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禁会所：从平安时代说到明治维新

整整一百年前开始，中国不得已放下了大哥大的架子，开始虚心向日本学习。这种学习，如所周知的是先从日本引进现代词汇开始的。这个引进一直延续着，近二十年来有扩展的趋势，像卡拉OK、人气、过劳死、料理、便当、物语、吐槽、熟女、会所等等，都是日语词，其中有引进后保持原汁原味的，有变了味的，这其中变味变得最邪乎的当数“会所”一词：原本那么“高端上档次”，被一些下流人等引入到天朝，就堕落成为低俗色情下三滥的代名词，让人诧异。

“会所”是个纯粹的日本词，并且一直是作为日本的政治文化的符号、作为日本雅文化的符号出现的。在系谱上，套用中国《诗经》的分类说通俗点，日本的会所文化大致经历了从颂到雅、再到所谓的国风化的几个阶段；在建造样式上，从最早的非独立到独立，即最初是作为“寝殿造”（寝殿即正殿，寝殿造是对称的，类似于中国北方的四合院）所附属的会客室、过渡到室町时代的“书院造”（非对称，类似于中国南方的庭院建造）、并最终定格为书院造本身。在功能上，是从天皇、将军的应接室、到贵族的文艺沙龙、再到普罗大众的诗歌会、茶会等张行雅文化活动的场所，再到救济平民的“町会所”，最终历明治维新，定格为今天的社区办公室或商工会所这样的一类性格。

“会所”一词就是其字面意思，是人们会面和聚会活动的场所。

会所最早只有大富豪家才有，如天皇家、公家（贵族）和武家（军事政权首领），或是建在大寺院的院墙内，这就让会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治和宗教的色彩。不过开始并不突出，也没有什么文化色泽，无非是作为正殿（寝殿）的附属建筑物，用来接待客人的一间小房子，叫做“客亭”或“出居”。

“会所”一词最早出现于日本文献，是在平安末到镰仓初的公卿藤原定家（1162－1241年）的日记《明月记》，里面把设在天皇的浴场边上的应接室叫做“御会所”[1]。

“会所”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同期稍后的歌人鸭长明（1155－1216）的歌论书《无名抄》中，里面提到“出席这阵的聚会才发现了，和会所里大不相同。这里的人们装束十分随便，色相俱露，各种乱来。”[2] 说明在天皇的御会所之外，同时也存在着“装束严正，不露色相，不许乱来”的会所。

“会所”的第三次出现，是在镰仓时代后期的高僧无住编纂的《沙石集》中，书中有些愤懑和卫道士口吻，指责俗士在家也敢建造堂塔，“或为博名、或为家饰、或为赢利、或作为酒宴之座席、诗歌之会所”[3]。可见这个时期“会所”是贵族和僧侣吟诗作赋的文艺沙龙（歌会），出现了某些“自由化”“大众化”倾向，因而“不拘礼法之事渐多”[3]。

这个时候的会所，已不单单是政治符号，也成了文化的符号。

“会所”一词以后在文献中渐多，著名的有日本南北朝时代成书的《太平记》，其中描写武将佐佐木道誉（1296－1373年）的好文之道，说他的“会所有六间大小 [4]，铺设了大花纹的榻榻米，配置了主佛（本尊）、立轴（胁絵）、花瓶、香炉、鑵子、盆等，应有尽有；书院里挂着王羲之的草书偈，放置韩愈的文集，禅宗情调的值班房（眠藏）里置放着用缎子裹起来的沈枕。……”[5]

这一段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给出了“书院七所配饰”的定型，在其中多使用“唐物”来做装点。自平安时代起，中国唐朝的文化和方物大量进入日本，日本人便把来自天朝的输入品叫做“唐物”，用得起唐物饰品，才叫一个高贵！这个六间大小的会所被称做“道誉会所”，事实上就是后来的“书院造”（书斋庭院式样）的雏形，不再是原先那种庄严肃穆的寝殿造，虽未独立成套，但“会所＝书院”的概念已然成形，开始了从寝殿造向书院造的过渡。另一特点是，这时的来客已不限于皇亲贵族或高贵僧侣，而是扩展到了所谓“同朋丛”（为前者服务的戏班子、御用艺人等）。这些人是所谓的遁世者、“无缘之人”，身份低下之人，但他们也能跨进“高贵的会所”里一展身手，这就开始了“会所”从殿堂及雅文化到民间及俗文化的过渡。

俗文化并不俗。贵族的和歌、雅乐和各种风雅行事，慢慢地外化到了民间，衍化成大众的连歌、今样、立花、茶道、香道、以至猿乐（耍猴）等等，谈何俗气？更不掺有丝毫的色相气味。

“会所”进入室町时代，已经有了浓郁的书院气和禅宗气。建筑形态上，这时的构造是按禅宗寺院的方丈室（住持的居室或客殿）来取的，禅宗认为方丈之内有宇宙。因此在会所的主室，必饰有三幅成对的挂轴，面前置三具足，建筑史家伊藤毅认为日本中世纪的会所与草庵在建构上可以等量齐观。[6]。在功能上，开始担负起更多，类型于老佛爷的“戏园子”。天皇将军行幸至此，或举行节日庆典，或于休闲中办点公事，而主要的，是在这里举办私人性质的游兴活动。于是，会所就从寝殿中的一个配角地位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院落；过去挂牌（室札）称“泉殿”“小御所”，现在挂上了“○○会所”、“会所泉殿”的室札。[7] 泉殿原是与正殿对面的临池的、用来纳凉、赏月等的一种配殿。

有名的会所建筑很多很多，如室町幕府将军的御所里所修的会所，醍醐寺法身院、金刚轮院、大乘院门迹的成就院、伏见宫贞成亲王的邸宅，细川高国的邸宅中的会所，都是。当然，再有名也有名不过的，是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修建的北山殿会所（今京都鹿苑寺），这是独立会所的嚆矢[8]，也是把将军邸弄成书院造（书斋庭院式）的嚆矢。其中的舎利殿即著名的金阁，两重三层结构，上二层里外贴满了金箔，现已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还有慈照寺的银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此外，还有四代将军足利义持的端御会所和奥御会所，奥御会所有十二间大小的主室，其中“所置宝物之庄严触目惊心、山水之殊胜非语言所能叙述。极乐世界的庄严不亦如此乎？”[8]



到日本京都一定要看金阁寺或银阁寺，这俩分别是日本“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的代表作，看了就知道真正的“会所”是什么样子。

会所的本质是会场，由主室和副室、庭院等构成。

副室设计成书院格式，配以上下搁架、压板（兼做屏风）等，用来放置唐物等装饰物共来客观赏，此外必不可少的是榻榻米。今天，日本人家里地方大点的都有个“和室”，书院会所就是原型。

主室是开会的地方，可说是四壁空空如也，不带有任何用来搁置装饰品物的机关设备。举行活动时，可借设置屏风（置押板）来进行装饰。主室一般是个九间的正方形，据说是源自与阿弥陀堂的“九间四面堂”。

会所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开“唐物展览会”，这在日本人竞相倾慕中土天朝的年代，是可想而知的。



奈良十轮寺染田天神讲连歌堂



大阪杭全神社连歌所

室町时代样式的会所现存的不多了，奈良十轮寺有一座染田天神讲连歌堂，大阪杭全神社里有一座连歌会所（杭全神社连歌所）。杭全连歌所建于江戸时代的宝永5年（1708），至今仍被用来搞连歌活动。正面中央是屏风板（押板），四周的上面挂满“扁额”、上画三十六歌仙，四壁空空。

连歌会就是大家围着“执笔”坐成正正方方的一圈，四面的窗户洞开着，由执笔起个题目，大家一边观看窗外的景色、一边开动脑筋想句子。谁想到了就吟诵出来，让执笔记下，最后连起来就成了一篇“长诗”。连歌显然和贵族之间比赛的和歌“五七七”是不同的，连歌是集思广益的长篇连缀、是集体创作。在连歌会所里，人们没有身份的高低之分，天皇将军来了，也得一般高低的跪在座布团上、报上自己想出来的句子，从而形成一个既异己、又和谐的空间。这和许世友将军所言：“我要做士兵之友下连当兵”，穿上士兵服和战士一起联欢，是一个意思。

当然，日本会所的这种平等只是一瞬，即“限于主室的平等”，出来之后依然尊卑有序。日本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连歌吟诵了一阵，口渴了，喝口水，当然不是喝白开水。于是就在会所配了茶室，渐渐的，兴起了开茶会和“斗茶”的风气。室町时代，茶道风靡，唐物的茶器茶具、宋代传入的龙凤团茶，成为重要的竞奢物。茶道开始时只是贵族间的一种攀比活动，竞物竞技，发展到室町中期，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年）发起倡导一种运动，强调茶具必须摒弃高价的唐物、改用粗制的中国瓷器即可。村田反对在茶会上饮酒和赌博，认为这俱为“不庄严”的表现，认为只有在和、敬之中，才能获得主客间心神上的交流。

进入战国时代（1493－1590年）后，千利休（1522－1591年）突破传统开辟蹊径，居然在空无一物的陋室里玩起了茶道。千利休主张茶人必须进入禅宗的荒芜（“侘”）、静寂、和简约的境界，摒去所有与茶无关的内容，才能求得内心的纯净。

由茶人村田珠光和千利休发起的简化运动给普通平民带来了机会，开创出了茶道与平民相结合、与禅相融合的崭新的普罗世界。会所，如同美国的town-hall一样，在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们在连歌时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由窗外的物候来刺激灵感和带动情绪，这就带动起了日本的花道、庭院艺术和园林文化的兴起，同时养成了日本人对于季节变化的格外敏感，人们通过会所的活动来赏月、观花、举行宴会，看猴戏……。

人们都说日本人素质高，怎么高起来的？都说是教育，一个说烂了的泛泛之论。我的观察，这主要来自于会所文化传统及它的各种次生文化。在这些雅俗共赏的活动中，人们普遍提升了教养，养成了公民意识、集体意识和社区意识，即日本所说的“共同体意识”。会所把日本人个个培养成为“活雷锋”和“爱国贼”。


（好像才说到了战国时代，待续）


铃兰台
2014年2月8日


注：

[1] 斎藤秀俊「会所の成立とその建築的特色」『茶の湯の成立』小学館＜茶道聚澹径�、襾，1984年。

[2] “此比の人々の会に連なりて見れば、まず会所のしつらひより初めて、人の装束の打解けたるさま、各が気色有様、乱れがわしき事限りなし。”

[3] “近世ノ作法、仏の懸記ニタガハズコソ、仏ノ弟子ナヲ仏意ニ背ク、マシテ在家俗士堂塔ヲ建立スル、多ハ名聞ノ為メ、若ハ家ノカザリトス、或ハ是レニヨリテ利ヲエ、或ハ酒宴ノ座席、詩歌ノ会所トシテ、無礼ノ事多シ。”

[4] “1间”接近2平方米见方，可铺一块榻榻米。后同。

[5] “爰ニ佐渡判官入道々誉都ヲ落ケル時、我宿所ヘハ定テサモトアル大将ヲ入替ンズラントテ、尋常ニ取シタヽメテ、六間ノ会所ニハ大文ノ畳ヲ敷双ベ、本尊・脇絵・花瓶・香炉・鑵子・盆ニ至マデ、一様ニ皆置調ヘテ、書院ニハ羲之ガ草書ノ偈・韓愈ガ文集、眠蔵ニハ、沈ノ枕ニ鈍子ノ宿直物ヲ取副テ置ク、十二間ノ遠待ニハ、鳥・兎・雉・白鳥、三竿ニ懸双ベ、三石入許ナル大筒ニ酒ヲ湛ヘ、遁世者二人留置テ、誰ニテモ此宿所ヘ来ラン人ニ一献ヲ進メヨト、巨細ヲ申置ニケリ。”

[6] 伊藤毅「会所と草庵」『都市の空間史』，页192－195，吉川弘文館、2003年。

[7] 川上貢『日本中世住宅の研究』墨水書房、页184－185，1967、2002年。

[8]“凡会所奥端両会所以下荘厳置物宝物等、目を驚かす。山水の殊勝言語の覃ぶ所に非ず。極楽世界の荘厳もかくの如きか。”（貞成親王《看聞日記》，14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