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權政治體制的形成及其制度性後果 |
| 送交者: 蘇紹智 2004年12月05日22:45:0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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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政治體制的形成及其制度性後果---關於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研究
一、封建專制主義和蘇聯馬列主義二、從根據地的“三三制”政權到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三、中共集權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特點四、回顧1949-1978: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vv【注釋】 中國改革前的制度是政治經濟高度集權的體制,現在,雖然經濟改革已改變了經濟上的集權狀態,但集權的政治體制仍然基本上保留未變。鄧小平也承認過,這種制度“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份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至少都帶有封建主義的色彩”。[1]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究竟這種集權的政治體制與封建主義、馬列主義是什麼關係;在中國這種體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具有那些特點,又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以及從中共建國到文革結束這一歷史階段里,中國遭遇的種種挫折和失敗,與毛澤東的個人錯誤有什麼樣的關係,又在多大程度上與這種體制相關。 一、封建專制主義和蘇聯馬列主義 對中國集權政治體制形成的影響 1.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 要研究封建專制主義對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及其運作的影響,就必須研究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特點。國際學術界對如何確定中國君主專制時期的社會性質是有爭議的。在中國,人們約定成俗地把君主專制時期的社會稱為封建主義(Feudalism),特別是當毛澤東肯定了這一提法後,就很少再有人敢提出質疑了。但在西方學術界,若稱中國的君主專制時期為封建社會,往往會引起概念上的爭論。因為西方國家歷史中,封建社會(Feudalism)是指分權的若干公國或候國,其農奴被固定在土地上;而在中國歷史中,只有秦代以前的社會狀態與此相似,但從秦代開始,中國是處於集權的絕對君主制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所以,美國布倫代斯大學教授約翰·施瑞克(John Schrecker)認為,中國自秦漢以後已經不是封建制,而是郡縣制。[2] 而威特福格爾(Karl A. Wittfogel)則用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來分析中國那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稱之為“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社會。 我認為,為了區別於西方的封建主義,可以把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和國家稱為“封建專制主義(feudal despotism)”,其特點如下。首先,整個國家是個高度集權的統一大帝國,實行集權的絕對君主制,雖然地主階級可以擁有很多土地,但政治、經濟和其他許多權力都集中在最高統治者──皇帝手裡。其次,皇帝至高無上、永遠正確、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不受任何制衡,其地位是終身、世襲的,重大決策過程是家長制、一言堂,皇帝在全社會推行對他的個人崇拜。第三,維持着高度集權和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以及與等級制相聯繫的種種特權。第四,實行愚民政策和文化專制主義,鉗制思想、控制輿論,甚至大興文字獄。第五,法律主要是刑罰的手段,缺少保護人民權益的功能。第六,國家和統治集團通過捐稅和地租極力掠奪人民的財產和所得,而且通過專制的超經濟的強制手段(如徭役等),剝奪和或限制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力。 這種“封建專制主義”在中國延續了近兩千年,使得中國社會浸透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解放以後,雖然消滅了地主階級,但並未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結果,“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政治制度及其運作。 2. 蘇聯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我在這裡用了“蘇聯馬列主義”這個概念,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因為,“蘇聯馬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回事。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在任何著作中設想過一黨專政的制度[3],也沒有贊成過賦予一黨專政體制以壓迫反對者的政治權力[4]。按照馬、恩的觀點,共產黨人決不能依靠少數人搞宗派性政治活動,而必須把整個階級都組織起來,因為“共產黨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5]。恩格斯更強調反對黨內的專制獨裁,他說,“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個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6]。他還認為,黨內出現派別不足為怪,他說,“帝國最大的黨(按: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存在,不可能不在黨內出現許多各種各樣的派別,所以,即使是施韋澤式專政的假象也應當避免”[7]。 一黨專政是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共的發明。中共建黨之初即以蘇共為榜樣,採取了蘇共的組織模式,後來也採用了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和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的理論和實踐。所以,要了解中國集權政治體制的形成,就必須懂得蘇共及其政治體制是如何演變成一黨專政、黨內獨裁體制的。 俄國革命後,政治上確實存在過多黨制,在俄共內部也存在着不同派別。但是,自從1921年駐喀琅施塔德的紅軍水兵發動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起義、又被列寧派其他紅軍部隊殘酷地武裝鎮壓後,列寧立即提出了建立一黨專政制度、取消黨內一切派別的設想,以便為排斥、消滅黨內和社會上的任何異己勢力提供理論根據。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堅持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不通過共產黨不能工作”[8],“任何派別活動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許的”[9]。他還提出了由共產黨獨家領導國家政權的觀點,他說,“在我國國家政權的全部政治經濟工作,都是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10]。這種思想就是後來所說的黨/國體制的理論基礎。 列寧所提出的“黨的領導體制”理論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強調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共產黨又自封為唯一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專政。列寧是這樣解釋的,“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來實現的,而無產階級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11]。第二,專政的共產黨絕不與其他政黨分享政權,即堅持其一黨專政。列寧說,“專政……這個政權不承認任何其他政權”[12]。當有人攻擊布爾什維克推行一黨專政時,列寧的回答是,“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所依靠的就是一黨專政,而且我們絕不能離開這個基地”[13]。第三,建立高度集權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和指揮,要求下級必須服從上級,使共產黨中央在黨內和全國都擁有最大權力。列寧說,“集中制要求中央和黨的最遙遠、最偏僻的部份之間沒有任何壁障......我們的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個黨員的絕對權力”[14]。第四,共產黨直接處理政府工作,即實行黨政合一,實際上是黨凌駕於政府之上。列寧說,“我們是執政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成一體。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15]。第五,在黨的領導體制上高度強調領袖的作用,一黨專政就等於領袖專政,而領袖專政集中到一點、即個人獨裁。列寧說,“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16] 他甚至明確聲稱,“在工作時間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獨裁者──的意志......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17] 斯大林把列寧的這一理論進一步發揮和強化,並把某些觀點絕對化,從而造成了一種十分僵化的體制。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就好比是一部機器,指揮這部機器的是黨(領導力量),而蘇維埃組織、工會和合作社等都是這個體系的“傳送帶”和“槓桿”,是黨手中的工具,黨就依靠這些工具去“聯繫群眾”,指揮群眾。這種高度集中的黨/國體製造就出領袖的絕對權威和專權以及政治上的個人崇拜,布哈林很早就預見到這種前景並發出了警告。他說,布爾什維克革命可能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產生一個用電話、書記處和秘密警察裝備起來的新的彼得大帝[18]。以後蘇聯的政治史證明,斯大林的絕對權威、個人崇拜、獨斷專行、大規模的暴力鎮壓、清除異己等舉止,與封建專政主義中的絕對君主並沒有什麼區別,他確實成了布哈林所預見到的新的暴君。 3. 毛澤東:他是“秦始皇+馬克思”還是“秦始皇+斯大林”? 在中國現今政治制度的形成中,毛澤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本人說過,他要做“馬克思加秦始皇”[19],這表明他實際上承認了自己是受到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影響的。至於馬克思主義究竟對他有多少影響,則值得研究。毛澤東只閱讀了很少量的馬恩原著,他非常推崇的其實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蘇共的宣傳教材《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他在1941年說,“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教材。《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20]。由此可見,毛澤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所以,與其說毛澤東是“秦始皇+馬克思”,還不如說他是“秦始皇+斯大林”。 毛澤東早年接受的是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他基本上沒有接受過現代科學知識的教育。他崇尚中國傳統文化,對自己接觸甚少的資本主義文化,一般採取虛無蔑視的態度。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他對馬、恩著作的了解程度。他一生涉獵最廣的是史書,除了常看卷帙浩繁的《資治通鑑》外,還基本讀完了許多人認為“不知從何讀起”的《二十四史》;至於稗官野史,他更是興趣極濃。他最關心的是史書中記錄的各種軍事和政治鬥爭的史實,以從中考察統御用人的手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從而把封建專制統治者的縱橫捭闔之術、駕馭臣下之道運用於他的政治實踐。[21] 他進入晚年之後,藉助於個人崇拜運動,樹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大權獨攬、個人專斷,聽不得任何不同意見,而他周圍那些群小又拼命迎合邀寵,例如,深受毛寵信的柯慶施就曾經肉麻地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22]。毛澤東歷來欣賞秦始皇、劉邦、朱元璋,自認“坑儒”比秦始皇還多。早已有人說過,毛澤東寫於1936年的《沁園春·雪》一詞就透露出他的帝王思想。毛的秘書曾告訴筆者,有一次毛洗浴罷,穿着浴衣飄飄然地說:“做一個風流皇帝”。這是毛的真情流露。毛到臨終時,念念不忘的也是漢高祖的遺囑“安劉者勃也”[23]。由此可見,毛澤東深受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其行為與絕對君主制下的帝王十分類似,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毛澤東在革命生涯中雖然與蘇聯顧問、第三國際和斯大林一向不和,但他對列寧、斯大林關於“黨的領導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實際上是全盤接受的,這些蘇共的理論對毛澤東也有很大影響。毛甚至進一步發揮了蘇共的理論,並為自己的帝王思想套上了“馬列主義”的外衣。 中共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從一開始就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無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運作上都接受了蘇共的模式。劉少奇頗以此為驕傲,他說過,“我們中國黨的建設,一開頭就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和道路進行的,布爾什維克的一些組織原則,在我們多數的黨員中都能背誦出來,而社會民主黨的一些組織原則,在我們黨內是沒有的”[24]。劉少奇所講的“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就是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理論和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理論。中共正是完全按照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建立了自己的黨/國體制,這一體制的特點也是高度的集中制、黨政合一、黨凌駕於政府之上、以及領袖專政。 但中共的體制也有自己的特點。第一,由於中共擁有自己的軍隊、是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所以中共所建立的政權實質上是一個黨政軍合一的武裝實體、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組織。第二,由於在根據地時期,黨的工作、群眾工作、軍事工作、政權工作等都圍繞着武裝鬥爭來進行,所建立的政府始終附屬於黨的軍事指揮系統,這樣就形成了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體制。黨的機關為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以黨代政,黨什麼都管,而最高權力則集中在黨的主席一人手中。 在中共建國前夕,毛澤東就開始反覆強調要集權於中央、集權於主席。五十年代初期,他繼續反覆強調集權問題,大大地加強了個人權力。1958年,在反對分散主義的名義下,毛又提出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以及“書記掛帥”等原則,進一步強化了以黨代政的集中制。到了六十年代,毛再次重提一元化領導的問題,明確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25]。 二、從根據地的“三三制”政權到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 中共早期的政治承諾 在延安時期,中共急切需要廣大民眾的支持,所以比較關心群眾、尊重民主。中共領導人曾認識到,那種高度集中、黨包辦一切的體制,雖在戰爭時期是必要的,但也有弊病。例如,1940年董必武就批評說,“黨包辦政府工作是極端不利的”。[26] 1942年劉少奇說過,“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都缺乏民主訓練……我們的民主沒有見之於實際……,如果我們在根據地內領導政權許多年,還不能建立一種像樣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我們就沒有權利和沒有資格在全國人民中,在戰後再來談民主政治,那就會引起人民對我們以至對民主政治的懷疑,以為只是在口頭上叫的而不是在實際上實行的”。[27] 1940年毛澤東也說過,“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28] 但是,中共領導人這些關於民主的承諾,在掌權以後就被擱置了、再也沒有兌現,恰恰應了劉少奇在上述講話中試圖駁斥的那種估計。 1. “三三制”政權中的民主氣氛和中央決策機制中的個人專斷 中共在1940年3月6日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在各主要根據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權,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權的一種組織形式,是一切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政權。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當時根據地政權的人員組成是,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這種政權團結了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中產階級、開明士紳以及一切抗日的願和中共合作的人們。這種政權雖然也強調共產黨的領導,但中共認為,它的領導權不是包辦一切、強迫命令,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黨的建議;中共當時還強調黨員的民主作風,要求遇事先和黨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數同意,然後再實施;同時,也儘量鼓勵黨外人士對各種問題提出意見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這種政權能夠團結群眾,發揚民主。曾在根據地工作過的老幹部多認為,那個時候比現在要民主得多。 “三三制”政權雖未徹底實施,但對根據地發展和抗戰起了重要作用,可是中共基本上是把“三三制”政權視為鞏固根據地的策略性措施,並未從中總結出民主政治的重大意義和作用,更未將其發揚和改善成一種長久、普遍實行的民主制度。當時,在中共中央內部實際上實行的仍是蘇共的集權制度。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中,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並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29] 這種決策制度違背了集體領導的原則、賦予一個人獨裁專斷的權力,導致日後毛澤東的個人集權獨裁。 2. 1949年以前中共對建立民主國家的承諾 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是經常談論民主的。1945年7月,黃炎培及其他五位國民黨黨政要員到延安訪問。在與毛澤東交談時,黃炎培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30] 毛澤東在1945年還強調,“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31];他還宣布,“在打敗日本侵略者以後,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32],所謂的“‘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33] 當時,毛澤東還怕人民不放心,他又說,“有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不同的......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時期......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34] 當時,中共正是以民主主義的旗幟動員了民眾,贏得了人民的擁護,奪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當年很多知識分子都是因為相信毛澤東的這個“民主承諾”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重讀毛澤東這些議論,令人感慨萬千。 3. 中共建國:短暫的新民主主義政治 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說明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政治綱領。同年9月21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相當於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具體規定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的架構。這個《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即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的聯合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任務是繼續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而不是立即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集中制是國家政體組織的原則,表明在政體上不允許黨權高於政權和個人高於集體;解放軍和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帥,並沒有肯定“黨指揮槍”。 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成員組成體現了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原則。7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3位;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共產黨人士幾乎占一半;政務院從總理到委員、副秘書長的26人中,非共產黨人士占14人;其他各部、委、署、院中,非共產黨人士約占三分之一,許多民主黨派人士擔任了部長或主任。[35]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其具體形式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用普選的方法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這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體制(即政體)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各級人民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各級人民代表選出的各級政府,必須經所屬的上級政府的加委並服從上級人民政府,全國各地人民政府均須服從中央人民政府。 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民主集中制的政體,是從民主出發、經過逐級的民主和集中的交替、而仍還原為人民的權力;通過民主使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充份表達,再經過集中使人民的意願得到有效的充份實現。但實際上,候選人都需經過黨政領導審查,因此選舉本身不是自由的;而通過多次“集中”,民意已所存無幾,民主集中制則淪為虛假的民主。 這種國家政體,通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現國家立法、司法、行政的統一,是“議行合一”的政體,與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不同。既然民主集中制往往淪為虛假的民主,實際上就便於中共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口號下實行權力的集中,“大權獨攬”。 中共建國之後的頭三年是中共統治下最好的時期。如果中共和毛澤東遵守建政前的承諾,將新民主主義政治體制維持幾十年,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也許就不致於經歷以後的大曲折。但實際情形是,中共很快就拋棄了《共同綱領》,形成了領袖獨裁的列寧、斯大林式的黨/國體制,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三、中共集權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特點 1. 社會主義國家形成集權模式的共同規律 蘇聯以外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的制度建設基本上都是抄襲蘇聯模式的。所以,在分析中共建立集權體制的過程之前,可先以蘇聯為例,分析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之形成,以便深入了解社會主義國家集權模式形成過程中的共同特徵。 在討論社會主義時,馬克思所強調的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其要義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按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的解釋,即“人民的絕大多數控制了個人的或集體的生產手段的使用,......參與勞動的人控制了它們的剩餘產品(要麼自己生產出來的,要麼用以生產的)”。[36] 但是,十月革命後俄共(布)所推行的是剝奪資產者的國家化政策(Statification),國家化與社會化有根本的區別,國家化及由此形成的國家所有制並不符合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念。 國家化政策和制度建立了由國家直接掌握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這樣,勞動者並不能與生產手段直接結合,在勞動者與生產手段之間,還隔着一個國家機器;實際上是由國家代替了資本家、成為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和勞動的購買者,從而讓國家壟斷了一切經濟行為。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應該是社會所有制。但是,所有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除南斯拉夫外)所建立的都不是社會所有制,而是國家所有制,但這些政府都把國家所有制套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光環”,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制度。中共也是如此,1952年中共在解釋其“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就宣稱,要“使國家所有製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經濟基礎”。國家所有制是官僚主義和權威主義乃至極權主義的溫床,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指令經濟(共產黨自稱為計劃經濟)、黨/國體制的前提條件,它不可能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 為什麼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會導致集權的專制主義呢?這與其經濟制度和經濟目標有直接關係。十月革命前,俄國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十月革命後為了增強實力、鞏固政權、抵禦外部壓力,蘇聯政府開始推行強制工業化,斯大林特別強調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就需要大量的資本積累。E·普里奧布拉任斯基(E·Preobrazhensky)把這個過程稱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37] 原始積累多少總帶有殘酷性,在蘇聯、中國也不例外,強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本只能從勞動者所創造的財富中取得。因此,國家必然低價強制收購農產品(在中國稱之為“統購統銷”),並用價格的剪刀差剝奪農民;同時長期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勞動力的價格以下,實行抑制消費需求的政策,但由於在國家所有制中國家是勞動的唯一購買者,因此這種政策得以通行無阻。 如果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初期,為了資本積累的需要,勒緊人民的褲帶是難以避免的;那麼,一旦形成了初步工業化後,就應該停止對農民工人的剝奪,改從工業利潤中取得資本積累所需要的資金,同時逐步提高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但是,由於國家所有制下必然出現的資源配置不合理,以及國有企業中無法消除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益(布哈林稱之為“有組織的經營不善”),國家事實上不可能從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中積累足夠的建設資金,因此仍然要繼續壓低農產品價格和工人的工資,這樣,對工人和農民的剝削就必然變成長期性的,而且十分苛刻。同時,由於國家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使得輕工業的發展大為落後,消費品的供應必然短缺,這又使得政府必須長期壓低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所有這一切現象必然會引起民眾反對政府的情緒,而為了壓制民眾的不滿,政府便施行了鐵腕政策。結果,政府一方面建立起一個指令性的社會(Command Society,包括指令性政治和指令性經濟),另一方面則不斷強化和鞏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制度。學術界對極權主義有多種理解,我贊成鄒讜教授關於極權主義的概念,即它是“‘國家機器的無限延長’,……因此,極權主義的概念……是黨──社會關係的統一體的一個極端的概念(polar concept)”。[38] 在這種制度中,在一種似乎神聖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下,黨領導下的國家干預並企圖控制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甚至於包括人民的思想和行為。其結果就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他的《1984年》一書中所描寫的那樣,為了取得極權制度及其政策的合法性,黨無所不用其極地宣傳其領袖永遠正確的“個人崇拜”,並使黨對權力和真理的壟斷具體化。極權制度能在俄國存在多年,也與俄國社會的特點有關。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民國家,農民有着小生產者的觀念和習慣、以及順從、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特點。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推行極權主義統治,其社會阻力會比較小。 除了蘇聯以外,二戰後東歐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極權主義統治。然而,東歐國家的極權主義政權與蘇聯的不同,基本上不是本國革命的產物,而是蘇聯戰後利用其軍事占領的地位、輸出斯大林主義制度的結果,只有南斯拉夫是例外。所以,雖然東歐國家被迫接受了蘇聯模式的制度,但是這種制度缺乏社會基礎,幾乎多數東歐國家都爆發過反對極權體制的抗議、遊行甚至起義,而每次東歐國家的政府都是依靠蘇聯軍隊的威懾才得以繼續維持極權制度。蘇聯曾經提出了一套所謂的處理與東歐國家關係的理論,即“勃列日涅夫主義”,把干預東歐各國內部事務的政策合法化。當八十年代末期戈爾巴喬夫宣布廢除“勃列日涅夫主義”、並宣稱蘇聯將不再干涉東歐國家的內政後,東歐各國的極權政府失去了蘇聯坦克這一後盾,在本國民主化運動的衝擊下,就不可避免地迅速瓦解崩潰了。 2. 中共集權政治制度的形成 與東歐國家相比,中共是土生土長、自己打下的江山,毛澤東還抵制過斯大林及共產國際的干涉。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基本上不同於“俄羅斯道路”,中共建國時確實實行了新民主主義而且取得了卓著成效。但是,儘管毛澤東以前承諾過,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將“幾十年不變”,但事實上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階段卻幾乎是轉瞬即逝。為什麼會中共在政治制度建設上會有如此大的轉彎呢?這是海內外學術界都關心的一個問題。我認為,1950年的朝鮮戰爭是導致政治制度大轉折的一個重要因素。 過去,中共一向將朝鮮戰爭宣傳為“南朝鮮侵略北朝鮮、美國參戰並向北進攻、中國出兵乃是‘保家衛國’”。現在,蘇聯的檔案披露了實情,即當時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侵,然後又迫使中國參戰。所以朝鮮戰爭的爆發也有可能是斯大林藉此操縱中共、納毛澤東於掌中的陰謀。確實,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初,斯大林一直懷疑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後,西方國家加強了對中國的封鎖,迫使中國不得不向蘇聯“一邊倒”;同時,由於中國需要蘇聯提供軍火,也不得不受制於蘇聯。於是,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和集權體制對中國的影響就越來越大了,中共隨即開始實行以權力高度集中為特徵的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當然,中共背離新民主主義道路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有些做法是中共自己選擇的。例如,中共建國後,在尚未充份開展反封建專制主義的民主主義啟蒙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轉向反對資本主義了。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和“抗美援朝”中的反美運動更是加強了這一趨勢。 從1952年開始,中共開始執行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一五”計劃,同時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從而將中國納入了斯大林主義模式,並轉向快速朝社會主義過渡的左傾路線。為了壓制黨內外反對或不同的意見,中共發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施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這樣就形成了基本上是以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和斯大林主義新傳統相結合為特點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與東歐諸國的極權體制不同,並非單純的蘇聯模式的翻版,而是中國特色與斯大林模式的有機結合。儘管中共實行的這套政治制度與毛澤東建國前所承諾的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大相徑庭,但毛澤東從來沒有為中共改變基本政治承諾的舉止作過任何解釋。 其實,從中共的領導體制來看,它事實上也不可能在中國長期實行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中共是本來就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以高度集中和一黨專政為宗旨。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多少帶有一些民主政治的色彩,這給中共維持其集權的領導體制帶來了諸多不便。而且,中共是通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起家的一個黨政軍合一的武裝實體,在武裝鬥爭時期早已形成了以一元化為形式的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這種領導體制其實與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有許多格格不入之處,倒是與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理論和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理論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3. 新民主主義時期後中國政治制度的特點 新民主主義時期後,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什麼特點呢?著名的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E·巴拉扎(Etienne Balazs)說,“中國社會是一個高度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制度”。[39] 波蘭學者W·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認為,極權主義有四個特徵:第一,在整個政治結構中,官僚主義機構的權力大於由選舉產生的機構的權力;第二,由高層官僚指定黨、國家和工會各級機構幹部職位的候選人,從而代替了實質性的選舉;第三,一切其他機構完全從屬於黨的機器,完全禁止一切獨立的政治團體;第四,對大眾傳媒的壟斷控制,包括普遍的事前審查。他總結說,“因此在所有的社會生活領域,社會的成員面對着一個全權的國家機器,縮成為被剝奪了政治和法律表現或控制手段的原子化的個人”。[40] 事實上,由於在制度形成過程中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與斯大林主義的新傳統相結合,使得上述特徵被推到了極端,其表現如下。首先,它是一種高水平的極權主義。摩西·萊文曾說,在蘇聯存在着“國家──經濟──黨”和“權力──意識形態──文化”這兩個“三位一體”。[41] 而在中國這兩個“三位一體”則被一元化為“黨──政──軍──法──經濟──意識形態──文化”的統一整體,黨居於掌握一切、絕對壟斷的地位,既全能又全權。 其次,把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包括等級政治和等級經濟的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每個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甚至學校、寺廟)都按行政系統的級別來劃分等級;個人的獨立性消失了,每個人都變成了隸屬於某個單位的原子化了的單位成員,並按照其單位的行政級別和工作任務給定他在單位中的身份。各級幹部的選擇任命既不經自由選舉,也不通過文官考試,而是實行等級授權制,完全由這個社會政治“金字塔”中的上一級領導決定。由此產生了兩個後果:其一是,原則上每個幹部只對其上級負責,而不必對他所服務的人民負責,結果造成了各級幹部為了逢迎上級,而不惜犧牲其管轄範圍內民眾的權利、財產甚至生命;其二是,沒有上級的命令或允許,個人不得採取任何主動行為,因此,整個社會效率低下。 第三,“一言堂”和個人專權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構性特徵。在這個“金字塔”頂端的是一小群人,其中只有一個“領導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在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但又不願意承擔政策失誤的政治責任。“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這個“領導核心”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結果,一方面,每個居於“領導核心”地位的人都時刻擔心失去權力,緊緊抓住終身制,形成了老人政治;另一方面,“領導核心”隨時緊密地防範並絕對禁止任何不同意或反對他的思想及行動,高層領袖之間的明爭暗鬥、權力鬥爭不斷。 第四,產生了“國家崇拜”、並由“國家崇拜”進一步轉化為“黨崇拜”及其必然結果──個人崇拜。所謂的“國家崇拜”表現為,迷信和過度使用國家暴力、國家權力過份集中和膨脹、迷信國家所有制。由於黨壟斷了國家權力,“國家崇拜”就很自然地轉化為“黨崇拜”,而“國家崇拜”和“黨崇拜”的人格化結果就是個人崇拜。革命的領導人不僅被視為經過程序、合法產生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而且還被賦予“打天下者坐天下”的特殊地位,象“帝王”那樣被崇拜和神化,變得“一貫正確”和神聖不可侵犯。於是,革命領導人變成了黨和國家的象徵,而民眾對領導人的態度也往往被視為是對黨和國家的態度;領袖象皇帝那樣容不得任何批評和反對意見,而民眾若膽敢批評領袖,就會被控為反黨反革命。 第五,黨對意識形態和大眾傳媒的高度壟斷。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被用來證明現存制度的合法性和現行領導政策的正當性,還規範着全社會共用的話語體系和價值觀。由於取消了動員民眾、贏得民眾支持的民主機制,意識形態就成了除武裝力量之外的另一個黨和國家強制性動員和控制社會的工具,即所謂的“筆桿子和槍桿子”。馬克思曾把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稱為“虛假的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他認為這種意識形態不是客觀地描述世界的現狀,而是要論證資產階級統治的合法性,使工人階級相信資本主義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這個概念同樣適用於中國。中共建國後屢次掀起“運動”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強制推行官方意識形態、打擊社會上的異見。同時,要壟斷意識形態,就必然會壟斷大眾傳媒,排斥新聞和言論自由,控制信息和通訊。 四、回顧1949-1978: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 中共建國後,經過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共部份領導人主張繼續貫徹執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的規定,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主張。但這一主張卻受到了毛澤東的批判。毛擔心土改後農民將走向資本主義,又斷定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提出了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策目標,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在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獲得通過。毛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者右傾的錯誤”。毛澤東曾辯解說,“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理論是根據列寧關於過渡時期的學說提出來的。其實,這種直接過渡的主張來源於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思想,列寧在晚年已將其摒棄,但後來斯大林卻又揀了起來、並加以發展。所以,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的思想路線更多地是受斯大林的影響。從新民主主義階段轉向“過渡時期總路線”,標誌着毛澤東在政治路線上靠近斯大林、走上了“左傾”道路。 1. 從農業合作化到“大躍進”:毛澤東專制獨裁的初級階段 早在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就有“左傾”求快的傾向,但他的那種既脫離中國現實、又違背中共早期承諾的政策主張,一開始確實在黨內高層遇到了反對意見。但毛利用中共賦予他的“最後決定之權”,壓制不同意見,使他的個人集權不斷升級,同時還樹立他的個人權威、慫恿個人崇拜,建立他所謂的“無法無天”[42]的政治環境,最終形成了類似絕對君主政體的個人獨裁。從1953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幾乎可以說是毛澤東個人專斷獨裁地位的形成及升級與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形成互相促進的歷史,而從農業合作化到人民公社這短短的幾年,則是毛澤東專制獨裁的初級階段。 自從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後,毛澤東就不斷表現出急躁冒進的特點,這也與他急於藉中國建設的成就、爭取自己在國際共運中最高地位的願望有關。他先在農村合作化問題上發動了批判“小腳女人”的“反右傾”鬥爭,使得急於求成、盲目冒進的“左”傾思潮和傾向波及其他部門。1956年,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提出“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要反對保守思想、也要反對急躁冒進”。於是,毛澤東在1957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批判了“反冒進”,說“反冒進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43],迫使劉、周、陳都做了檢討。同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又提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他並且斷然規定,今後只能提反右傾,不能提反冒進。[44] 那時,毛澤東儼然已經凌駕於組織之上,任何其他中共高級領導人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見。 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披露了斯大林的嚴重罪行後,中共中央決定進行全黨整風運動,並發動黨外人士提意見。但是,毛澤東很快就無法容忍黨外人士的批評意見,,決定發動反右派鬥爭,受到政治打擊的知識分子達55萬多人(包括被株連的家屬是幾百萬)[45]。從此,廣大知識分子鴉雀無聲,不敢提出不同意見了。反右運動強力推行了一系列“左”的觀點,使毛澤東“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統性;根據反右派鬥爭的實踐,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推動社會前進必須以階級鬥爭為主要手段;他還躊躇滿志地認為,反右派鬥爭“是一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社會主義革命”[46],“反右”後可以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了。 於是,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肯定了冒進發展的經濟工作指導方針。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了這一總路線,9月就緊接着發動了大規模的、以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兩高(高指標、高徵購)為特點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鐵運動。這場運動之荒謬的程度,可以毛澤東的兩句“名言”為代表:其一,“糧食多了怎麼辦?”[47];其二,“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48] 當時,有不少人感覺到這場運動有問題,但是,時值“反右”剛結束,一些已被打成“右派”的人士自然被剝奪了發言權,而其他的人看到幾十萬因言獲罪的“右派分子”都不寒而慄,因此幹部和知識分子個個噤若寒蟬。於是,“大躍進”中各級幹部和積極分子就無所顧忌地跟着毛澤東胡作非為,一切荒唐事都橫行無阻了。 在“大躍進”中浮誇風極為嚴重,全國各地的基層幹部每天竟相“放衛星”,宣布糧食、鋼鐵產量如何提高了幾十倍,再加上全國一哄而上地組建人民公社化,使毛澤東認為,“共產主義在我國實現已經不是遙遠的事情了”[49]。但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烏托邦理想和“大躍進”的“泡沫”成就,很快就被現實戳穿了。“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才沸騰了半年,一大堆實際問題便接踵而至:國民經濟各種比例嚴重失調,工農業生產全面緊張,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出現了餓死人的事。面對這些事實,野心勃勃、固執己見的毛澤東仍然堅持認為,“三面紅旗”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不容懷疑和反對。 在這種背景下,1959年7、8月間,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中全會。在這次會上,絕大多數中央高級領導人只是小心地看毛澤東的神色行事、曲意逢迎,很多省市負責人準備了稱讚和批駁“大躍進”的兩份內容、結論完全相反的報告,準備根據政治風向、相機行事,或繼續為“大躍進”歌功頌德、或批評“大躍進”的失誤以推卸個人責任,總之,多數中共高級幹部是置國事民生於不顧,只求在政治投機中保住自己的官位。只有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少數幾人,對與會多數人閃爍其詞、不願如實報告基層真相、更不肯深究錯誤根源的態度十分不滿。於是,彭德懷向毛澤東“上書”,認為總路線、“大躍進”確實出現了失誤,原因在於領導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問題,背離了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傳統。張聞天則作了長篇發言,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和總結,最後歸結為黨內民主生活不健全是關鍵問題。彭、張終於觸犯了自以為一貫正確、絕對權威的毛澤東的逆鱗,再加上康生、林彪、柯慶施等群小的曲解挑撥,於是毛將彭、張等人的意見視為是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對“三面紅旗”的“猖狂進攻”、是對毛澤東領導權威的挑戰。而中共其他高層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只知明哲保身,明明不贊成毛的意見,卻也無一人敢仗義執言;相反,他們還紛紛表態,附和、支持毛澤東,甚至對彭德懷、張聞天落井下石。這樣,毛澤東得以無所顧忌地把彭、張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並在廬山會議後開展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全國有300多萬人因此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使中共的高層領導集體淪為毛澤東個人的馴服工具,標誌着毛澤東登上了類似絕對君主制中的君主地位,成了當代的大獨裁者,並且使“大躍進”的災難進一步嚴重化,也為“文化大革命”開闢了道路。在廬山會議決定的“反右傾、鼓幹勁”的督促下,1960年繼續盲目躍進,使國民經濟更加緊張,社會生產力受到進一步破壞,工農業生產連年下降,消費必需品極端匱乏,尤其是糧食嚴重短缺,終於發生了大範圍餓死人的情事。但是,迄今為止,在中國仍然未能公開討論大量餓死人這一“大躍進”的主要後果。 2. 大躍進的後果:數千萬人因“三年自然災害”餓死? 五十年代中共經濟建設的最“高峰”是“大躍進”時期,究竟這場“大躍進”有什麼“成就”、又有什麼罪過,這是必須坦誠面對的歷史事實。“大躍進”的主要後果是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為的嚴重大饑荒,數千萬老百姓在饑荒中斷糧餓死。但是,中共長期隱瞞着這一史實,直到毛澤東去世後,從八十年代開始才出現了相關的議論和估計。然而,究竟在這場大饑荒中死了多少人,仍然是個謎。儘管多數省、縣政府都密藏着“大躍進”之後餓死人口的報告和統計數據,但官方從來沒有正式公布或回答過這個問題。而國內外的研究者對死亡人口則有不同的估計。其中一種比較可靠的估計方法推算出,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的出生人口數在4千萬人左右。[50] 至於為什麼會出現極端嚴重的大饑荒,導致如此大規模的上千萬非正常死亡人口,中共一向拒絕直接承認這是制度、政策、領袖的錯誤,而是編造了一個“三年自然災害”的藉口,把人禍推給了天災。實際上,從1959到1961年這三年中,氣象、水文記錄都表明並沒有明顯的自然災害。其實,這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是毛澤東和中共推行共產主義烏托邦實驗的犧牲品,而這場實驗則是極權政治體制不可避免的結果。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惕亞·森(Amartya Sen)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獨裁統治可能導致大饑荒。[51] 他注意到,在擁有民主政府和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饑荒;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在原始部落、古代帝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由專制領袖和一黨統治的新獨立國家、以及現代的極權、獨裁政權下的社會裡,才會出現嚴重的饑荒;凡是實行定期舉行選舉、允許反對黨存在、容許媒體對政府政策提出質詢的獨立國家,都從來沒有受到過饑荒的困擾。他又指出,中國在50年代實行的所謂“大躍進”是一敗塗地的,據估計,中國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有將近三千萬人被餓死。他認為,很難想象在一個定期舉行選舉、擁有新聞自由的國家裡會出現這種情況;由於缺乏新聞自由,往往會導致政府對自己的宣傳機構和地區官員描繪的圖景深信不疑;事實上,當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中國當局還把自己的糧食貯備高估了一億噸。森的分析多好啊!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那時有新聞自由,農村中的浮誇、高指標、高徵購以至餓死人的現象就可以見報,輿論的約束有可能制止毛澤東及各級幹部的胡作非為;如果那時有反對黨,就更不容毛澤東一手遮天、獨斷專行;如果有黨內民主,廬山會議上占上風的就可能是彭德懷、張聞天,而落敗的則可能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如果有真正的民主選舉,那麼,中共造成了如此慘烈的“人禍”,民眾很可能就會通過選舉而罷免毛澤東,或不再選毛澤東主政,那麼也就未必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了。可惜的是,那時的中國並沒有這些,卻只有毛澤東的獨裁。 雖然不能說毛澤東主觀上就想要製造這樣一場饑荒,但是,只要他推動、堅持的“三面紅旗”的左傾路線得不到糾正,如此嚴重的大饑荒就是不可避免的。這場如此荒唐可笑的烏托邦試驗真的矇騙了從上到下的中國人,以致於人們會信奉領袖的主張、到了連命都不要的程度了嗎?在6億多中國人里,難倒就沒有人能洞察出中共和毛澤東路線、政策的荒唐之處嗎?當然並非如此。問題是,在一個沒有民主、人權的國度,誰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韙”,反對偉大領袖和黨的路線政策呢?連許多中國人非常尊重的周恩來、鄧小平,當時不也是趨炎附勢、說假話、不敢對暴戾的毛澤東說半個不字嗎?不過,正因為這些政治領袖當時附和、支持了毛澤東的政策路線,他們就必須和毛澤東一起承擔造成這數千萬冤魂的政治責任。 3. 毛澤東的極權獨裁達到頂峰:文化大革命 “三面紅旗”所導致的嚴峻政治、經濟形勢迫使中共不得不實行了以“調整”為重點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通常所說的“七千人大會”)上,中央表示要對“大躍進”時期的錯誤承擔責任。可是,數千萬人命的慘烈代價,並沒有換來制度上的變革、更沒有觸動罪魁禍首毛澤東本人。相反,毛仍然堅持“三面紅旗”是正確的,不許否定,更不許觸及“左”的錯誤理論體系;毛的獨裁地位實際上並無變化;毛繼續堅持他的“左”的錯誤,而且繼續得到中共高層領導群體的逢迎。 實行“八字方針”後,雖然使國民經濟有所恢復,但客觀上構成了對“三面紅旗”的批評,當然令毛澤東極為難堪。可是,這位“人民的”領袖既不肯承認“大躍進”中的錯誤,也未對數千萬亡靈掉過半滴真誠的眼淚。很快他就從經濟政策的失敗中解脫出來了,他的方法是舉起階級鬥爭的旗幟,發動一場更大的政治運動,進一步樹立他的個人權威,從政治理念上打擊黨內主張穩妥進行經濟建設的同仁,繼續把他的“革命”推向前進。 1962年8、9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提出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階級鬥爭為綱”,並宣布要把階級鬥爭擴大到全社會和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此後,他採取了一系列行動,準備和劉少奇為首的“黨內走資派”攤牌;同時,又慫恿他的極“左”派嘍羅們製造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樣,“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毛終於登上了他個人政治生涯中的頂峰,實現了對全中國人民從思想到行動的直接控制,但也因此決定了他徹底的政治失敗。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和他的極權統治相結合的產物,是一場長達十年的重大災難。在“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狂熱的程度,把毛澤東神化為普渡眾生的歷史主宰,毛則利用個人崇拜在社會生活中製造了一套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邏輯,在政治制度上則實際上製造了封建法西斯專政,他自己就是這個封建法西斯專政政權的獨裁者。“文革”全面破壞了中共的各級組織,毛澤東成了黨的化身、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黨的政治局和書記處。憲法被撕毀了,本來就不完備的法律體系連同公、檢、法機關被砸爛了,全國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作為行為規範和準則,整個社會毫無法律秩序可言。“中央文革小組”兼管公、檢、法機關,把對待毛澤東個人的態度作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標準;凡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反對毛澤東、就是反革命。在“文革”時期,據官方的顯然被壓低了的統計,有729,511人被誣陷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52] 毛澤東號召在全國奪權,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和改組,嚴重地破壞和妨礙了黨政機關的工作。 在經濟上,“文革”以階級鬥爭代替生產、攪亂了生產。全國有相當多的工礦企業生產癱瘓。同時,毛的政治追隨者在經濟工作中推行一整套極“左”政策,隨心所欲地搞所謂的“一大二公”、“窮過渡”等。動亂了十年,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了5千億元,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53]。“文革”還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毀滅主義。大批科研機關、大專院校被撤銷,科研儀器設備被毀壞,圖書文獻資料被焚毀,教學科研工作被迫中斷,文化古蹟被破壞,很多報刊被停辦,一切文學藝術都被打入“冷宮”,8億人口的大國只能演“八個樣板戲”,一大批知識分子被迫害。 “文革”的危害罄竹難書,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黨務等所有方面都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和社會秩序陷於極度混亂,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瀕於崩潰的邊緣。正因為“文革”為禍極深,特別是它打擊了中共各級幹部,在黨的幹部中造成了普遍的對“文革”的不滿,所以,毛澤東死後,對毛的個人迷信很快就被打破了,毛的極“左”路線被糾正了,出現了全面改革的呼聲。 【注釋】 [1]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334頁。 [2] John E. Schrecke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rager, 1991, Preface, pp.xiii-xx. [3] Monty Johnstone, "Party",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2nd ed, Lodon: Blackwell, 1991, p.405. [4] Richard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les, Vol.1, University of Pitt????urg Press, 1974, p.248. [5] 《馬恩選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4頁。 [6] 《馬恩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1頁。 [7] 同上,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0頁。 [8] 同注[4],第409頁。 [9] 《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78頁。 [10] 同上,第587頁。 [11] 《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8頁。 [12] 同上,第318頁。 [13] 同上。 [14] 同上,第6卷,第441頁。 [15] 同上,第32卷,第106頁。 [16] 同上,第24卷,第24頁。 [17] 同上,第27卷,第245、248頁。 [18] 參見蘇紹智,《馬克思主義新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第258頁。 [19] 參見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311頁。 [20]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760頁。 [21] 同注[19],第307至313頁。 [22] 同上,第315頁。 [23] 同注[19],第166頁。 [24]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86頁。 [25]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第832頁。 [26] 《董必武選集》,第54至55頁。 [27] 同注[24],第225至226頁。 [28] 《毛澤東選集》,1964年合訂本,第725頁。 [29] 《毛澤東年譜》,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0至431頁。 [30] 同上,第609至610頁。 [31]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1頁。 [32] 同上,第931頁。 [33] 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十二項問題”(1945年9月29日),《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版,1948年,第505頁。 [34] 同注[31],第963頁。 [35] 林蘊暉等,《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頁。 [36] Paul Sweezy. Four Lecture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p.90. [37] Preobrazhensky, Evgeny Alexeyers. A Dictionary of Merxist Thought. Tom Boltomore, et al. Worcester Blackewell Referen. 1983. p.390. [38] Tang Tsou. "Introd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xxii. [39] 同注[38],p.xxiii。 [40] W. Brus. "The Polish October: Twenty Years After,"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don Merlin Press. 1977. p.183. [41] Moshe Lev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113. [42] 毛澤東曾對斯諾(Edgar Snow)講過,“我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 [43] 同注[19],第242頁。 [44] 同上。 [45] 同上,第238頁。 [46]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61頁。 [47] 同注[19],第243頁。 [4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85頁。 [49] 同注[19],第248頁。 [50] 這種估算方法是根據官方的人口統計數據及“大躍進”以前年份的平均人口增長率推算的。1959年中國的人口總數是6億7千2百萬人,1960年是6億6千2百萬人,1960年比1959年減少了1千萬人,1961年比1959年則減少了1千3百萬人。按照“大躍進”以前年份的正常人口增長情況推算,每年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抵後、人口應淨增千分之二,所以,如果沒有嚴重饑荒,1961年本應比1959年增加2千7百萬人。這樣把兩者相加,就得出從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千萬人左右。 [5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說獨裁可能導致饑荒”,VOA,Oct.14,1998,參見《世界日報》(紐約)1998年10月15日。 [52] 同注[48],第623頁。 [53] 同上,第62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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