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甫茹:阿拉法特的悲劇轉折 |
| 送交者: 皇甫茹 2004年11月18日15:43: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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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茹 阿拉法特下葬之日,(2004年)11月11日,上星期五,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首相布萊爾在華盛頓聯合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要重新起動以巴和平進程。記者會之後,美國ABC電視台的特德·科佩爾(Ted Koppel)獨家採訪了布萊爾。科佩爾問了一個非常忌諱的問題:阿拉法特以恐怖分子開始,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結束,會不會有那麼一天,本·拉登也會被世人當作民族解放的英雄? 從電視裡見到,一些以色列人在街上跳舞,高興地說“希特勒死了”;而報紙上,不少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卻比死了父親還難過,這不由要令人想到科佩爾的問題。筆者驚訝的是,科佩爾居然會直接問出來。在美國,這個問題是如此政治不“正確”,不但報紙不肯報導,就連ABC放在網上的採訪簡要也將之略去。布萊爾也要堅持政治“正確”,回答只能很膚淺。他只是說,性質是不同的,9·11死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武裝人員衝到以色列平民家中,倒拎着嬰兒把腦袋摔碎在石頭上;或在劫持遊輪後,將坐輪椅的老人推到海里,性質也夠惡劣的了。儘管如此,以色列為了和平,在簽訂1993年奧斯陸協議的同時,赦免了這些巴解恐怖分子,不再清算他們在協議之前犯下的罪行。畢竟,政治的目的是為社會建立秩序,而不是復仇或“血債要用血來還”。 阿拉法特不但曾是恐怖分子,而且是現代恐怖主義之父。劫持客機就是巴解的一大創造。七十年代,周恩來總理接見巴解代表時,也曾經規勸他們不要使用恐怖手段。我們且來看看阿拉法特是如何從恐怖分子變為和平獎獲得者的。 在被問到對阿拉法特的評價時,布萊爾引用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話:不管人們對阿拉法特有什麼看法,他被巴勒斯坦人視作民族父親。(其實,巴勒斯坦人稱阿拉法特Abu Amr,意為“戰爭之父”。)二戰之後,西方人在繁榮的民主政體中生活了半個多世紀,難免有點民主“原教旨主義”。只要某人或某組織能在一段時期內證明自己確實代表了一部份民眾,西方人的處理,最終還是要與之打交道,還是要納入政治進程——是“民”一部份,就要參與“主”。遠的不說,就看那個今年夏天跟美國人在納吉夫大戰了一場的年輕火爆的伊拉克什葉派教士薩德爾(Moqtadaal-Sadr),涉嫌謀殺其他教士的通緝令都發出了,他的部下也打死了數十美國兵,但美國人最終還是動員他參加明年1月的全國選舉,而不是將他的抵抗運動打成“反動組織”,無情鎮壓,因為薩德爾在什葉派貧民中確實有大量追隨者。 只要能代表民眾,就有了談判的基礎。這是第一條。 當然,西方各國也和以色列一樣,都宣布過絕不和恐怖分子談判。首先設法繞過這一障礙的是北愛爾蘭共和軍。他們把人員分為軍事一翼和政治一翼。政治一翼加入新芬黨(Sinn Fein),並不直接參加軍事活動。這樣,至少在形式上,英國政府既不食言又有了談判對象。哈馬斯八十年代後期才開始在巴勒斯坦活動,他們吸取了北愛爾蘭共和軍的經驗,也分為軍事一翼和政治一翼。今年3月,當以色列總理沙隆下令“定點清除”哈馬斯政治領袖亞辛(Ahmed Yassin)時,以法國為首的一些歐洲國家大為震怒,因為這意味着以色列關掉了哈馬斯進入政治進程的大門,而哈馬斯確實擁有難民營中不少貧民的忠誠。亞辛死後,如果哈馬斯推出領袖人物參加巴勒斯坦選舉,他們將成為以色列的“人質”:哈馬斯再以自殺炸彈攻擊猶太人,就意味着為自己公開活動的政治領袖寫訃告。這大概正是沙隆的目的。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帶之後,沙隆第一要防止的,就是哈馬斯的接管。 只要另建面子乾淨的組織,就可以推出談判對象,這是第二條。 而談判要有成效,最關鍵的第三條,還是要有能力控制恐怖活動。北愛爾蘭各派之所以能在1998年達成“殉難日協議”,共建自治政府,這幾年歪歪斜斜也能大致走過來,關鍵是新芬黨承諾北愛爾蘭共和軍將放棄暴力手段後,他們的軍事一翼雖然在交出武器時很不爽快,但確實中止了恐怖活動。 從上述三條看阿拉法特,第一條毫無問題,阿拉法特做得非常成功。自從1974年贏得阿拉伯聯盟承認他為巴勒斯坦人代表之後(同年阿拉法特首次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他至死都保持着這一地位。甚至可以說阿拉法特做得太成功了,人們現在擔心他後繼無人,引發內亂。從這一條看,巴解的恐怖活動並沒有給阿拉法特帶來不可挽回的政治損失。相反,恐怖活動引起了廣泛注意,將以巴衝突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而在1967年之前,當巴解只是相當於埃及軍隊的一部份,參與正規軍事行動而不是獨立的恐怖活動時,世界上還真沒幾個人關心他們的事業。 關於第二條,阿拉法特在1988年宣布放棄恐怖暴力,隨後又與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拉賓締結了奧斯陸和平協議,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巴解在西方也算“漂白”了。2000年9月,沙隆參觀耶路撒冷聖殿山的阿克薩清真寺,以巴衝突再起。這回阿拉法特學聰明了,他另外組建了一支以年青人為主的“阿克薩烈士旅”,讓他們去搞恐怖活動,自己仍然算是政治一翼。可惜他碰上了一個美國牛仔總統小布什,不是克林頓那樣比較講究政治手腕的。而且9·11之後,國際氣氛也不同了。沙隆把襲擊阿拉法特總部時找到的此公批錢給“阿克薩烈士旅”的手令往布什面前一放,布什就當阿拉法特恐怖分子,宣布美國不再和他打交道(從布萊爾引用的克林頓說法來看,兩布對此有分歧)。 但最關鍵的還是第三條。阿拉法特可以控制“阿克薩烈士旅”的活動,在遭到沙隆強力反擊後,讓他們宣布不再襲擊以色列本土;但他控制不了哈馬斯。每當談判有所進展,哈馬斯就送幾個自殺炸彈,顛覆和平進程。阿拉法特曾經對來訪的西方記者說,哈馬斯背後有伊朗和敘利亞支持,言下之意他難以對付。這就要說到阿拉法特的悲劇性轉折了。1990年薩達姆·侯賽因吞併科威特時,阿拉法特逆國際潮流而動,表態支持伊拉克。當國際社會要求薩達姆撤出時,薩達姆提出了所謂的“伊拉克-巴勒斯坦聯鎖”:如果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他就撤出科威特。當時,阿拉法特被沙隆趕到了北非的突尼斯。他大概覺得這是一個打回巴勒斯坦的機會。但薩達姆是伊朗的死敵,和敘利亞也是爭奪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領導權的對頭,阿拉法特這一表態,就把兩國都得罪了。待到阿拉法特返回巴勒斯坦,這兩國不支持他卻把錢和物質暗中交付哈馬斯,雖然巴解是公認的巴勒斯坦“唯一代表”。 積累了半世紀的以巴衝突,牽涉到太多國家的面子和利益,成了國際政治第一“老大難”。很多論者認為,這一問題的唯一解決辦法,是西方國家和穆斯林國家、特別是阿拉伯國家達成共識,合組聯軍將兩方強行分開。這意味着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從這一角度看,阿拉法特未能控制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動,也是可以理解的。單是組成一個巴勒斯坦周圍穆斯林國家的統一戰線——不是口頭上有共同目標,而是行動上也能互相協調——就已經超出阿拉法特能力之外。以色列和西方國家實行現代政治,在一定條件下,他們可以容納阿拉法特,而不管他的過去。西方左派更是視阿拉法特為英雄。但是,在巴勒斯坦周圍的國家中,私人好惡仍是重要政治因素。阿拉法特走錯一步,他們就不肯饒恕。對阿拉法特的死,真正冷淡的,不是美國而是伊朗。伊朗雖然派了外交部長參加他的葬禮,但官方報紙上都是負面評價。最高精神領袖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則一言不發。(阿拉法特和伊朗的關係,是一段有趣的故事,限於篇幅,這裡不談。) 在布什和布萊爾召開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布什說:他希望以巴衝突能在他的第二任內結束,他覺得這是可能的。阿拉法特之死,或許開放了一個談判新機會,但是,當我們以所有涉及到的國家所組成的這張大棋盤來計數時,中東的和平進程實在無法令人樂觀。 〔2004年11月15日〕 ——世紀中國(11/17/2004 3:24)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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