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民主興國” |
|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12月02日22:54:5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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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科教興國”、更要“民主興國”二、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動力何在?【注釋】 一、要“科教興國”、更要“民主興國” 國人基本上都贊同“振興中華”這一目標,但對“興國”戰略的看法卻不盡相同。朱扁基總理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這本身是不錯的,甚至可說是切中要領。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科技和教育的落伍,這也是中國積貧積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力主把“賽先生”(科學)請到中國來,以後也不斷有人倡導“科學救國”、“科學萬能”,至於成效究竟如何,當另作專論。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單靠科教能否興國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為,國家的振興或曰現代化是個涵蓋經濟、社會、文化、政治諸方面的整體性變遷過程。發展科教只能有助於解決物質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問題,如工業化、信息化、提高經濟效益、提高國民的科學、文化、道德素質等;但不能解決社會、政治方面、特別是制度法律方面的問題。因此,“五四”運動還提出,要把“德先生”(民主)請到中國來。 在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擴大,尤其是在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更是如此,這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這決不意味着民主就變得不再重要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指出,民主的諸多益處“不是地區性的”;經研究證實,對經濟發展有益的政策,如開放競爭、充份運用國際市場等,沒有一項是與更大的民主相違背的;“相當多的證據”顯示,帶動經濟成長的是較為友善的政治氣氛,而非較為嚴酷的政治體制。他還指出,民主還有其它經濟效益,其中一個“明顯的事實”就表現在世界的饑荒史中,沒有一次嚴重的饑饉是發生在享有較多新聞自由的獨立而民主的國家。[1] 目前,中國正在建設市場經濟體系。市場經濟的發育最需要的就是公平競爭的環境、規則、秩序和對私有財產權利的保障。在現代社會,靠什麼來保障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和私有財產權利呢?其它東西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憲政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治。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國家的新舊體制轉軌時期,制度的變遷與制度的創新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這個時期,制度因素對於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推進起着最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思(D.C. North)認為,有效的市場經濟的建立,首先需要一個交易成本較低的有效的經濟市場;其次需要一個有效的政治市場來界定和執行市場經濟的產權安排;第三需要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之間的協調。[2] 他在這裡實際上涉及到了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憲政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配套的問題。 不搞或緩行政治改革、不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只搞經濟改革行不行呢?筆者認為,答案是:不行!因為,經濟市場只能解決資金、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的有效配置問題(實際上也要靠相應的制度來保障);而政治市場則解決“制度”這個稀缺要素的供給問題。如果只有經濟市場,而沒有民主政治、憲政和法治,要想建立有效的市場經濟,無異於痴人說夢;不僅如此,在沒有民主政治、憲政和法治的情況下推行市場化,還必然出現腐敗和社會不公等問題。 當今中國社會的腐敗程度不僅在本國歷史上超越了前代,而且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世界上頗具權威性的“透明度國際協會”每年都公布全球各國商務腐敗情況的年度排名。在1996年該協會公布的排名表上,腐敗現象最嚴重的前五個國家依次是,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肯尼亞、孟加拉國和中國。[3] 在中國,誰都知道,受到查處的貪官污吏只是實際人數的很小一部份,可以說只是“冰山之一角”。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實際的貪污腐敗狀況已達到十分嚴重和非常普遍的程度。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檢察機關對貪污受賄的腐敗官員的起訴書屢屢提到,“不受制約的權力是產生腐敗的根本原因”。山東省泰安市前市委書記胡建學被捕後說,“官做到我們這一級,就沒人能監督了”,即為一個實例。 問題很清楚,如果不在建設市場經濟體系的同時,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建設憲政民主、對權力給予必要的制約,那麼,不僅不能從根本上扼制腐敗現象的滋長,還會使人民和國家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甚至使改革取得的成果付之東流。1999年1月發生的重慶市綦江縣“彩虹橋”垮塌案件,導致40個無辜生命死亡、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足以證明問題的嚴重性。近年來,這樣的腐敗工程、“豆腐渣工程”發生得還少嗎?還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令執政者幡然猛醒呢?所以,應該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同時,制定和實行“民主興國”戰略,將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配套進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動員起廣大民眾參與改革、振興中華;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和社會不公正現象;才能建立國家長治久安、和平進步的基礎。否則,即使實行了市場經濟,也只能是腐敗的市場經濟;即使實現了“現代化”,也只能是畸型的現代化;這樣的市場經濟和“現代化”決不是人民所希望、所需要的,不要也罷! 二、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動力何在? 筆者近年來一再着文主張,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應推進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由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其它國家不同,使得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會有自身的特點,會有一定的“路徑依賴”。基於先行民主化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對我國自身實際的認識,我認為,在中國建設憲政民主,有三項工作至為重要:第一,現代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充份發育;第二,公民意識的啟蒙培育;第三,民主實踐的訓練積累。上述這“三民”(民間社會、公民意識、民主實踐),加上國際民主力量的支援,以及以正確的方法推進政治改革,就可以探索出一條比較現實可行的中國式的民主化道路。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和阻力,並試圖回答,民主對誰有好處?對誰不利?誰需要民主?釐清這幾個問題,對於制定“民主興國”的戰略和實際有效地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當會很有裨益。 改革中的利益權衡和行為選擇 利益是社會成員政治行為的基本動因。雖然確實有人會根據價值觀念、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決定自己在革命或改革中的立場或取捨,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從古到今,人們參加革命或參與改革,往往是因為革命或改革能給他們帶來利益;而另一些人反對革命或抵制改革,形成改革的阻力,也是因為革命或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實行民主可能也會使有些人的既得利益受損,這自然會造成民主化的阻力。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總結經濟改革的經驗時常提到“帕累托改進”定律。這條經濟學定律以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之名命名,指的是在沒有一個人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增進某些人的利益(或社會福利)。而與此相反的情況,即當某些人的利益得到增進時,另一些人的利益卻受到損害,則通常被稱為“非帕累托改變”。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因為出現了符合帕累托定律的結果。 其實,在社會生活中,符合“帕累托改進”條件的情形並不多,倒是類似於“非帕累托改變”的局面比較常見。即以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例,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等承包製改革時,廣大農民普遍受益了,但這些改革難道不是因為損害了社隊幹部的既得利益而受到他們中一些人的強烈抵制嗎?又如,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改革確實使一些掌握實權的人獲益非淺,但是也因此導致“官倒”盛行,結果普通消費者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無疑受到很大損害。再如,目前進行中的國有企業改革當然會使一些人從中受益,但大批下崗職工卻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恐怕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政治改革就更是如此了。因為,政治改革的實質就是,對現行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重新調整和重新建構,它直接關繫到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和分配方式的改變,它更是政治制度和法律關係的改變和創新。譬如,建立民主制度,就意味着許多過去由上級機關或首長任命的官職將改由選舉方式決定;意味着各級官員將會受到諸多方面實實在在的監督和制約;意味着“跑部升官”、濫竽充數、魚肉百姓、作威作福的時光不再了。這對那些在舊體制下遊刃有餘的官僚政客肯定不是什麼福音。健全法治、實行憲政,同樣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對政治權力加以限制,這樣各種組織和各級官員不再享有特權,也不得濫用公共權力,更不能以權謀私,否則就會受到法治的制裁。這對舊體制下的特權階層和形形色色的尋租者來說,也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中國社會六大階層的狀態及他們與民主化的關係 為了進一步地了解,在中國的政治改革中不同社會群體的行為取向,就有必要分析現實中國社會中各主要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利益變動。通常對社會群體進行分類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階級分析的方法,另一種是階層分析的方法。筆者不贊成由階級分析的方法導致的階級鬥爭理論,故而在本文中所採用的是階層分析的方法。社會階層是指人們基於相同或相近的社會地位、職業特性和收入水平等形成的社會群體。同一階層的人們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當然,由於某些差異的存在,同一群體內的人們也會有某些不同的利益。本文擬選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中產階層、官員、學生這六個主要社會階層進行描述與分析。 一、農民階層:農民是中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群體。在1997年末全國的12億多人口中,鄉村總人口為八億六千多萬,其中從事農業(含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為三億兩千多萬,還有一億三千多萬勞動力在鄉鎮企業、建築業、商業、飲食服務業、供銷業、運輸業等做工。[4] 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民”這一概念包括所有不吃國家的商品糧、持農村戶口的“農業人口”,所有人均為公社社員。改革以來,在過去被稱為“農民”的人口中出現了深刻的職業分化,現在,“農業人口”其實僅僅是個戶籍概念,戶口在農村的民眾已分化成具有不同職業身份的群體。[5] 農村改革以來,農民的生活狀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經濟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3.4倍,年平均增長8.1%;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8.1平方米擴大到22.5平方米,增長了1.8倍。同時,農民有了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度。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民連種植農作物的自主權都沒有,更談不上進城打工的自由;現在,農民們已基本上獲得了這些自由。 目前,農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三方面。第一是基層幹部腐敗,宰割村民、欺壓百姓的現象相當普遍。第二是農民稅、費負擔太重,尤其是地方各級政府擅自徵收的、各種稅收以外的規費數不勝數,“苛政猛於虎”。中央政府規定,農民的稅費負擔應“控制在上年(以鄉為單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以內”,但許多地方實際上卻高達20至30%,有的地方甚至達到50%以上,使得農民怨聲載道、民怨沸騰。第三,土地承包關係不穩定。據調查,全國大部份地區耕地承包的穩定期限不超過5年,這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如何才能解決這三大問題呢?治本的辦法就是基層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創新,實行民主,這樣才能建立維護農民利益的最有效的制度保障。實行民主對廣大農民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絕大多數農民需要民主,也擁護民主。隨着農村經濟改革的延伸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權利意識和民主要求已開始萌發,村民自治、民主選舉、村務公開、民主決策的呼聲和實踐日益擴展,正在形成一股強大的基層民主的原動力。全國人大已於1998年11月4日正式頒布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認了農村基層民主的法律地位。儘管在實現農村基層民主的過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問題,特別是在黨政關係方面,基層普遍存在着的以黨代政的現象尚未解決,但是,可以相信,只要真正給農民民主權利,他們遲早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現在已被官方認可的民主、公正地選舉村長的“海選”方式,就是農民們創造出來的。 二、工人階層:這個階層一向被稱為“工人階級”,直到今天,現行憲法仍然稱之為“領導”階級。然而,它的現實狀況與其在憲法中的地位之間,始終存在着很大的距離。1997年全國的城鎮職工總數為一億四千多萬[6],其中,企業管理者約占5%左右,白領工人約占30%,藍領工人約占65%。他們的平均文化程度高於農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階層因其享有的穩定的職業和待遇(即通常所說的“鐵飯碗” )而獲得了相對而言比較高的社會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分化,工人階層的生活水平雖有很大提高,但相對於城市裡新興階層的生活狀態和社會地位,則差距頗大。加之近年來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大批工人下崗、失業[7],使得工人階層產生了很強的不安定感、失落感和不滿情緒;停工、怠工、罷工、示威、遊行等抗議活動呈現出日益增長之勢,工人與企業管理者、勞方與資方的矛盾也日益增加。 從表面上看,工人的組織化程度似乎比較高;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國有企業雖然一般都設立了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但這些組織實際上只是企業黨委領導下的一個部門,很難真正履行代表工人利益的職能。而在非國有企業中,目前很少有工人的組織,即使有也大多形同虛設。因此,工人的利益被侵害、被犧牲,乃經常發生之事。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們只能表示無奈、並極力忍耐;但在少數情況下,他們也會採取有組織的抗議。中國工人階層素來有爭取民主的傳統,自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的歷次民主運動中,工人、特別是有文化的青年工人都承當了重要角色。由於現行體制的束縛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的遲滯,工人階層目前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求生存上。實行民主是維護工人利益的根本保證,隨着改革進程的逐步深入和工人階層整體素質的提高,工人階層會在新一輪的民主化浪潮中發揮積極作用。 三、知識分子階層:這個階層是指具有中專以上文化程度的社會群體,目前在中國約有六千多萬,約占全國人口的5%。他們的職業分布最為廣泛,從黨政機關幹部、企業管理者和白領階層,到事業單位職員、教師、醫生、科研人員、工程師、農業技術人員、編輯、記者、律師、自由職業者等等,遍及各行各業。其中的黨政機關幹部具有較為鮮明的職業和利益特徵,可以被單列為一個階層,在下面專門分析。 正因為知識分子階層的構成複雜,最具多元化色彩,他們中間不同的群體之間的利益差異和價值觀念差異也最大,要準確地描述這個階層的整體特點是相當困難的。從總體上來看,也許可以說,這一階層的社會成員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接觸的信息量大,容易接受新鮮事物,較多地承擔着傳播新知識和新觀念的社會責任。歷史上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社會責任感特別強;現在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愈來愈強調自我,但他們仍然在某種程度上保留着這樣的傳統。歷次社會調查的結果顯示,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和改革的支持率都大大高於其它社會階層。知識分子對民主的推崇,可能更多地是出於價值觀念方面的偏好,相對來說要較少地出於利益方面的考慮,這與他們所受的人文教育有關。尤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方面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進行民主啟蒙的社會活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中產階層:這個階層往往習慣性地被稱為“中產階級”,它是伴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而逐步生長起來的一個新興階層。直到今天,對它的出現還存在不少爭議。有人認為,迄今為止還不能說中國存在着一個中產階層;有的左派人士則認為,它就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因此對它的出現感到憤慨和恐慌;還有人認為,作為一個既得利益階層,他們充其量是“擬似或半吊子的中產階級”。對這一新興階層有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這一方面與中產階層這一成長中的新鮮事物的特性尚未穩定、還處在演變中有關;另一方面也恰恰顯示出,中國的社會正在進入多元化狀態,不同階層的觀念和社會認知不再單一化,而是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差異。 目前在各種統計資料中很難找到有關中產階層的數據。如果把中產階層界定為介於富豪階層及權勢集團與平民階層之間的、擁有相當數量的金融和實物資產的社會群體,那麼,通過社會觀察和各種經驗材料,可以初步認定,中國已出現中產階層。其成員主要為各類中高級白領職員、中小企業主、私營及鄉鎮企業的管理者,部份中介機構職員、媒體工作者、自由職業者、律師、醫生,以及富裕的個體戶和農民等,目前在中國的就業人口中約占10%左右。在發達國家,中產階層大都占人口的50%以上,顯然,中國的中產階層比例還是偏低的。中國的這一階層的成員受教育的程度參次不齊,從整體上看文化素質偏低。 如果籠統地視這個階層為既得利益階層,認為他們與舊體制相互勾結,因而不贊成民主改革,是缺乏說服力的。他們中的大多數出身下層社會,並無權勢背景;主要靠自身的聰明才智、勤勞節儉和艱苦奮鬥來發家致富,在這點上與西方國家的中產階層並無很大差別;由於中國和西方國家制度上的差異,中國的中產階層在崛起的過程所付出的可能更多。 確實,在這一階層中,與舊體制相互勾結、進行權錢交易的情況,是十分普遍的。但是,把權錢交易現象的存在完全歸咎於居於弱勢的中產階層,卻是不公正的。這種現象普遍存在的主因是體制因素,在現行體制下,不花錢根本就辦不成事。中產階層的一部份人,如一些中小企業主或商人,可能確曾通過錢權交易獲取了一定的經濟利益,但他們同時也隨時受到權力部門的侵害。因此,這些人對制度變革的心理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希望縫隙較多的舊體制多存續一段時間,以便從中牟利;另一方面,他們也希望政府機關奉行法治,減少腐敗,為納稅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 他們中已有少數人(主要是資產規模較大的企業主)當上了各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取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這部份人對現行體制的認同度要高一些,但也並不意味着他們一定反對民主和改革。近年來,他們當中的不少人都曾強烈地呼籲修改憲法、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和其它基本人權。總的來看,中產階層希望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希望社會穩定發展,擁護憲政和法治。實行民主只要不損害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樂觀其成,至少不會反對。從長遠來看,實行憲政民主符合中產階層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們應當會成為支持憲政民主的社會力量。 五、官員階層:這個階層包括政黨機關、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如工會、共青團、婦聯)的全體專職幹部,據官方統計數據,1997年其總人數達一千多萬人;若再加上各級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編制外聘用(做幹部工作)的人員,以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和軍隊中的幹部,那麼其總數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這個階層的內部差異很大,上至執政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下至鄉鎮和城市街道的基層公務員,中間實際上有20多個等級,上層官員和基層公務員掌握的權力相差極大;同時,不同的黨政機構之間也存在很大的權力差異,如黨委的組織部和公、檢、法、工商、稅務等機關的實際權力就很大,被稱為“實權部門”(即俗稱的官職“含金量高” ),而象工、青、婦等社會團體則被視為“清水衙門”。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推行幹部的“四化”標準[8],使官員階層的文化水平和專業素質有較大提高,官員中的七至八成具有大專以上的文化程度(當然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混文憑”者);近年來更有大批博士、碩士進入中央和省市級黨政機關。 目前官員階層的名義收入水平較低,1997年全國官員的人均工資水平約為七千元,加上獎金等其它收入約為一萬元,比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高不了多少[9]。但由於各級機關都有預算外收入和“小金庫”,所以官員的實際收入一般都大大高於其名義收入,“實權部門”官員的“油水”自然就更大了。由於官員人數增長過快,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變成了“吃飯財政”;有些地方的財政收入甚至連“吃飯”都不夠,經常拖欠官員和教師的工資。目前的這種制度有嚴重的缺陷,官員工資不高、權力很大、制約偏軟,造成了普遍的官員腐敗現象和官民關繫緊張。實施機構改革和公務員制度、適當提高官員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並輔之以各種制度約束,應是可取的辦法。推進政治改革和加強民主建設,可能會損害部份官員的利益並遭致他們的反對,這個問題必須正視。但對那些素質較高、有能力的官員來說,實行民主更有利於他們的脫穎而出。 六、學生階層:這是指大中專院校的在校學生(包括研究生),在經濟上他們還不能完全自立,因此視他們為一獨立的階層確有些勉強。但是,考慮到他們在中國的現代化、特別是民主化進程中一貫的先鋒作用,還是可以把他們作為一個階層來考察。1997年全國高等學校的在校學生為608萬(其中研究生18萬),中等專業學校的在校學生為465萬(不包括未列入招生計劃的民辦院校的在校生),這些學生絕大多數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今天的大中專學生與十年前的學生有很大的不同。九十年代的學生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後出生的,對此前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但對他們生活其中的周圍世界的變化卻非常敏感;他們經受了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洗禮,觀念上更加開放,更富有競爭性,更個性化;他們普遍受到系統的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教育,科學文化方面的素養明顯提高;他們也變得趨向理性、務實和世俗化。由於社會的劇烈變遷,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都在發生重大變化,加之教育體制和教育思想的落後,使得這一代學生的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似乎有所減弱。但是,校園文化、校園民主的傳統仍然在沿續,學生們追逐新鮮事物的熱情和先鋒意識始終是濃厚的。 學生時期的青年人,正處在生理、心理和社會意識諸方面的成長、成熟階段,可塑性很強,同時也很不穩定。學生階層沒有與民主價值相衝突的既得利益,相反,他們所崇尚的現代性使其天然地要求民主。他們對社會的認知十分有限,對什麼是民主和如何建設民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得很清楚;因此,在行動上容易出現激進、急於求成和失控的情況。今後,學生階層不太可能成為民主化的中堅力量,但他們仍會以生力軍的姿態發揮着自身的衝擊力。 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並不是凝固不變的,恰恰相反,它正處在歷史上罕見的大分化和大變遷的過程之中。本文僅對當今中國六大社會階層的現狀及他們與民主化的關係作了簡略的描述和分析[10],並初步歸納出以下結論。從總體上看,實行民主對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是有好處的;民主與知識分子階層的自由化要求和價值取向具有一致性;民主對中產階層利大於弊;對官員階層中的不同群體則有不同的影響,素質好、有能力的官員會從中受益,而素質較差、能力平庸、喜歡以權謀私的那部份官員的日子會變得不好過;學生階層較少利益瓜葛,他們總是沖在要求民主的浪潮的前列,並且不惜作出犧牲。而反對民主的社會勢力,主要是熱衷於謀取私利的權勢集團、特權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和平庸低能的官員。這部份人人數很少,在人口當中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而已;但他們中不少人身居高位,大權在握,且精通權術,固守着既得利益不放。社會的絕大多數階層中雖然擁護民主者眾多,然而卻處於無權決定的地位,遂使中國的民主改革步履艱難,迄今成效甚微。 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動力來源 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動力究竟何在?先行民主化國家的經驗是,民主化的動力主要來源於自由市場經濟、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和進步的政治文化。這幾個因素對中國均有借鑑意義。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勢必要求建立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和其它基本人權的憲法秩序,要求政府在收取稅賦的同時向納稅人負責並為納稅人提供公共服務,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力,實行憲政,以保障納稅人的權利。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還有助於民間社會的發育,而充份發育的民間社會和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正是實現憲政民主的主要社會基礎。進步的政治文化的啟蒙和傳播,對於中國這樣具有攸久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度,意義更是十分重大。 既然民主會對絕大多數人有利,為什麼多數人並未起來爭取民主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深受幾千年來“清官明君”傳統思想的影響,有濃厚的臣民意識,習慣於讓所謂的“清官”為民作主。這種臣民意識與民主思想豈止相距萬里!只有通過進步的政治文化的啟蒙與傳播,逐步將中國人的臣民意識(還有“搭便車”、“白吃午餐”等意識)轉變為公民意識,其中包括主人意識、權利意識、民主意識、法治意識、憲政意識、參政意識、納稅人意識等,中國的民主事業才會有長足的進步。 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看,當今中國民主化的動力來自內、外兩個方面。在國內的動力方面,首先是知識分子中的民主派、自由派對民主和自由的呼喚和實踐活動;其次,新興的中產階層已開始發出要求健全法制、保障私有財產權利和其它基本人權的聲音;再次,廣大農村和億萬農民正在進行的基層民主建設的實踐,也是民主的一個動力;第四是工人階層對社會公正和民主改革的訴求;第五則表現為城市市民開始萌發的公民意識和民主要求;第六是出現了社會各階層反對腐敗、要求對權力進行制約的強大輿論;第七,民主的動力也來自執政黨內部的政治開明力量和贊成政治改革的人士。而來自國外推動力,則有國際民主力量和廣大的海外華僑、華人、留學生的大力支持和聲援。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匯合在一起產生作用、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到最終確立憲政民主體制,將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對這一過程的艱巨性和複雜性,與其想得容易一些,不如想得困難一些、長遠一些。在這個過程中,尤其需要魯迅先生倡導的“韌性”,即堅持不懈的精神。 【注釋】 [1] 阿瑪蒂亞.森教授是哈佛大學退休教授、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是一位傑出的貧民問題研究者。1999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題為“建立全球範圍的民主運動”的會議上,他應邀作主題演講時發表了這些觀點,他這次演講的題目是,“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這次會議由國家民主基金會、印度工業聯合會以及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資助舉辦。 [2] 道格拉斯.諾思(D.C. North)1995年3月9日在北京作過一場題為“東歐的經濟改革對未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借鑑影響”的演講報告。他在這一報告中提出了這些看法。 [3] 據中國官方正式披露,1998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即達35,084件,涉及40,162人;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官員1,714人、廳局級官員103人、部級官員3人。同期,僅中紀委查處的地(廳)級以上的黨政官員就達304人、縣(處)級黨政官員達3,970人。 [4] 《中國統計年鑑199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5] 據中央政策研究室和農業部1994年對312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專題調查推算,在全國鄉村勞動力中,農民的職業構成比例為:農業勞動者63.4%,農民工12.2%,個體或合夥工商勞動者6.5%,私營企業經營者0.8%,鄉村企業管理者約占0.9%,受僱勞動者3.0%,鄉村管理者0.6%,教育、科技、醫療衛生和文化藝術工作者1.1%,家務勞動者8.1%,其他3.3%。 [6] 其中,國有單位職工為一億多,集體單位職工近三千萬,聯營經濟單位的職工總數為四十多萬,股份制經濟單位職工為四百多萬,外商投資企業職工近三百萬,港澳台投資企業的職工為二百七十多萬,其它經濟單位的職工為十七萬多。} [7] 筆者曾於最近到全國十多個城市作了社會調查,發現這些城市裡工人的下崗、失業率都在20%以上,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字。 [8] 即要求實現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9] 同期國有企業職工的年人均工資水平約為6,500元。 [10] 因資料所限,並未涉及軍人以及底層社會(如流民)等其他一些重要的社會階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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