机会大得多，知识扩展的速度高得多，如果市民不是奴才而是自由手工业者或商人或贵族，更有利交流。 按平均人口而言，城市创新的几率远2高于农村。当秦朝把社会改造为一个比较完全的农业社会，也就扼杀了创新的动力。

秦朝之后，很多原有社会阶层消失，人才主要来自地主阶层，这对创新极其不利。

有人也许会说”秦朝之后中国不有世界最繁荣的城市吗？“。是的，这是事实。但秦朝之后的城市和欧洲日本的城市区别很大，主要是政治城市，诸多百姓支持着少数上层的奢侈生活。

如果比较东西方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大区别是，东方（或者中国）奢侈品制造极其发达，而欧洲中世纪奢侈品制造远不如东方，兵器，甲胄，建筑，羊毛加工等非奢侈品倒颇有生气。

秦朝统一后创造了一种消费文化，极少的人穷奢极侈。从多少人服侍一个人的角度，大一统郡县社会创造了奇迹。 明朝大概是高峰，十万太监九千宫女围绕的就是一个人，一个皇帝的享受。 高档奢侈品制造只是享受的一个环节。在这样一种享受文化下，除了和享受有关，和肉欲有关的创造，其他创造其实都受到压抑。

从这点而言，欧日封建社会上层的土，正为社会创新留了空间。

欧洲十八九世纪，上层在创新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逐渐和武士战争分离开来的上层，除了提倡文艺，在科学技术上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牲畜品种改进，科学哲学的深入都离不开这批”新人“的时间，资金和知识。共济会之类的组织，也反映这种现实。日本呢？ 所谓兰癖大名，对日本兰学和现代化也有相当贡献。

那么，为什么秦朝之后郡县制度下中国上层对科学技术发展贡献极少呢（炼丹除外）？答案也许也在中国社会结构之中。贵族的时间资金基本用于物欲（明周定王是极少例外），官僚入仕攀爬不易，加上儒家教育和西方古典教育的区别，在求知上投入甚少。

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徐光启等，不过是从欧洲二流国家传道士那里学到一点科技皮毛的任务，就这样，也已经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了。

明末中国军事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的，有兴趣的不妨看一下和徐光启差不多同期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传记，看一看到底有多大差距。

秦之后的大一统，中国从来就没有能出现古斯塔夫二世这样的人才。中国人笨？还是制度文化的束缚？

我在上面讨论了一些大一统不利创新的因素。也许，有时间再补充吧。这贴算是对施化博博文的补充。我希望将来，能讨论得更细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