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这次纪念会的报道，以及一些跟踪报道。其中有一个问题，引起我的关注。就是关于六四事件的思考，话语权的问题。一些与会者说：

“我们不需要请求当局为六四平反，裁决与评判罪与非罪、是非对错的权利，并不掌握在当权者手中。我们所要求和正在做的，是调查事件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转型正义，弥合民族创伤。”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关于六四事件，共产党当局，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先生，甚至包括六四事件直接当事人李鹏先生，六四事件直接受益人江泽民先生，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关于六四事件的性质，是非对错罪与过，有一定的话语权？

我个人认为他们有这个话语权。事实上，每一个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包括当时的学生，学生家长，当时参与的北京市民，乃至全中国百姓，包括六四镇压的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包括反对镇压的赵紫阳，甚至包括后来才出生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有话语权的。

我赞同关于首先要调查事件真相的说法。但是在调查真相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出是非对错罪与过的判断。谁来调查？谁来判断？在现在共产党还在台上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绕过共产党以及它控制下的宪政系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剥夺当局对六四的话语权。相反，我们应该向当局施压，要求他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清真相。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其实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来说，有一个平台说话，是他们的权利。邓小平已经死了，不知道他死前有没留下什么关于六四事件的话，如果没有的话，等于他自动放弃了这个话语权。杨尚昆据说对六四镇压是有忏悔的，是不是真有文字或者录音留下来，还不知道。赵紫阳是有语音文字留下来的。李鹏还活着，他也有六四日记，虽然没有正式出版。

我说，对他们来说，如果六四事件能够有一个符合法律程序的调查和审判，是最好的，总比一笔糊涂账好。邓小平已经放弃了这个权利。李鹏似乎需要为六四事件中他的角色和责任进行澄清。我想，如果在李鹏死之前能够解决六四问题，对李而言是最好的，无论是罪是过，他总算可以安心的死去。至少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据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他是试图推卸责任的。我想，当局应该给一个平台，让他说话。

当然，对六四事件的其他当事人，包括流亡海外的学生们，也应该有一个合理合法的平台。让他们说话。因为在六四事件之后，他们流亡海外之后，有很多学生有很多矛盾的说法，也有的在推卸责任。等等。我认为确实需要调查真相，需要法律审判，厘清事实，追究责任，并给那些六四受害者有一个交代，包括那些死难者，包括学生和军人，包括死难者家属，包括六四母亲们，需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交代，该赔偿的要赔偿，该平反的要平反。

我反对那种极端的和不负责任的说法，说什么历史会审判，说什么当局没有资格，没有话语权，等等。如果这样，岂不是要首先推翻共产党才能解决六四问题？

当年的赵紫阳就是主张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现在六四事件过去二十五年了，我还是主张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这次参加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的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在六四事件上，中国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当年党内极端派炮制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之后，学生被激怒，出现推翻共产党，要李鹏下台邓小平下台这样在当局听来非常极端的口号，给当局镇压找到借口。而在那个关键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理性，协调的角色，应该和学生领袖沟通。避免学生的幼稚行为给当局制造借口。

现在事隔二十五年，在北京纪念会上，我又看到比较极端的言论，我觉得十分不妥。当年的习仲勋并不主张镇压，还有很多党内温和人士。我相信习近平的内心深处也未必认同六四镇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概的剥夺他们的话语权。就算对李鹏，也应该给他说话的机会。

六四悲剧的发生，共产党当局当然罪无可赦，但其他六四参与者，包括学生，包括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也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角色和当时的行为。

解决六四问题，我认为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也不认同通过什么党内决议来平反。我觉得走法律途径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在中国现行宪政体系还是由共产党控制。

六四事件过去二十五年了，很感慨，这么多人还在坚持。我想，我也希望就六四事件持续的给当局压力，希望六四事件的解决能够带动整个中国的宪政转型。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六四学生的血就没有白流了。

当然，从目前看，解决六四问题并非习近平的当务之急。但是持续的施压是应该的。在解决六四事件之前，关于因六四事件或者其它政治原因被抓，比如说那个记者高瑜，这次的浦志强，这一类的事件还是会不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