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反腐，自康/徐/令之下，超大老虎紛紛入牢，現在又牽扯到江公子被撤職，江的心腹賈廷安被《炎黃春秋》揭露用軍委主席辦公室的名義強令提拔軍隊腐敗分子王守業。江胡習各路人馬的博弈新聞在海外每天不斷，直看得人眼花繚亂。但看家一直存有一個疑問，打老虎何時為止？習大和江太上皇是否終有一戰？

重構政治生態的理念之爭

江氏在六四之後上任，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其上任之初，唯唯諾諾，極左保守，沒有作為，鄧大人坐不住，不得不親自出馬南巡，江氏因此差點丟官。鄧氏南巡為江指出了一條出路，出現了“三個代表”的理念。理論上講，“三個代表”並無新意，就是以黨為依託，大家合夥一起發財，是鄧氏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具體體現。說它沒有新意，是它類似西方黨派的常規做法，黨派與利益集團捆綁在一起。

“三個代表”理念的結果比較極端。例如，一方面是劉志軍領導的鐵道部建成了使整個中國從國家到百姓均受益的現代化高鐵系統，另一方面是其親信極端的貪腐；再例如，高官的子女紛紛下海，一方面有效地抵禦了海外資本對諸如電訊，能源，金融等國家關鍵行業的侵蝕，同時又發展了裙帶資本主義，富了一大批太子黨官二代。

必須承認，江按“三個代表”治國，中國近二十年來既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這是真金白銀的真成就，不只是黨刊上自誇的GDP 大小多少; 同時也出現了官員嚴重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問題。客觀上看，“三個代表”造成了極端的善惡共生，與現今嚴重的社會問題不可分割。如果想改變這種狀態，必須提出新的治國理念。

胡氏掌權之後，江氏成了太上皇，坐在軍委主席位置上，手握小槍監視。大意該是鄧小平退位之後可以罷免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屆領導人，他江氏也可以。但現在回頭來看，胡氏確實平庸，他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根本是句空話，不能成為國策。因此可以說，二十多年來，中國只有一個治國理念，就是黨派與利益集團緊密結合的“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理念產生了惡性的腐敗和兩極分化，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只能是過渡性質的。習氏上台之後提出了中國夢，至今我們剛剛看到其大夢的睨端，就是剷除“三個代表”帶來的副作用，重構政治生態。

規矩之爭

江氏破壞了鄧氏訂下的一個重要權力交接規矩，領導人年齡退休制。即使在鄧氏時代，鄧退下來之後，只有在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干政，逼退胡耀邦和趙紫陽，但自覺儘量不插手具體事務。但江氏不同，在胡錦濤執政期間，一直掌握着軍權不放，在汶川地震的時候，好像溫家寶坐鎮震區，連軍隊的一個連也調動不了。

江氏破壞權力交接規矩的惡果之一是政府內小圈子，小宗派團體橫行，遇事很難秉公處理，加劇了極端腐敗，如不制止，後患很可能是黨內大分裂，甚或政變。

習氏正在試圖改變這一點。

習氏變法能否成功？

從根本上講，習大與江太上皇之間應該是治國理念和規矩之爭。但使用什麼理念替代江氏的“三個代表”，如何在制度上保證中國今後不會出現類似的江太上皇或終身總統普金，仍像習的中國夢一樣，是有待觀察的未解之謎，也是習氏變法是否成功的關鍵。

歷史上，多數變法不成功的關鍵是難以找到各方利益集團均能接受的新治國理念。習氏現在的權宜之計是仍提社會主義理想，要求官員像焦裕祿一樣，無私地為百姓服務。但我們不相信，習氏會天真地認為這種理想的現實性。而新的治國理念，可能需要將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其真實政績成正比地掛鈎，打造一個既符合現代社會道德規範，又具體可行的制度。制度創新是極難的事情，不是紙上談兵那麼簡單，也無法山寨，失敗的可能性很大。

中國經濟萎縮，不得不靠政府大力救治之時，該是本次打虎告一段落之日。至於江氏，大喊東山再起，是錯誤地判斷了時局，結果落個江公子被就地免職。江氏應該清楚，年紀不饒人，本來是歷史的機遇造就一段傳奇，自動自覺地退出歷史舞台也不失之為妙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