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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與張維迎式的“劫貧濟富發展觀”
送交者: 邵道生 2004年11月18日20:39:4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一)我與張維迎先生實在是“今世無冤,前世無仇”的啊!

  寫爭鳴文章,往往會被人懷疑寫作動機,這由中國的“國情”所決定。

  所以,對我在人民網發表的《鄧小平、張維迎“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這篇文章,一位張維迎的支持者作了這樣的發問:“……懷疑你到底是在為人民說話還是在發泄私憤?”

  那麼,究竟自己“是在為人民說話還是在發泄私憤呢?”我不想趁機拔高自己,但是至少“發泄私憤”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我與張維迎先生研究的是不同的領域學問,過去連面都未曾見過,甚至還可以不好意思地說,在“郎顧之爭”之前,儘管張維迎先生在中國那麼有名,我真還不知道有這個人存在(本人的孤陋寡聞所致),可以說得上“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真的是一點“私憤”都沒有,也就談不上“發泄”兩字。

  那麼,我又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表對張先生的“攻擊性文章”呢?實在是出於以下這一點:以張先生為代表的一批“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所起的危害作用實在是太大了,然而,中國的一些地方權力者不僅沒有看到這一點,反而待如上賓、言聽計從,將他們當作“神”一樣敬着、供着,將他們的“理論”作為依據,作為行動的指南,一味蠻幹,因而使本地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使本地社會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一旦哪個地方的決策採納了他的“理論”,“多數民眾會陷入痛苦”(一網友語),致使本地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凸顯”……必須認識到這一點,中國社會當今之所稱的“矛盾凸顯期”實乃是地方“矛盾凸顯”之“總和”,弄得不好真是“要出大問題”的。

  至於我參於進這一場“戰鬥”的理由,就自己主觀動機來說,實是只想去“晃動一下”像張維迎那樣“主流經濟學家”的“主流地位”而已,因為憑自己的“話語權”之地位,將其從“主流經濟學家”拉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至於借用諸如雲淡水暖先生“乏????”之類比較刻薄、難聽的話,也是為“晃動一下”這個目的服務的,根本談不上什麼“發泄私憤”,所以,這是“多餘的質疑”。

  (二)在中國,能對張維迎式的“主流經濟學家”進行“大說特說”、“大罵特罵”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一位網友對我的《鄧小平、張維迎“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的評價是:“最大的悲劇在於不知真相而大說特說”,另一位網友的跟貼是:“他們是在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況下大罵特罵……”

  “評”的倒是挺“損”的,然而卻又有故弄玄虛之感。

  坦率地說,本人並不是學經濟學出身,深奧的經濟洋理論真還不太懂,然而有一個“基本點”還是能掌握的:即當一個“改革措施”(或“經濟發展措施”)損害了千百萬老百姓的基本利益,並造成民怨時,作為研究社會問題的學者就有權去責問這種“改革措施”(或“經濟發展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就有權要為探知“真正的真相”而“大說特說”,就有權對這種損害了千百萬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的所作所為去“大罵特罵”。正因為過去為探知“真正的真相”而“大說特說”的人太少了,為損害了千百萬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的所作所為去“大罵特罵”的人太少了,“話語權”都被掌握在像張維迎那樣“主流經濟學家”的手中,輿論不僅“一邊倒”而且還“一個調”,因而包括有權人在內的國民對“真相”真還不知道,對潛伏着的“危機”真還不清楚,因而“社會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厲害,也就越來越“凸顯”。

  而且當我看了IP:218.7.133. ★網友所說的我國領導人的一些話,我的“大說特說”和“大罵特罵”的理由就更充分了。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各項工作要以“群眾滿意不滿意,群眾答應不答應,群眾支持不支持”作為判斷標準;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明確要求“全黨同志要始終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根本觀點,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深入群眾,深入基層,傾聽群眾呼聲,反映群眾意願,集中群眾智慧,使各項決策和工作符合實際和群眾要求”;胡錦濤同志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把廣大群眾是否贊成、是否受益作為決策和工作的重要依據,緊緊抓住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問題,使我們的各項決策和工作真正體現群眾的願望、符合群眾的利益,不斷使群眾從經濟社會發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

  所以,只要是為了“千百萬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就必須要去“大說特說”,就必須要去“大罵特罵”。

  (三)其實,像張維迎那樣“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發展理論”,說到厎,也不過是一種“劫貧濟富”的“發展理論”。

  過去,我曾將張維迎那樣“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發展理論”看得非常深奧、神秘,然而在多讀了幾篇以後,覺得其實也沒什麼,說到厎,它就是一種“劫貧濟富”的“經濟發展理論”。

  我這樣說是不是憑空扣帽子?非也。

  譬如,在國企改制中,那個主宰着一些地方改制的主導理論——“必須犧牲3000萬老工人利益”的“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從其本質上來說就是一個“劫貧濟富”的東西。世界上改制的國家有不少,不知有沒有一個國家一下子憑空就產生了幾百萬、成千萬“下崗工人”的“改制”的?我始終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我們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有什麼權利讓3000萬“4050”代工人下崗成失業工人?這樣的剝奪實際上是一種“違憲式剝奪”啊!此外,我還有一個問題想不通,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口口聲聲地說,3000萬“4050”代工人下崗成失業工人是缺乏競爭力的結果,果真如此乎?!非也!他們的下崗完全是被權力剝奪的結果,因為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一個改制單位是通過“自由競爭”的方式決定誰應該下崗或不下崗的。我倒是看到了這樣嚴酷的事實:在一些地方國企的“改制”中產生了一批又一批“暴發戶式的權力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產生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是怎麼產生的?很簡單,是一些地方將“必須犧牲3000萬老工人利益”的“代價論”作為指導行動思想的“掠奪式改制”結果,還必須指出的是這些鼓吹“必須犧牲3000萬老工人利益”的“代價論”的“前衛經濟學家”從其一開始就根本沒有考慮對“三千萬職工利益受損的補償機制”,而將利益受損的“下崗工人”統統推到社會上,於是,一些原來本來有工作權、生活溫飽問題基本上還不成問題的“4050代”就越來越窮,甚至連基本生活都成了問題,用他們的話來說新的“三座大山”——“看病、買房和孩子上大學”——已經“壓”在他們的頭上……

  譬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興起的、經久不衰的“農村圈地運動”,開發區風起雲湧,經濟亦着實發展了不少,然而其中的問題呢?依我看,在一些地方的“農村圈地運動”也是“劫貧濟富”帶有“掠奪”性質的。從現在暴露出來的一些案件來看,無權無勢的農民得不到應有的補償,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少得可憐的“圈地費”(有的地方光剩一張白條,基本上屬“零轉讓”)就打發走了,於是成百萬的“無業農民”湧向了城市,湧向了社會,成為一個令人擔心的“不穩定因素”,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地方由“權力者”和“開發商”們結成的“圈地同盟”卻大發特發地發了起來。什麼叫“兩極分化”?很簡單,“農村圈地運動”的惡果就是劇化了整個社會的“兩極分化”,誰成為這場“農村圈地運動”的“受害者?一是農民,二是國家(土地資源是國家的)。“農村圈地運動”的實質是“劫農濟富”啊!

  再譬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興起的、此起彼伏的“城市拆遷運動”,其中的問題實在是不少啊!譬如說,在今年年初社會很為關注的“嘉禾暴力拆遷”,其實質是什麼?就是權力者試圖通過“劫貧濟富”的這種“掠奪式拆遷”來“發展”當地的地方經濟。如在嘉禾,原來的標準價地價應該是每平方米808元,但是當時嘉禾權力者對“開發商”的“優惠價”實際是每平米30元;經過專家的計算,像這麼大的一個項目,國家收稅要達到千萬以上,但是,當時嘉禾權力者對“開發商”的房地產開發項目稅收包幹徵收50萬元。當時嘉禾權力者對“開發商”的確是“親得很”——“濟富”,而對普通老百姓的態度呢?卻是“厲害”得很那——“劫貧”!

  ……

  說那麼多幹什麼?張維迎們的關於“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完全是一句????,它根本解決不了鄧小平同志晚年關心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問題。現在一些地方的經濟比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如何?經濟無疑是“發展”了,然而它卻濃濃地烙上了“劫貧濟富”的痕跡,因而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所以,它決不是真正的、科學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為什麼當今社會的“黃金髮展期”中有那麼多的“矛盾”在“凸現”呢?為什麼鄧小平同志晚年還在擔心“將來要出大問題”呢?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有良知的學者在擔心2010年是一個“坎”、處理得不好有可能要“出大問題”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一些地方,領導聽信了以張維迎為代表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一種主張犧牲“公平”求“效率”的、以“劫貧濟富”的方式求得所謂“發展”的錯誤發展觀。

  (四)“社會主義社會更要高舉公正與平等的旗幟”!

  這是雲南大學馬列主義教研部張巨成教授在看了我的《鄧小平、張維迎“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一文後發表的留言,我就將它作為我文章中的一個“小標題”。

  張巨成教授指出:“在現實的中國的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1978年,我國的基尼係數是0.16,這個數值在當時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我國的基尼係數上升到0.38,1994年,我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到0.43,突破了國際警戒線0.40的標準, 也超過了美、英等西方國家的基尼係數。1995年,我國的基尼係數進一步上升到0.45。目前我國的基尼係數已超過0.45。中國城鎮家庭最高20%收入戶與最低20%收入戶年人均收入差距,從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擴大為1998年的9.6倍。中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中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占總調查量20%的高收入者擁有相當於42.5%的財富。同時,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由1978年的2.36比1擴大到2000年的2.79比1。若按可支配收入計算,城鄉差距為3比1;若只考慮貨幣收入,差距就是4比1;若考慮城鎮居民的各種福利補貼,差距就是5-6比1。”……

  他在文章中列舉的數據很是發人省醒的,再一次證明鄧小平說的“如果這樣長期下去,將來要發生大問題”的確是現實的重大問題,所以像張維迎先生鼓吹的只“通過改革,創造財富”而不“採取各種方法,各種手段,各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兩極分化”問題是無論如何不行的。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採取各種方法,各種手段,各種方案”呢?

  第一,很重要的一條是充分揭露、批判像張維迎那樣“主流經濟學家”的“劫貧濟富”的“經濟發展理論”,讓人們(包括當權人)充分認識這種“發展理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危害性,不讓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繼續成為“主流經濟學家”,將“話語權”真正掌握在掌握科學發展觀念的理論家手中,掌握在廣大老百姓的手中。

  第二,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反腐敗也可以說是一場真正的“劫‘富’(腐)濟貧”、“劫‘富’(腐)濟民”、“劫‘富’(腐)濟國”的鬥爭,狠狠打擊依靠權錢交易的貪官和為富不仁的奷商,徹底清算他們在過去國企改制中的腐敗、“農村圈地運動”中的腐敗和城市拆遷中的腐敗,讓他們傾家蕩產、名譽掃地,將他們通過“劫貧濟富”手段獲得的巨額財產(包括“巨額不名財產”)還給老百姓,還給社會,還給國家。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之後,中紀委採取了一個又一個的反腐措施,已經有力地打擊了這種“劫貧濟富”的“發展經濟”的腐敗行為。

  第三,要在全社會花大力氣落實國務院提出的“四個糾正”:要堅決糾正土地徵用中侵害農民利益的問題;堅決糾正城鎮拆遷中侵害居民利益的問題;堅決糾正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中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問題;堅決糾正拖欠和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國務院的這“四個糾正”的實質是什麼?就是對張維迎式的這種“劫貧濟富”的“經濟發展觀”的糾正。其實,進入新世紀後尤其是近年來胡溫新政的一系列措施已經展開了強有力的“糾偏行動”,為此,國務院所屬的各個相關部委(如審計署、國資委、國土資源部、建設部等等)出台了(還將繼續出台)一系列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文件和措施,只是還需要加大落實的力度而已。

  第四,高層領導必須到基層去認真調查研究基層發生的實際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到基層轉了一轉,就發現,當前一些企業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嚴重。很多用人單位不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一些企業隨意解除勞動合同,隨意裁員。一些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忽視對職工權益的維護,對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不經職代會審議通過,不按規定發放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因而在這次人大常委會上提出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改制為非國有企業的方案,必須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充分聽取職工意見”的議案來。說明什麼?說明過去的非國有企業的改制,企業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很是嚴重的,不經過“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充分聽取職工意見”的“劫貧濟富”式的改制實在太多了。IP210.26.57. ★網友說得很是語重心長:“企業的下崗職工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它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歷史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我想起了彭德懷自述中記載的李德錯誤的指揮軍事,把共產黨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軍隊,給消耗掉,他說:‘你這是崽賣爺田不心寒’。我們欠下了一筆歷史帳,一筆真正的民心帳啊。”我們決不能重犯當年李德的錯誤!

  第五:其它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劫富濟貧”,如儘快與國際接軌,進行個人的所得稅的調節,開徵遺產稅等等,這些就是經濟學家的任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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