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讓高崗查劉少奇檔案"一說辨析

作者：戴茂林

“毛澤東在1953年讓高崗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情況”的敘述錯誤。

“高崗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發生的第一場嚴重的黨內鬥爭。近年來，隨着一些與“高崗事件”有關人員撰寫的回憶錄公開出版，一些重要史實得以進一步澄清，但一些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其中之一就是所謂的“查檔事件”。

張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以下簡稱《我的八十五年》)中寫道：1953年初，高崗奉毛澤東之命查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瀋陽)被捕的情況[1](以下簡稱“查檔事件”)。2008年7月，趙家梁、張曉霽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2]一書中再次提到了這次“查檔事件”。

張秀山是西北革命根據地和東北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1953年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副書記，主管組織工作;趙家梁從1952年起任高崗秘書，張曉霽是原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的女兒，所以他們在回憶錄中記述的這起“查檔事件”產生了很大影響，各種議論和傳言至今不斷，一些較有影響的黨史學者也把此事作為確鑿的證據加以引用。由此可見，研究“高崗事件”無法迴避也不應該無視這一事件。

最早提及“查檔事件”的是高崗的夫人李力群，但由於她只是在私下裡同來訪者談及此事，並未公開見諸文字，所以並未產生大的影響。公開論述“查檔事件”的是張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其中在講到1954年3月召開的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時寫道：

在一次談話中，羅瑞卿突然問我：你們查看劉少奇的檔案是什麼目的?我聽後感到很不對頭，便對他說：這件事我建議你核實一下。

我說：1953年初，高崗對我說，毛主席讓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要我去組織落實。我當時問高崗這件事跟其他人說過沒有，他說跟陳雲說過。我又問他，東北呢?他說沒有。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之後，我在東北局組織部布置工作時，將審查幹部工作分成兩個組，一個組查現實表現;一個組查閱敵偽檔案，查閱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這件事即使是後來任組織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1]

繼而提到“查檔事件”的是趙家梁、張曉霽，他們以“絕密任務”為題寫到：

1953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交給高崗一個絕密任務：命他親自去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了解20年代劉少奇在奉天(瀋陽)被捕後的表現。

毛澤東將如此絕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給高崗，足以說明他對高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崗離開毛澤東，直接到陳雲那裡，把事情告訴他，並談了自己的看法：看來，毛主席與劉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而是對少奇的革命品質產生了懷疑。這可是事關黨和國家的大事呀。他由此認為，劉少奇是黨內的“危險人物”。

陳雲沉思片刻，說：“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結論，等調查清楚再說吧。在事情沒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隨便到處亂講!”

高崗點頭稱是。[2]

從上述兩書中關於“查檔事件”的描述可以看出，雖然張秀山以親歷者的身份談了來龍去脈，趙家梁甚至還描述了高崗與陳雲之間的詳細對話，但是他們的敘述留下了諸多疑問，彼此之間的說法也有矛盾。

張秀山敘述中的兩點疑問是：第一，為什麼要強調“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既然“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為什麼要在秘書在場時說如此重大、敏感的事情?第二，東北局組織部部長郭峰是否知道查閱敵偽檔案之事及其目的?郭峰1952年7月到東北局任組織部副部長，9月任東北局委員，1953年4月接替張秀山任東北局組織部部長，組織部的具體工作由郭峰負責。

趙家梁敘述中的兩點疑問是：第一，趙家梁雖然在書中把“查檔事件”說成是“絕密任務”，但他在書中並沒有交代這項“絕密任務”他是如何知道的，高崗與陳雲之間的大段對話他是如何得知的。第二，既然是“毛澤東交給高崗一個絕密任務，命他親自去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高崗為什麼不親自去辦，而是把如此重大的絕密任務“交給張秀山去辦”?只有把這些問題都搞清楚了，才能回答毛澤東是否向高崗交代過此事以及高崗是否向張秀山交代過此事。

按照張秀山的回憶，高崗是1953年初讓他去查劉少奇的有關檔案的，此時高崗的秘書是趙家梁。張秀山在回憶中明確說高崗向他交代此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但趙家梁卻從未說過自己當時在場。既然不在場，趙家梁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2000年1月25日，筆者在趙家梁的家中專門就“查檔事件”進行了訪問：“毛澤東讓高崗查劉少奇檔案一事你有何依據?”趙家梁回答說：“我是在高崗管教期間聽高崗向管教組講的。郭峰可能知道。當時高崗交給張秀山辦理，結果我不知道。”2000年1月25日筆者訪問趙家梁的談話記錄。趙家梁的回答雖然簡單，但從中卻可以讓我們澄清一個重要問題，即張秀山回憶中所說的“高崗秘書在場”並不準確。按照趙家梁自己的說法，他是在高崗被管教時才聽高崗談起此事。

不過，趙家梁的回答讓我們搞清了一個問題卻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郭峰是否知道此事?接下來的調查表明，趙家梁認為郭峰可能知道，而實際上郭峰明確表態自己並不知道。

2000年2月17日，筆者專門就此事請教了郭峰，郭峰迴答說：

1952年普遍查閱敵偽檔案確有其事，我1952年7月1日到東北局組織部報到時此項工作已經開始了。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中央發現中國駐蘇大使館參贊張冠有叛變嫌疑，要求東北局負責查清楚。當時東北局紀委張子衡同志主抓，李正亭具體負責。此事我沒有參與，但知道最後材料證明張冠確有叛變行為，調離駐蘇使館不再任參贊。

事後，我們認為幹部中有許多同志在做地下工作時有過被捕的經歷，有許多歷史問題需要審查。比如，遼東省公安局長孫雨泰等。因此我們就組織了一個班子，由李正亭同志負責，下面分幾個組，李純六帶一個，劉華帶一個組，好像組織部幹部處一個副處長帶一個組。在清理滿洲省委檔案時發現當時曾多次開會批判劉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但並沒有發現劉少奇有任何問題。李純六則認為劉少猷就是劉少奇，文件里是筆誤，主張把二人合為一個人。他請示我要把劉少猷改為劉少奇。我認為沒有依據沒有同意。他在這之前也多次找李正亭，但由於我不同意最後還是沒改成。

高崗事件發生後，李純六揭發說，高崗為反劉少奇，給劉少奇栽贓，在查滿洲省委檔案時布置郭峰把劉少猷改為劉少奇。當時我已經下放到大連，又派人去找我談此事。

“文化大革命”時期，李純六又揭發說，當年我們審查劉少奇在滿洲省委時的檔案郭峰不讓審查，弄得我又寫材料證明這件事的真相。

當時清理的檔案有滿洲省委的，有日偽的，也有從中央調來的一部分。共整理了12卷，給中組部、中央檔案館等後，東北共留5份，東北局書記人手1份，組織部1份，我手原有1份，“文化大革命”時都交了。

1952年清理檔案事基本情況就是如此，但我從未聽說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沒聽過是高崗作的布置，張秀山也沒給我講過，張秀山是否個別進行過?但我覺得我管這件事，有動作的話一定能知道。李純六盯着劉少奇不放能否與此事有關?我覺得可能性不大。2000年2月17日戴茂林、趙曉光訪問郭峰的談話記錄。

郭峰談話中提到的幾個問題是需要特殊強調的：第一，東北局組織部普遍查閱敵偽檔案確有其事，但不是張秀山和趙家梁說的1953年初或春夏之交，而是1952年7月之前。第二，這次查檔工作的起因是中央發現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張冠有叛變嫌疑，要求東北局負責查清楚。第三，在清理滿洲省委檔案時發現當時曾多次開會批判劉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並沒有發現劉少奇有任何問題，但參與此項工作的李純六則認為劉少猷就是劉少奇。第四，郭峰明確說：“我從未聽說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沒聽過是高崗作的布置，張秀山也沒給我講過”。

郭峰談話中提出的這幾個問題非常重要，但事隔近半個世紀，郭峰的回憶是否準確?哪些材料能夠給予佐證呢?

說起1952年東北局清理敵偽檔案的緣由，還得從郭峰在“高崗事件”後的遭遇講起。“高崗事件”發生後，郭峰被打成高崗“五虎上將”中的一員，下放到了位於大連地區的旅大地方國營機械五金總廠，任第二副廠長。1959年初，郭峰被調到大連市計委工作，1962年7月又被調到遼寧省財貿辦公室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郭峰於1967年再度被打倒。1968年2月13日，郭峰撰寫了一份《關於清理敵偽檔案問題》的交代材料。這份材料有4000多字，密密麻麻地用鋼筆寫在稿紙的背面，共有七張，詳細地敘述了1952年東北局清理敵偽檔案的由來。

這份難得保存下來的材料共分四個部分：

(一)清理敵偽檔案問題的提出是中央組織部指示審查張冠問題引起的。由於在工作中發現很多有關幹部歷史問題的檔案材料和有關滿洲黨史的資料，因此當時幹部處同志和工作組同志提議把這一工作範圍擴大，增派人力來搞。我當時同意，積極支持，直到這一工作結束我都是重視的。我為什麼對這件事積極、重視?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沒有。老實地說沒有。因為當時我只是想到這一工作是組織工作一項基本建設工作，對於今後審查幹部和研究滿洲黨史都是有重要意義的。當時在這個工作上完全沒有想去搞劉少奇什麼問題。是否想到搞敵偽檔案與自己歷史問題的關係?這是想到了的。當時我的思想上是毫無顧慮的，因為我當時認為，我1933年被捕入獄、出獄是沒有大問題的，有些問題我在1943年整風審幹時都作了交代，都是真實的。在清理敵偽檔案中如能清理到與我有關的檔案，只能證實我的情況和我過去的交代，對於弄清我的問題有好處，所以當時我是認真積極支持來搞好的。

清理敵偽檔案的工作是1952年八九月間開始到1953年四五月或五六月結束的，為什麼結束?主要是由於當時審查張冠的任務已經完成，弄清了張冠是叛變投敵分子。當時收集有關幹部歷史問題敵偽檔案材料也差不多了。當時在瀋陽、哈爾濱、大連、長春以及撫順、丹東、錦州、吉林都進行了工作。據工作組同志說，有些材料不全，但能查找的地方均查過了再也查不到了，因此決定進行整理，結束這一工作……

(二)在清理敵偽檔案過程中我是怎樣抓這一工作的，有無非法活動?我對這一工作是重視的、積極支持的，但是我當時並沒有直接的具體抓這一工作，也就是說沒有直接參與審閱材料或參加研究材料，也沒有具體指導如何整理材料等等工作。當時具體管這一工作的是李純六(當時是紀委會的一個副處長)，在組織部責成幹部處管，主要是由當時幹部處處長李正亭管。有些工作問題李純六與李正亭商量決定，他們決定不了的找我解決。以後工作範圍擴大，人數增多，工作大致分兩大部分。一部分黨史資料部分由李純六側重負責，一部分幹部歷史問題檔案材料由劉華(幹部處一科長，現在何處，不知)、李正亭管。他們有問題，有時分別找我談，有時一起碰頭談……

(三)清理敵偽檔案的結果，曾經編輯成冊的材料有兩大部分，也是兩種。一是關於滿洲黨史資料匯編，一是有關幹部歷史問題敵偽檔案材料匯編。(這兩個材料名稱，記不很準確，大體是這樣兩種性質的)

關於滿洲黨史資料匯編是由李純六負責編輯的。編完，打印匯編成冊，共裝訂十三冊。這個材料我看過，大約是在五三年上半年或是五三年春節前後記不清楚(總之是已經整理裝訂成冊之後)……

關於另一個材料即關於幹部歷史問題敵偽檔案材料匯編，這是當時東北局組織部幹部處最後匯編成冊的。是在清理檔案過程中按人按每一個案件整理、打印編輯的材料。在整理過程中，凡涉及屬於省市委管的幹部均把每個幹部的單項材料或專案材料轉給有關省市委，東北區、外省的抄到中央組織部，東北局管的幹部留在東北局組織部。在後期幹部處把各個專案或有關每個高級幹部的有關材料匯編成冊，留在東北局組織部幹部處，以便查找使用。裝訂多少冊，我記不清了。這個材料我也看過，也是在最後裝訂成冊後，時間較晚，是在1954年一二月間我才看到的……

(四)清理敵偽檔案過程中是否有過銷毀檔案的問題?對於這批檔案材料是怎樣處理的?關於清理出來的大批敵偽檔案原材料，當時沒有轉送給各省市。我記得李正亭提出過裝箱保存起來以備將來用時，便於查找。當時我同意這樣辦。當時我的印象里大部分存瀋陽東北局組織部幹部處，一部分在哈爾濱搞的材料，似乎未拿回來存在哈爾濱市。當時，一直到1954年3月，從未做過銷毀這批敵偽檔案的決定。我也未接到中央任何部門、任何人指示，要銷毀這批檔案……

以上就是有關清理敵偽檔案問題與我個人關係的全部情況。郭峰：《關於清理敵偽檔案問題》，1968年2月13日。

這份寫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交代材料，對於我們解開本文提出的歷史謎團極為重要。不過，雖然這份交代材料可信度很高，但就史學考證而言，一個人的敘述終究還是孤證，還有哪些原始文獻能夠證實郭峰說法的準確性呢?

存於公安部辦公廳檔案處總號128、類號4-3的檔案材料，不但可以證明郭峰所講的這次清理敵偽檔案工作確實進行了，而且還可以證明清理的結果確實是把有關文件整理成冊，一部分編成了《滿洲黨史資料》。只不過《滿洲黨史資料》不是郭峰1968年講的13冊，也不是他後來講的12冊，而是14冊。

這份滿洲黨史資料文件就是李純六負責整理的14冊《滿洲黨史資料》中的一件。文件的前面有李純六寫的這樣一段話：“此譯稿未經審核，用時還要與原日文對照審核始可。如其中有已編入十四集參考資料內者，則以參考資料所載之為準。”這份檔案的前言是1952年10月東北局組織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聯合調查組寫的：

我們收集了一部分日寇關於我們黨和抗聯的案卷，為了工作的需要和參考的便利，我們臨時邀請幾位同志來加以翻譯。因為案卷頗多，時間又較匆促，他們既非專做翻譯工作的人員，所譯案卷又不同於一般書報，因此在譯稿中詞不達意甚至誤譯之處，在所難免;而我們又因工作較忙，且有原卷可供參考，故未暇在譯稿上詳加校閱。希望閱讀譯稿的同志，如有不明之處或發現有誤譯者，除以我們的正式報告為準外，可參考原卷。

東北局組織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聯合調查組

1952年10月

這份材料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東北局在1952年進行了清理敵偽檔案工作，而且還讓我們知道了這項工作是以“東北局組織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聯合調查組”的名義進行的。把這份當年的原始記載與郭峰在1968年2月13日寫的那份交代材料以及2000年的談話內容結合起來，我們不難回答上述幾個疑問：

第一，東北局開始清理敵偽檔案的工作應在1952年7月前。雖然郭峰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中說這項工作始於1952年八九月間，但從後來的談話中可知，郭峰對於自己是1952年7月1日去東北局組織部報到的印象深刻，而且他記得這項工作在他去之前已經開始了。

第二，東北局之所以開展此項工作，是因為中央組織部發現中國駐蘇大使館參贊張冠有叛變嫌疑，所以要求東北局負責查清楚張冠的問題。東北局在審查張冠問題的過程中發現還有一些幹部的歷史問題也需要審查，所以才搞了這次清理敵偽檔案工作。

第三，這次清理敵偽檔案雖然分成了幾個組，但實際上是以“東北局組織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聯合調查組”的名義進行的。調查的結果是編輯成冊了兩部分材料：一是關於滿洲黨史資料匯編，一是有關幹部歷史問題敵偽檔案材料匯編。

第四，雖然這次清理敵偽檔案工作並不是為劉少奇而來，“當時在這個工作上完全沒有想去搞劉少奇什麼問題”，但在清理滿洲省委檔案的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工作人員把劉少猷當成劉少奇的事情。

不過，這裡有一個細節郭峰可能並不清楚，就是李純六不但找過李正亭和他，要把劉少猷改為劉少奇，而且還向張秀山匯報過此事。

據參與了此項工作的黎明回憶：“查敵檔的事，最早是1952年、1953年，不知為什麼查檔案，一部分是一般幹部的，一部分是敵偽檔案。我當時在組織部，不願介入敵偽檔案，就去查一般檔案。李純六去查的敵偽檔案。此人可壞了，姦污婦女，去哈爾濱出差，又到百貨公司去摳人家女同志手心。這麼個人，原是一個縣的公安局長，提到組織部的。他發現一個叫劉少猷的，硬說是劉少奇，就改了檔案，向張秀山匯報，張信用他。這件事我最清楚。”2000年1月7日張曉霽訪問黎明的談話記錄。

至於李純六為什麼會把劉少猷說成了劉少奇，則需要從更為遙遠的滿洲省委講起。

根據郭峰1968年的交代和2000年的回憶以及黎明的回憶，我們可知，當年東北局組織部在清理敵偽檔案的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工作人員誤把劉少猷與劉少奇混同為一個人的事情。這件事情之所以發生，固然有二者名字僅有一字之差的因素，但更為主要的原因是二人曾前後任滿洲省委書記。

中共滿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至1936年1月撤銷，8年多的時間裡共有13位書記，其中第三任書記是劉少猷，第四任書記就是劉少奇。

劉少猷生於1902年，雲南省彝良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書記、閘北區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等職，1928年12月被中央派赴東北參加滿洲省委工作。但他與夫人到瀋陽後，剛與滿洲省委接上關係，滿洲省委就遭到了破壞。在這種特殊的時刻，劉少猷及時向中央匯報了滿洲省委被破壞的情況，並於1929年1月在瀋陽主持成立了中共滿洲臨時省委，自任書記兼軍委書記。2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省委，任命王立功為省委書記，但由於王立功正患肺病在上海治療，所以同時任命劉少猷為代理省委書記。

劉少猷負責滿洲省委期間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王立功於1929年3月回到瀋陽後，對劉少猷的工作不滿，二人隔閡日深。1929年4月15日，中央調劉少猷回上海。5月28日，王立功等以中共滿洲省委的名義給中央寫了一封關於劉少猷問題的信，對劉少猷進行了全面否定。信中還開列了劉少猷的三大罪狀：一是“根本觀念的動搖”，二是“工作情緒的消極及生活表現的官僚化”，三是“經濟管理及支配”方面的一系列具體問題，並提出“希望中央對他能有相當的處分，至少也須要查看幾年”。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黑龍江省檔案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9年3月至1929年10月)》，第133頁。

鑑於滿洲省委的這種狀況，1929年6月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時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書記的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和夫人何寶珍於7月14日輾轉到達瀋陽後，很快就開創了滿洲省委工作的新局面。

由於劉少猷於1930年7月即在雲南被軍閥殺害，年僅28歲，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知道劉少猷的人很少，以至於在清理滿洲省委檔案時，發生了李純六認為劉少猷就是劉少奇的事情。雖然由於郭峰等人的堅持，當時沒有把劉少猷改為劉少奇，但還是為後來留下了一系列的隱患。

通過上述材料可以搞清楚，雖然當時在清理敵偽檔案時有人把劉少猷當成了劉少奇，但劉少猷在滿洲省委工作期間並沒有被捕，此事與查閱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事件並無關聯。

搞清了東北局查閱敵偽檔案事件的來龍去脈，還不等於解開了毛澤東是否讓高崗去查閱敵偽檔案中劉少奇被捕情況的謎團。《我的八十五年》是以張秀山回憶錄的形式問世的，只有搞清《我的八十五年》中關於“查檔事件”敘述的原委，才能解開“查檔事件”的謎團。

張秀山1911年7月18日生於陝西省神木縣，從1930年起就與高崗戰鬥在一起，共同參加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解放戰爭爆發後，張秀山來到東北，先後任中共松江省工委書記兼松江軍區政委、遼寧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等重要職務。1952年8月，張秀山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副書記，成為僅次於高崗、林楓的東北局第三把手。“高崗事件”發生後，張秀山被打成“高崗反黨宗派”的核心成員，於1954年12月被下放到遼寧省盤山機械農場任副場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張秀山被任命為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研究中心顧問、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專職委員，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我的八十五年》的後記在回顧這本書產生過程時說：“20世紀80年代初，在一些老同志和家人的一再催促下，父親開始口述他的經歷，當時擔任父親秘書的孫普希，不辭辛苦整理出了近10萬字的《我的回憶》初稿。”“在父親去世後，很多叔叔一再叮囑我們：你父親一生很不容易，你們一定要把他的回憶整理好啊!”“我們按照父親的回憶，根據他對我們講述的歷史事件和他留存的資料作了整理和補充，對父親回憶中的一些重要史實，按照他的囑託，查對了有關歷史文獻和老同志們的著述，進行了校對，並加了注釋……我們給這本書加了一個能反映他大部分經歷的題目——《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這就是父親這本書產生的過程。”[1](pp��442～443)

從後記中的這段敘述我們得知，《我的八十五年》這本書的初稿是近10萬字的《我的回憶》，40多萬字的《我的八十五年》是張秀山去世後，兒女們根據他的回憶並參考了相關資料整理而成的。那麼張秀山在世時完稿的《我的回憶》是否有對“查檔事件”的敘述呢?

《我的回憶》是1989年4月完稿的。筆者查閱了這本油印的小冊子，發現書稿中雖然比較詳細地講述了七屆四中全會後召開的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的一些情況，但並沒有張秀山與羅瑞卿的對話，書中隻字未提“查檔事件”。

2002年7月15日，郭峰讓他的秘書給筆者送來了張秀山的家屬整理的張秀山回憶錄，當時的書名叫《塵封的歷史》。這份書稿中關於“查檔事件”的敘述如下：

羅瑞卿在與張秀山的一次談話中，突然問道：“你們查看少奇同志的檔案是什麼目的?”這個話使張秀山終生記憶猶新。多年後當張秀山再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我聽後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便對他說：‘羅部長，這件事我建議你同毛主席核實一下。去年春天，高崗同我說，毛主席讓看瀋陽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瀋陽)被捕的情況。高崗要我去組織落實。’我問他這件事給別人說過沒有，他說跟陳雲同志說過。我又問他，東北呢?他說沒有。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之後，我是布置給郭峰去辦的，我要求郭峰要嚴格保密，查閱的對象不要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查看後的情況，要嚴加保密。郭峰也是這樣去辦的。至今在東北局內沒有他人知道這件事。”

從這段敘述中可知，2002年時整理的張秀山回憶錄已經不同於1989年的《我的回憶》，出現了“查檔事件”的內容，但是關於此事的敘述與2007年正式出版的《我的八十五年》中的敘述有兩點重大不同：一是沒有強調“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二是說這件工作“我是布置給郭峰去辦的”，而且還強調“至今在東北局內沒有他人知道這件事”。

然而，當事人郭峰卻在這段話的旁邊畫上了三個問號，後來他跟筆者說，他不同意張秀山家屬的這個寫法，因為他不知道這件事，更沒有去辦這件事。實際上，正是因為郭峰的反對，張秀山的家屬整理出版的《我的八十五年》在敘述“查檔事件”時才出現了“這件事即使是後來任組織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這句話，還出現了把本不在場的高崗秘書說成是在場的明顯錯誤。

為什麼在《我的回憶》中沒有的“查檔事件”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出現了呢?2011年7月20日，筆者就此疑問訪問了張秀山的女兒張元生。她回答說：“那個時候他還不可能說這個事情。是後來他跟我說的。”

張秀山因“高崗事件”的牽累而被下放到基層20多年，重新回到部級領導崗位後，面對敏感的歷史問題持慎重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的回憶》是1989年4月完稿的，張秀山1982年就從國家農委副主任的崗位上退了下來，為什麼仍然不願談論此事?而且，比照一下《我的回憶》和《我的八十五年》兩本書中關於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的敘述可以發現，《我的回憶》中寫的“林楓利用這次會議的機會整人”、“安子文事先把中央對高崗的處理意見告訴了安志文”、“高崗自己也認為他是過不了劉少奇這一關的”等敏感的話語在《我的八十五年》中不見了。看來，對於在《我的回憶》中沒有提到的“查檔事件”卻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出現了這個問題，僅靠《我的八十五年》執筆人的說明也是很難解開的。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從兩個方面提出關於“查檔事件”的研究結論。

（一）關於“查檔事件”的由來

第一，從1952年7月前到1953年5月左右，中共中央東北局開展了一場清理敵偽檔案的工作。

第二，東北局之所以開展此項工作，並不是源於毛澤東指示高崗查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瀋陽)被捕的情況，而是因為中央組織部發現中國駐蘇大使館參贊張冠有叛變嫌疑，所以，中組部要求東北局負責查清楚張冠的問題。東北局在審查張冠問題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幹部的歷史問題也需要審查，所以才搞了這次清理敵偽檔案工作。

第三，這次清理敵偽檔案的工作雖然分成了幾個組，但實際上是以“東北局組織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聯合調查組”的名義進行的，調查的結果是編輯成冊了兩部分材料。

第四，雖然這次清理敵偽檔案工作並不是為劉少奇而來，但在清理滿洲省委檔案時發現當時曾多次開會批判滿洲省委書記劉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問題。參加此項工作的李純六主觀地認為劉少猷就是劉少奇，而且還把他的觀點向郭峰、張秀山做了匯報。

第五，雖然當時在清理敵偽檔案時有人把劉少猷當成了劉少奇，但劉少猷在滿洲省委工作期間並沒有被捕，此事與查閱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情況的事件並無關聯。

（二）關於《我的八十五年》對“查檔事件”的記述

由於《我的八十五年》中關於“查檔事件”的敘述有明顯的錯誤，《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中的相關敘述也不能給其佐證，時任東北局組織部部長且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郭峰又明確說：“我從未聽說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沒聽過是高崗作的布置，張秀山也沒給我講過”，而且還認為如果“張秀山個別進行，我管這件事一定能知道”，所以僅根據《我的八十五年》中的敘述就得出“毛澤東在1953年讓高崗查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瀋陽)被捕情況”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參引文獻］

[1]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頁。

[2]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