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來中國法官違法犯罪問題的分析 |
| 送交者: 5feet 2004年11月30日10:22:1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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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來中國法官違法犯罪問題的分析 一、最高人民法院歷年工作報告顯示的數據二、法官(法院幹警)違法犯罪的基本特點三、法官違法犯罪與制度環境的關係【注釋】 筆者通過對歷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相關數據的統計分析發現,20多年來,中國法官的違法犯罪現象基本上呈上升趨勢。本文擬說明這一分析的數據來源和分析結果,並試圖分析這種現象的社會根源。 美國學者德沃金說:“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侯……。”[1] 這種說法是對法官在司法領域中重要地位的一種張揚,當然也有其“法官中心主義”的英美文化背景,與當代中國的歷史傳統與法律現實並不完全吻合。但這類說法提醒了我們,司法和法治是如何依重法官的施為。事實上,無論是西方各國還是當代中國,儘管大多數“紙面上的法律”都來自國家立法機構,但真正與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活的法律”,卻體現在法官的宣告中。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更多地把法官而不是立法者看作是法律的更為具體的代表。因為,立法機構通過的法律最終還要通過法官的運用,才能向社會公眾傳遞出法律條文字裡行間所包含的真實信息。法官對法律的宣告活動以及法官的其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法律的具體的、真實的內容。因而,分析法官如何履行職責、如何施為,是觀察中國的司法與法治狀態的一個窗口。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司法腐敗問題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批評。那麼,司法究竟有多腐敗?能不能用具體的數字來說明?本文通過對法官違法犯罪現象的實證研究,用法官違法犯罪的統計數據,揭示出司法腐敗尤其是法官違法犯罪的一個側面,以及其中的一些規律性現象,同時也對法官違法犯罪現象的原因作初步的分析。 一、最高人民法院歷年工作報告顯示的數據 筆者所搜集的有關中國法官違法犯罪的數據,全部來自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歷年來向全國人大所作的“工作報告”。這些“工作報告”的全文均刊登在《人民日報》以及其他重要媒體上。[2] 筆者發現,從1986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一次的“工作報告”中均提供前一年法院系統工作人員的違法違紀及犯罪現象的統計數據。本文就是以這些數據為分析對象的,但對這些數據要略加說明。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的負責人依照憲法每隔5年要換屆,在屆滿之年的“工作報告”中,卸任的負責人總要總結“5年來”的工作,因此換屆之年(如1988年、1998年、2003年)的“工作報告”常常只提供過去5年的合計數據,而不提供上一年的相關數據。比如,1988年“工作報告”提供的數據是:過去5年來(即從1983年至1987年)共有2,171名法院工作人員受到黨紀政紀及刑事處分,其中受刑事處分的有230人。同樣,1998年“工作報告”說:過去5年裡(即從1993至1997年),法院工作人員受刑事處分的有376人。用5年累計數減去以前4年的年度數字,可以得出1997年受刑事處分的人數(145人)。此外,有時“工作報告”不提供絕對數,而只提供相對數,造成了統計分析的困難。例如,2003年發表的“工作報告”說:“5年來,全國法院違法違紀人數逐年減少,已從1998年的千分之6.7下降到2002年的千分之2。”但是,由於未公開全國法院幹警的確切人數,用這兩個比例數就無法推算所需數據。 其次,數據的範疇和口徑前後不一,增加了統計對比的難度。在20多份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中,只有部份年份的數據區分了審判人員與法院其它工作人員違法犯罪的情況(詳見表二),其它年份的工作報告只籠統公布了“法院幹警”的違法犯罪數據,而未明確區分法官與法院其它工作人員。“幹警”中的“干”(即“幹部”),大體上包括審判人員和法院的行政管理人員,也可能包括法警中的警官,甚至“以工代干”的法院“幹部”。這種多年沿襲下來的範疇其實含義混亂。例如,區分了審判人員與法院的行政管理人員並不等於就區分了法律專業人員與非法律專業人員,也不代表法律上的“內行”與“外行”之別,在很多情況下彼此是相互交錯的。法院的有些行政管理人員其實受過正規的法律教育,而相當多的審判人員(包括一些審判員、庭長、院長、副院長等)卻壓根兒未受過任何法律專業訓練。[3] 因此,嚴格地說,本文所分析的“法官”違法犯罪數據,其實並不完全準確地代表了違法犯罪的法官人數。不過,筆者以“法官”代稱最高法院“工作報告”所稱之“法院幹警”,並非毫無理由。首先,“法官”是“法院幹警”中的主體部份。其次,在法院內部,法官與其它行政人員的工作有時會交叉,例如,有些行政管理人員、書記員在“嚴打”期間甚至平時也參與辦案,而大多數政工幹部或行政人員作為同級人大任命的審判員甚至審判委員會成員,事實上也在行使法官的職能。再次,在公眾看來,法院裡的法官與其它行政管理人員並無明顯的區別。儘管如此,筆者下文中的分析還是根據不同的語境,儘量在法官與法院幹警之間地作出適當的區分。 筆者從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法官或法院幹警違法犯罪的情況。“表一”列舉了近20年來“法院幹警”被追究刑事責任與被黨紀政紀處分的情況。“表二”專門列舉了法官(即審判人員)違法違紀、犯罪的情況。“表三”列舉了法院開除或清退法院幹警的情況。“表四”列舉了法院領導違法違紀與犯罪的情況。“表五”列舉了法官違法犯罪在法院內部的縱向分布。 表一:法院幹警違法違紀犯罪數量統計表 (單位:人) 年份 黨紀政紀處分人數 刑事責任追究人數 合計 1985 346 34 380 1988 333 18 351 1989 659 31 690 1990 887 25 912 1991 20 29 49 1992 138 157 295 1993 797 53 850 1994 1,047 47 1,094 1995 890 72 962 1996 992 59 1,051 1997 145 1998 2,291 221 2,512 1999 1,377 73 1,450 2000 1,292 46 1,338 2001 995 85 1,080 2002 2‰ 說明:1、相關數據來自最高人民法院歷年工作報告。 2、工作報告中沒能提及的數字為空缺部分。 表二:法官(審判人員)違法違紀犯罪情況統計表 (單位:人) 年份 追究刑事責任的審判人員以及在幹警中的比例 受黨紀政紀處分的審判人員以及在幹警中的比例 違法違紀及犯罪的審判人員以及在幹警中的比例 1988 6 33.3% 164 42.8% 170 42.4% 1989 11 35.5% 1990 7 28.0% 326 36.8% 333 36.5% 1991 15 51.7% 1992 44 28.0% 32 23.2% 76 25.8% 1993 35 66.0% 1994 34 72.3% 1995 61 84.7% 1996 50 84.7% 說明:基本數據來自相關年份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表三:法院開除或清退幹警情況統計表 (單位:人) 開除 清退不合格人員 清退編外人員 1991年 20 1992年 138 1993年 4,221 2,609 說明:基本數據來自相關年份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表四:法院院長副院長違法違紀情況統計表 (單位:人) 年 份 受黨紀政紀處分人數 被追究刑事責任人數 1998 28 (1+7+20) 3 ( 1 + 0 + 2 ) 2000 34 (5 + ? + ? ) 2001 ? ( 3 + ? + ? ) 說明:1、基本數據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2、括號內的三個數字分別表示高級法院、中級法院、基層法院的院長 副院長人數,不詳之處以“?”代替。
表五:法院幹警違法違紀縱向分布情況統計表 審判任務 審判人員 違法違紀 基層法院所占比例 80% 80% 80% 說明:1、基本數據來自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工作報告。 2、只有審判人員違法違紀的比例,沒有單獨的犯罪比例信息。 “違法違紀”中是否包括了“犯罪”,存疑。 二、法官(法院幹警)違法犯罪的基本特點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出,近20年來,法官、法院幹警違法犯罪的現象呈上升趨勢。具體地說,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法院幹警違法犯罪的絕對數基本上呈上升趨勢。通過“表一”可以發現,1980年代後半期,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法院幹警數年均為28人。到了1990年代以後,年平均數迅速攀升至82人,幾乎是1980年代的3倍。再加上被黨紀政紀處份的幹警人數,這種上升趨勢更為明顯。 其次,法官(審判人員)違法犯罪的絕對數以及在法院幹警違法犯罪總人數中的比例都呈上升趨勢。“表二”顯示:法官(審判人員)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數從1988年的6人上升到1996年的50人。1980年代後期,法官(審判人員)犯罪人數占法院幹警犯罪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到了1990年代,法官(審判人員)犯罪人數上升到幹警犯罪人數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1995年是《法官法》頒布並生效的年份,本年度及次年法官犯罪在法院幹警犯罪總數中所占比例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84.7%)。這組數據表明,《法官法》的制定和頒布在遏製法官違法犯罪方面的意義不宜高估。 再次,法官中的領導幹部(院長與副院長)違法犯罪的數量與級別呈上升趨勢。儘管相關數據不夠具體、細緻、完整,但通過“表四”仍可以看出,到了1990年代後期,受黨紀政紀處分的法院院長(副院長)人數仍有增多的趨勢。特別是受處分的省級法院院長、副院長,1998年為1人,2000年達5人,2001人也有3人之多。 第四,法官(審判人員)違法犯罪現象在各級法院分布基本均勻。“表五”中的數據說明,基層法院的審判人員占國家各級法院全體審判人員的80%,承擔的審判任務為80%,違法違紀的數量也占80%。也就是說,從發案率來看,各級法院大致相當。中級以上法院的法官與基層法院的法官相比,在違法犯罪的概率上,基本上沒有差別。 最後,1990年代以後,法院開始有意識地清理“不合格”的幹警,力度明顯增強。“表三”的數據說明,1990年代初期的清理還是小規模的,針對的是個別幹警。但到了1998年,被清退的不合格人員與編外人員猛增到6,630人。這一年,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幹警的數量達221人,受黨紀政紀處份的達2,291人,也是近20年來之最。儘管用了如此“猛藥”,但在接下來的3年(1999年-2001年)里,法院幹警違法違紀與犯罪的數量仍達到較高的水平,年均分別達1,221人(違法違紀)與68人(犯罪),也就是說,法官、法院幹警違法犯罪問題並未得到遏制。 三、法官違法犯罪與制度環境的關係 在法治國家,法官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守護者,模範守法無疑是一個基本的要求。[4] 為什麼在中國,法官或法院幹警的違法犯罪卻越來越嚴重呢?是缺少相關的法律、規章與制度嗎?恐怕不是。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就提出了“8個不准”,對法院幹警的違法違紀犯罪行為作了具體而嚴格的規定。針對其它犯罪主體的相關法律法規(比如刑法)也同樣適用於法官或法院幹警。此外,現行法律體系中還有眾多專門針對司法人員違法犯罪的特別規定(比如《法官法》第30條)。可以說,近20來年,立法機關與最高司法機關針對法官或法院幹警的違法或不當行為已經作出了疊床架屋的禁止性規定,各種制度也不可謂不細密,甚至連“拒吃請”、“拒說情”、“拒受賄”多少次都有詳細的統計報告制度。[5] 如此細密的法網,卻並未使法官或法院幹警的違法犯罪現象得到根本的遏制,其背後的原因恐怕就不是“法制不健全”幾個字可以概括得了的。 法官的違法犯罪現象與當代中國的制度環境顯然有很大的關聯。在數量眾多的有關法官違法或司法腐敗的當代論著中,論者總是習慣於從法官或法院的角度找原因。其實,法官的違法犯罪現象以及推而廣之的司法腐敗問題,也是當代中國法官所置身於其中的制度系統的產物。從司法實踐中看,當某個訴訟案件一經起訴到法院,特別是到了承辦法官手上之後,總會有人通過各種渠道直接或間接地向法官“打招呼”,至於“打招呼”的目的,無非是影響司法過程,從而獲得對自己有利的判決結果。 在這些“打招呼”的各種角色中,既有普通公眾,更多的則是一些公共權力或其他權力的掌握者。普通公眾向法官或法院“打招呼”,主要憑藉的是所謂的“人情關係”,比如同學、同鄉、戰友等熟人關係,這種類型的 “打招呼”,確實可能導致法官違法裁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試圖影響司法甚至操縱司法的“招呼”,則來自於各種各樣的實權人物,有的還是以“組織上”的名義出面。在某些案件中,他們甚至可以直接要求法官或法院按照他們的願意作出判決。 如果這些實權人物或實權機構,對於法官本人的升遷、法院的人事任免或經費撥付,擁有某種決定性的支配權的話,那麼,對來自這些機構或個人的干預,法官或法院除了屈從之外,不大可能還有別的選擇。而且,在現有的制度系統中,對法官或法院享有支配能力的機構與個人,既有制度上明文規定的主體(比如人大),也有制度上沒有明文規定的主體(比如財政局),它們都可能對法官或法院構成實實在在的支配能力。顯然,在這種情景下出現的司法不公或法官違法裁判,未必是法官本人的意願,也不是法官能夠自主決定的,當然更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司法腐敗,其實質是其他機構的腐敗在司法領域中的延伸。[6] 它呈現出法官違法裁判的表象,但在這種表象的背後,則是其他機構的權力濫用。 最後,法官的違法犯罪現象也與制度系統對法官的角色定位有關。從應然的意義上看,法官的唯一使命是嚴格地服從法律,公正地依法裁決,或者說,法律應當是法官的“唯一上司”。然而,在既有的制度系統中,法官常常要為各種“中心工作”服務,要為不斷變換的目標“保駕護航”。例如,在強調“階級鬥爭”的時代,法官、法院、法律都成了“階級鬥爭”的手段,法官的角色期待是為“階級鬥爭”這個目標服務。而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法官的角色又被重新定位為經濟建設的“保駕者”與“護航者”。除此之外,各種臨時性的任務,都可能使法官成為一個全新角色的承擔者。換言之,法官不但要服從法律,同時也必須服從其他多種目標。當法律的期待與其他目標的期待相互衝突的情況下,常常會使法官做出與法律不一致的行為選擇,由此導致另一種形態的違法裁判或司法不公。 【注釋】 [1] [美]德沃金:《法律帝國》,李常青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361-362頁。 [2] 比如,1957年的“工作報告”刊登於《人民日報》1957年7月3日第2版;1964年的“工作報告”載《人民日報》1965年1月1日第3版。“文革”期間,最高人民法院未“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但從1979年起,最高人民法院恢復了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的法律義務。從1980年至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向全國人大作例行的“工作報告”。這些“工作報告”分別刊登於1980年9月17日、1981年12月16日、1982年12月17日、1983年6月26日、1984年6月7日、1985年4月16日、1986年4月20日、1987年4月16日、1988年4月18日、1989年4月9日、1990年4月10日、1991年4月13日、1992年4月7日、1993年4月6日、1994年3月27日、1995年3月24日、1996年3月22日、1997年3月21日、1998年3月24日、1999年3月21日、2000年3月20日、2001年3月21日、2002年3月20日、2003年3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 [3] 賀衛方:《司法的理念與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7頁。 [4] 有美國學者稱:美國的“聯邦法官從來沒有腐敗的記錄。”見[美]勞倫斯.M.弗里德曼的《法治、現代化和司法》,載《北大法律評論》,第1卷,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06頁。 [5] 出處同注[3],第65頁。 [6] 喻中:“司法公正與人大監督的另一面”,《人大研究》,2003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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