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暴力和非革命性暴力
“革命”二字在我看来，经典点说就是阶级角色的置换，什么阶级来统治的问题。按这个定义，“文革”显然是一场革命 —— 平民革命 —— 工农阶级置换了刘邓代表的官僚阶级。这种置换不是一个人、一个群体，而是一个世代的置换。原来内定好了并着力加以培养的“红二代接班体系”被打散，本来作为“天之骄子”当仁不让要接班的高干子弟群体顿感“失落”，失落感驱使他们在“红八月”籍杀人来发泄，而他们中不少人也反思了，反思的结果是在改革后迅速“异化”，成为“西奴”、“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他们利用体制资源走向了反面，成了他们的父辈当年闹革命的对象 —— 大小资本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当然是失败；和英国革命、辛亥革命一样，文革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这种不彻底性实际上为异化埋下了伏笔。
而当代人说的“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无非就是生活方式的剧变。轿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这一方面带来了生活便捷，另一方面带来了环境突然变差，交通事故突然猛增，死人、伤人，纠纷赔偿……。
可见不论革命性的还是非革命性的、当代的还是经典意味的，任何的重大变革都是带着血腥味道的、都是伴随着暴力，并且，“非革命性暴力”（经济的、文化的、日常生活里的）不仅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在规模上往往也比“革命性暴力”要大得多得多，只不过人们不去意识罢了。
文革时期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耕，当然是属于一起革命时期的暴力事件；南朝鲜军政时期，李承晚集团在美帝支持下大肆屠杀左翼和同情左翼的民众，“济州岛四•三事件”杀了岛上五分之一，“保导联盟事件”杀了30万手无寸铁、直接导致朝鲜战争的爆发（“膺惩李孽”），都明显属于政治大屠杀；辛亥革命后数十年间的军阀混战，光一个中原大战在河南就祸害了30万民众，抗日时期扒开花园口淹死了89万民众，这些属于军事暴力；与文革同时期在美国南方诸州发生的排斥黑人的爆炸案、暗杀案等，属于文化暴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光征地拆迁纠纷据说每年就多达400万起，其他永远也数不清的经济纠纷过程中的打人、伤人、杀人，都属经济暴力。其他如家庭、邻里、同事、村人、甚至路人之间的暴力，就更不用说了。暴力显然不是革命的“专利”，若论“罪恶”二字，彼此彼此而已，并且实际上非革命性的暴力往往比革命过程中的暴力，伤人死人要频繁得多、狠得多、恐怖得多。
人们一方面对于非革命性暴力存在着集体无意识，像“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高达数百万人”这样的新闻基本不会引其多少兴趣，“街市依旧太平”，数百万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另一方面，人们会放大去看革命过程中的暴力，没玩没了。革命时代就有“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今天革命是褪去了，人们根据自己对革命的好恶去做评判，认同的，“死就死了吧”，不认同的，便会放大悲剧，嚷嚷着“反思”啦“记忆罪恶”啦“国家赔偿”啦，甚至个把人的死于非命，会被放大到什么制度什么普世价值的层面，拿来给“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例如，王友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给宋彬彬带上“杀人犯”的帽子，并要求整个“革命”都要负责。
对待革命性的和非革命性的暴力，需要公平看待，至少没必要大惊小怪，更不可以双重标准。如果要求革命（“文革”）必须为卞校长负责，那么美国政府是不是要为伯明翰市的黑人教堂爆炸案负责、去和凶手布兰顿一起坐牢呢？没有吧。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要不要替自杀的失业者和黑煤窑的矿难工人去殉葬呢？也没有吧。要不要去为每年数不清的摊贩纠纷“道歉”、为数不清的征地纠纷、拆迁纠纷、债务纠纷、三百万民企的倒闭、以及各种交通事故和环境恶化带来的死于非命，去“坐牢”呢？都没有。而这些类的不幸，都是在转型引入了自由市场体制的条件下发生的。
台湾“二二八”事件，蒋介石给陈仪发电：“格杀勿论”“可错杀一百，不可错放一人”；蒋经国主导“白色恐怖”时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这些显然是必须负责的。没有蒋家父子的这些旨意，不到一千万人的孤岛，是不会有十数万无辜民众被扣上“赤嫌”而死难的。
文革时期，且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不打人骂人”是中共的铁律，毛泽东制定几十年了，即从1966年6月21日到8月5日的短短四十多天里，毛泽东亲自发出“不许打人”的指示，就有四通之多。但8月5日卞校长还是被打死了。所以毛的话也不是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要么是被封锁了，要么就是有人顶着不办，甚至可能是有人乘工作组撤出之机，故意制造这么一起凶案，拿来恶心中央文革等“革命左派”的。
从“也谈卞仲耘之死”（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记忆》第47期【访谈】）一文披露的全过程回放来看，我是不太相信这两天疯传的“邓榕杀人”的。“卞仲耘之死”是一起刑事案，凶手是谁应该比较清楚了：刘进、宋彬彬不是凶手，大致可以锁定为家住“西边大院（三军总部大院）”的高干子弟。问题是，卞校长被折磨了三个多小时之久，其间刘宋二人虽曾两次出面嘱咐“不能打人”，但既不力阻又不赶紧报告（起码附近就有派出所），现在来个“道歉”，又不肯说出真凶，显然是不够的。当年，伯明翰爆炸案明明锁定了凶手，却因种族歧视势力KKK的强悍而不敢抓、不敢判，结果审判迟到了38年。卞案的真凶，知情者肯定大有人在，都不敢说。因此，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怎么来结束中国的“官本位”文化的问题，和在关注革命过程中的暴力的同时更去关注非革命性的暴力，因为后者就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文革是反官本位的，但文革被否定了，官本位更甚了。反思官本位之害，是认识“宋彬彬道歉”的key。
铃兰台
2014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