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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最需要得到善待?(上)
送交者: 左大培 2004年12月21日19:12:0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2004年8月,在郎咸平指責幾個大上市公司的老總以金融手段侵占國有財產之後,張維迎教授作出的最初反應之一,就是他2004年8月24日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採訪時反覆強調:“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

這句話在原則上沒有任何錯誤。正如鄢烈山先生2004年9月1日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所說,“就是對囚犯也要善待而不要虐待”。廣而言之,作為當代社會的主流精神——人道主義的體現,我們應當善待一切人。而對任何為社會作出了貢獻的人,我們更應當作出優待,而不僅僅是善待。優待的程度當然應取決於對社會的貢獻大小。

但是再仔細通讀一下張維迎教授發出這篇名言的全文,我不能不對張維迎教授這番號召的真實目的發生深深的懷疑。因為他在呼籲“善待那些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時,討論的是應當如何對待那些“搞得好的國有企業的經理人”,甚至考慮到了“該給他們多少股份”,而並沒有為“企業家”之外的其他人作什麼呼籲。這也就是說,他在要求我們“善待那些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時,心目中想到的只是那些“企業家”。不言而喻,他顯然是認為,我們社會的最大問題,是企業家們對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沒有得到足夠的善待。這就難怪鄢烈山先生把他的主張概括為號召“善待對社會作了貢獻的企業家”。

其實,我們不僅應當象鄢烈山先生說的那樣,“善待對社會作了貢獻的一切人”,而且應當優待對社會作過貢獻的一切人。在目前的中國,我們確實看到,許多為社會作出了貢獻的人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優待,甚至沒有得到任何人都應當得到的起碼的善待。但是這些沒有得到善待的人幾乎都不是“企業家”或“企業的經營者”,而是別種類型的人。因此之故,我才在遲至3個月之後還要來回應張維迎教授那篇著名的談話,因為這篇談話提出了一個非常原則性的問題:在當今的中國,誰最需要得到善待?

根據本人的所見所聞,在今日之中國,那些為社會作出了貢獻而沒有受到優待、甚至沒有得到善待的,主要是那些沒有在任何企業擔任領導職務的人,而不是那些“企業的經營者”或“企業家”。

吃苦受累的農民工

在今日中國的“市場經濟”中,加入了現代化的生產和流通而又處於社會和經濟生活最底層的,是來自農村的所謂“農民工”。主流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們每當大罵城市國有企業的老職工是“貴族”和“寄生蟲”時,每當他們要甩開原籍城市的國有企業職工而對國有企業實行“權貴私有化”時,就會假惺惺地作出為農民工說話的姿態,呼籲“開放城市勞動市場”、“放任勞動力自由流動”,把農民工當成壓低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和福利待遇的籌碼。但是他們幾乎從來就不抱怨農民工的勞動報酬和待遇太低,更從來不提不善待農民工的正是他們所頂禮膜拜的“企業家”。

農民工不僅也是人,而且就是按主流的西方經濟理論,他們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勞動。作為人,農民工應當同任何人一樣得到善待,這不應當有任何問題;而作為勞動這種投入了生產中的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他們毫無疑問為社會作出了貢獻,因而理應得到相應的優待。可是我們在今日的中國,到處看到的都只是如何虐待農民工,他們不僅得不到應有的優待,甚至得不到起碼的善待。

中國農民工之沒有得到善待,表現在他們勞動和生活待遇的低下,而這種低下的勞動待遇,不僅表現在勞動時間長、工資低,而且表現在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的極端惡劣上。

許多人以自己親身所見告訴我,在西部當地打工的農民工工資大約只為沿海地區農民工工資的一半左右。因此導致上千萬農民工由中西部地區流入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打工。但是,即便是在浙江和珠江三角洲那樣的所謂“經濟發達地區”,沒有特殊技能的普通農民工每月工資也只在3百元到4百元。而且這樣一種工資水平已經維持了十年以上。有調查顯示,12年來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只提高了68元,再加上物價上漲因素,其實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是下降的。浙江寧波的農民工說:我父親十年前在這裡打工時工資就這麼多,我現在到這兒打工的工資還是這麼多。

2001年7月8日《信息時報》在報道深圳市保安區其興玩具廠噴油工劉東洋的跳樓自殺事件時說,“該廠是計件工資,勞動強度很大很大,每月不超過300塊錢,而且老闆還拖着不發。並且員工不能辭工,否則幾個月的工資就拿不到”。劉東洋跳樓自殺的原因不明,但是其工友說,劉東洋跳樓自殺前兩天曾向老闆辭職並要求領取被拖欠的3個月工資,但老闆沒給她錢。這很可能就是她跳樓自殺的原因。

劉東洋的工資水平和工資被拖欠在全中國都極有普遍性,以致溫家寶總理在2003年初要親自出面為外出打工的農民工討要拖欠的工資。但是即使工資不被拖欠而按時發放,這樣低的工資也只相當於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任何特殊技能的普通工人工資水平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而僅僅為了得到如此之低的工資,普通的農民工卻必須每日工作十幾個小時,而且沒有任何休息日!

2001年6月3日的《信息時報》報道,在廣東省東莞市常平鎮黃泥塘村晶寶飾品廠工作的30歲烤漆工李金中被該廠的私人老闆強制嚴重超時加班,導致過度勞累而死亡。該廠規定每日早晨7:30上班,李金中每天7點20幾分就要去打卡上班,夜晚時常在零點前幾分鐘下班。而在這樣的血汗工廠中,工人們不要說每周休息兩天,就連休息一天的權利也沒有!李金中的妻子訴稱,“李金中在家身體一向健康,再苦再累的農活他也不怕,沒想到南下打工卻這樣死去了”。

正是這樣的過度勞累,導致了一個又一個李金中這樣的農民工死亡。在延邊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資本與改革》一書中,光是第64-65頁上就記載了4個這樣的農民工累死的真實故事。而象李金中必須忍受的這樣每天十幾小時、沒有休息日的勞動時間,在僱傭農民工的私營企業中是極為平常的。這樣耗盡人一切精力的超長時間勞動,已經使以吃苦耐勞而聞名於世的中國農民也不能再忍受。前不久,廣東順德某私營工廠的上千工人就包圍了工廠,要求老闆允許他們每周休息一天。

為這樣低的工資而必須勞動這樣長的時間,中國的農民工卻還要承受極端惡劣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20世紀90年代初,廣東深圳等地屢屢發生私營工廠失火燒死幾十人的慘劇,其原因就是私營老闆們為農民工提供的居住條件與沒有生命的貨物一樣:他們讓農民工們幾十人一起睡在工廠的大倉庫里,又怕工人晚上偷走工廠倉庫中的原材料,於是就將有工人睡覺的倉庫的門窗都鎖死、釘死,以致倉庫失火時住在其中的許多工人無法逃出火海!

居住條件如此惡劣,工作場所的勞動條件當然也同樣惡劣。廣東珠江三角洲是亞熱帶的濕熱地區,但是私人企業主們卻在最熱的高溫季節也拒不給在車間中緊張勞動的農民工們開電扇,導致工人中暑昏倒的事件時有發生,甚至屢屢有工人在工作時當場中暑而死。

《女報》雜誌1998年10月號報道:1998年7月21日,深圳公明鎮慶豐鞋廠的女工熊金雲連續3次請假不獲准,早已重病在身、筋疲力盡的熊金雲就在車間裡倒地身亡,死時她的左手還抓着一隻她做的鞋子。勞動部門調查後發現:這個慶豐鞋廠從不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超時加班,平均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5個小時左右,每個月只允許休息一天,每月每位員工被扣15元的勞工保險費,但廠方從未給員工投保;工人進廠時需繳納保證金等。該廠的私人老闆承認,7月的深圳持續高溫,熊金雲所在的成型車間室內比室外還要悶熱,但是他強調,“所有的鞋廠都是這樣的”。

一句“所有的鞋廠都是這樣的”道出了玄機:原來這樣的勞動條件和工作環境對在私營企業中工作的農民工竟是常規。由於這樣惡劣的工作環境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和國際上的一致譴責,2004年夏天廣東省政府已經不得不下令將工人中暑當作事故處理。

中國農民工工作環境之惡劣,最突出地表現在中國煤礦奇高的死亡率上。據有關方面統計,2003年中國全國死於煤礦意外事故的人數為6,702人,占全世界同類事故總死亡人數的80%。在這一年中,中國平均每生產一百萬噸煤會死亡4.17個人,其中國有地方煤礦平均每生產一百萬噸煤死亡3.13個人,而鄉鎮煤礦則平均每生產一百萬噸煤死亡9.62個人。中國煤礦如此之高的百萬噸死亡率,不僅任何發達國家都無法望其項背,在發展中國家也極為罕見:中國煤礦死亡率為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就是對同樣貧窮的印度來說,也還為印度的10倍!除了在極少數國有大礦之外,這些下煤井以命換煤的工人,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貧困地區的農民工。

只是這樣簡單提一下農民工們所受到的待遇之後,我就禁不住要問我的那些主流經濟學同行:我怎麼從來就沒有聽你們抱怨過農民工的待遇太差呢?我怎麼從來就沒聽說,你們在號召“善待企業家”之餘,也附帶呼籲“善待”一下農民工呢?許多“經濟學家”已經養成了為一切社會不公正辯護的習慣。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指責農民工受到的待遇不好,反而總是聽他們拿農民工的競爭來嚇唬城鎮的普通職工,好象農民工現在所受到的一切待遇都是天經地義似的,而城鎮職工的待遇更應當降低到這些農民工的水準!

失靈的市場下的利益衝突

這些“經濟學家”可能也知道普通農民工的勞動時間長、工資低,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又極端惡劣,但是按照他們的那種“自由市場中的一切都合理”的邏輯,他們可能會在私下堅持說,中國的農民工儘管待遇低,但是這種待遇也比他們不出來打工在家種地好。這樣的低工資和惡劣的勞動條件都是勞動市場決定的,任何人也沒有能力改變這些“客觀規律”;而只要工人得到了市場決定的工資和勞動條件,就不能說他們沒有得到應得的“善待”。

但是近年來在發達的沿海地區出現的嚴重“民工荒”徹底駁倒了這些有關市場的神話。 自去年以來,就不時有福建石獅等私營企業發達地區出現“民工荒”的報道。今年以來,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出現嚴重的“民工荒”已經成了公認的事實。最近報道的有關方面估計說,目前珠江三角洲缺民工200萬,光東莞市就缺27萬,17%的工廠人手不夠。中國有幾億勞動人口,可以作農民工的人數以億計,出現這樣的“民工荒”本身就顯得十分可笑。

大量的媒體報道已經表明,東南沿海出現“民工荒”絕不是由於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不夠,而是由於農民工們感到在這些沿海的私營企業打工不合適,其原因正是我們前邊所列舉的那些:工資低、工時長,老闆不尊重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惡劣。這樣我們恰恰可以按正統微觀經濟理論來描述這種“民工荒”的直接原因:由於工資、工時等因素決定的單位有效勞動的報酬低於均衡水平,使勞動市場上的需求大於供給,造成了嚴重的“民工荒”。“民工荒”意味着在現行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下企業找不到它需要的足夠的工人。

一方面,嚴重的“民工荒”意味着農民工不滿於現行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不肯再提供足夠的勞動供給,這說明他們已經認為打工不如在家待着好。另一方面,正是經典的微觀經濟分析可以證明,嚴重的“民工荒”意味着僱傭民工的企業在虐待農民工:只要遵守新古典生產函數的標準假設,假定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隨勞動的增加而遞減,就可以很明確地推斷,現在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大於其供給,表明現已就業的農民工的邊際生產力高於其實際有效工資。

就是按正統微觀經濟理論的標準衡量,勞動的有效報酬低於其邊際生產力也意味着勞動者們受到了剝削。這就是說,“民工荒”表明企業沒有按照農民工們對社會的貢獻而適當地優待他們;而由於這些農民工所受到的惡劣對待,我們更可以斷定,他們沒有得到作為一個人所應當獲得的起碼的善待。

對於一個正統的經濟理論家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嚴重的“民工荒”為什麼可以持續一年以上?如果勞動市場真象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那樣經常處於均衡狀態,工資和其它勞動報酬應當能夠足夠快地上升以消除勞動市場上的供小於求缺口。但是沒有這樣靈活的價格機制來發生作用,以致勞動市場上的供小於求可以長期存在。這就是說,嚴重的“民工荒”表明勞動市場的嚴重不均衡,而這種嚴重“民工荒”的持續更意味着勞動市場上的價格——工資不能作出足夠快的調整以消除勞動市場上的不均衡。持續而嚴重的“民工荒”是勞動市場上“市場失靈”的典型表現,它說明在勞動就業問題上,迷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是極其荒唐的。

我們需要從人的行為上進一步說明勞動市場為什麼會長期處於這樣的非均衡狀態。任何一個農民工都有提高自己勞動報酬的欲望,許多農民工也在以各種方式抗爭以提高自己的待遇。有效勞動報酬不能很快提高以消除“民工荒”,顯然不是由於農民工的供給方沒有提高待遇的動力,而是由於勞動的需求方——那些企業主、主要是私營的企業主們不肯提高農民工勞動的有效報酬。一方面,農民工這個勞動市場的供給方在工資待遇談判中的議價力量太低;另一方面,那些私營企業主們在工資待遇問題上又是如此地鐵面無情:他們寧可雇不到工人,也不肯提高農民工們的勞動報酬以僱到足夠數量的工人。

這就涉及到本文要討論的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是誰沒有“善待”那些對社會作出了貢獻的人?在今日之中國,對社會作出了貢獻而沒有得到善待的最大群體,就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而不肯善待他們的,首先是那些僱傭農民工的私營企業主,那些“經濟學家”們熱衷於肉麻地吹捧的“企業家”!

中國各類的企業家特別是私營企業家們對農民工們如此無情,如此不肯善待,是為了達到他們那當今已經被神聖化了的公開目標:將產品成本特別是勞動成本壓到最低限度,以便使自己個人發財致富。低工資、長勞動時間相結合,直接降低了每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而惡劣的勞動條件和工作環境、危險的工作場所,也都服務於降低產品中附加的勞動成本。

這樣低的勞動成本,成了私營企業家們最大的財源。2004年,當中國經濟陷入新一輪宏觀經濟過熱之時,煤炭價格暴漲,山西某些煤炭豐富地區的私人煤礦主達到了月收入500萬元,而冒着生命危險下井挖煤的工人卻月收入只有500元。而最簡單的算術都能證明,正是靠着農民工們每月500元的低工資,私人礦主才能得到每月500萬元的巨額利潤!就是這樣以勞動者的福利甚至生命為代價,私營企業主們才迅速積累起驚人的財富,還造就了他們“能人”的美名,博得了經濟學家們“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讚譽。

正是靠着利用貧苦農民的廉價勞動力和國有企業溢出的技術,中國的私人企業家們才能夠建立和成功運營自己的企業。由於他們可以任意解僱員工,他們將勞動成本降低到農民工所能夠接受的最低限度,甚至降低到勞動的邊際產量以下;這成了中國的私營企業對原有的公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具有的一個最主要的競爭優勢。國有企業因為不能任意解僱員工、必須考慮員工福利,許多產品的成本就不能不大大高於私營企業相應產品的價格,從而出現了長期、大面積的虧損。

漠視私營企業中農民工所受到的惡劣待遇,使中國的經濟權勢集團迷信上了“所有制神話”和“企業家神話”。在這個經濟權勢集團的成員們看來,中國的大批國有企業被私營企業擠垮,說明了國有企業效率不如私營企業,說明了中國私營企業的老闆們是如何全知全能,“對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被中國的私營企業擠垮的絕不僅僅是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國私營企業出口的廉價產品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擠垮了大批的企業,而這些發達國家的企業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私營企業。

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主和工人遠不象中國的經濟權勢集團這樣“傻”。他們十分清楚,中國的私營企業能夠大批擠垮發達國家的私營企業,既不是由於私營企業比國有企業有效率(被擠垮的是發達國家的私營企業!),也不是由於中國的企業家、特別是私營企業家有什麼過人之處,而只是因為中國農民工沒有得到起碼的人道的“善待”,這使中國在勞動密集產品的生產上有了驚人的成本優勢。

於是就產生了發達國家應對中國出口企業的高明戰術:發達國家的工會近年來與國際勞工組織一起推出了保護勞工基本權益的SA8000標準,力圖通過第三方認證機構審核而強迫企業遵守社會責任標準,如每周工作時間不得經常多於48小時、工資不得低於法律或行業的最低標準等等,以此來削弱中國這樣的低工資國家在勞動密集產品上的競爭優勢。

被拋棄的國有部門老職工

當然,除了農民工之外,中國當前還存在着別的龐大社會群體,其成員也屬於“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而沒有得到善待的人。

城鎮地區的普通勞動者、特別是國營企業工人我們暫且不論,因為在中國的經濟權勢集團眼中,城鎮地區的國有企業職工都是“貴族”,是早就應當踢開的“改革絆腳石”;他們是寵壞了的一族,一直受着過分的優待,根本就不存在沒有得到善待的問題——或許更準確點說,他們本應受到虐待,因為他們沒有“對社會作出過貢獻”。

但是我們至少不能把那些已經退休的國有企業職工看作是“沒有對社會作出過貢獻”的人。誰都知道,這些現在已經過了退休年齡的國有企業職工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參加工作,長期忍受着低工資、低福利的生活,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和財富積累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當年中國政府實際上與這些國有企業員工達成了隱性的默契,同意在他們年老退休之後保證他們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這些國有企業的老職工為我們今天的中國、我們的社會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優待和善待他們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但是可惜,許多退休的職工仍然在抱怨他們沒有得到善待。今年4月,我曾經在古城西安應邀到一位老職工家裡參加座談,親耳聽到了一群抗美援朝時期參加志願軍、參加工作的退休國有企業職工反映意見。由於政策上的疏漏,他們的退休金不但低於同時參加工作的事業單位、黨政機關退休員工,甚至還低於比他們參加工作晚的國有企業退休職工。

我曾經詢問過這些退休老人,知道了西安的一個抗美援朝時期參加工作的退休國有企業工人每月可以得到5百元左右的退休金。我不知道西安普遍的工資水平和政府的財政狀況,因而沒敢貿然表態,沒敢說他們得到的退休金太少,沒有得到“善待”。但是,我確實聽到一位退休老工人說,他的孩子沒有工作,因而老人不得不用自己的退休金供養兒孫們,以致自己要到大街上拾菜葉、撿木材,而西安象他這樣的退休工人還有不少。我聽到這些之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難道我們的社會真就困難到如此地步,以致非讓這些老人們落到如此地步才算“善待”了他們嗎?

還有更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情。由於這些抗美援朝時期參加工作的退休國有企業職工認為自己退休金過低,他們中不斷有人到各級政府機構上訪。其中那些堅持上訪的人已經成了當地各級政府機構的眼中釘。一位參加過志願軍的退休老工人就送給過我一份他居住地的居委會印發的通知,其中要求對所謂的“不穩定因素”嚴加防範;而在這些“不穩定因素”中,竟然列入了“志願軍老戰士”,而且是與“執迷不悟的法輪功人員”並列在一起!

我不知道這位志願軍老戰士上訪所提要求適當與否。可是,就算他上訪所提要求都不適當,難道就因為他經常上訪,就應當公然將他列入敵對分子一類而嚴加防範嗎?至少在我個人看來,這絕不是對志願軍老戰士的“善待”。大概除了甘為美帝國主義忠實????的少數漢奸之外,沒有人(可能包括美國政府自己)會認為這是對一個為國效忠過的老兵的“善待”。

這裡倒適用張維迎教授的那句明言:“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回報,以後就不會有人願意為社會貢獻,這對整個社會是一個損害”。我們由此也就知道了,為什麼現在願意為社會作貢獻的人是如此之少。不過遺憾的是,張維迎教授說出這句格言而要求我們“善待”的那些人里,似乎沒有包括這樣的“志願軍老戰士”在內。

如果我們奉行鄢烈山所宣示的現代人道主義精神,要“善待一切人”,那我們到處都會看到不合這一標準的現象。

杭州中興紡織廠(原杭州市第二棉紡織廠)的下崗工人王銘榮曾經連續給我寄了兩封信,其中第一封信還沒貼郵票,在信封上寫着:“郵遞員,8角錢的郵資對一個生活無着的老工人是一筆巨款。麻煩了,謝謝”。據信中提供的資料稱,王銘榮1953年生,1970年到黑龍江支邊,在大興安嶺伐木時頭部受過工傷(他還找了許多證人),1979年返回杭州頂母親的職進杭州市第二棉紡織廠工作,1998年下崗,2001年被強行解除勞動合同。在解除勞動合同時,王銘榮為他的31年工齡可以得到1萬7千元的“經濟補償金”,而據他說,這1萬7千元“不吃不喝連交養老保險都不夠”。

王銘榮強調,杭州市第二棉紡織廠建廠於1958年,曾經達到年創利潤2千萬元。現在由於虧損,就要“把老工人下崗,同時招外來青工”——這是我早就說過的“扭虧”利器。但是王銘榮堅持說,他在1995年6月曾經與廠方“根據國家勞動法規簽訂了長期勞動合同,約定”他的“工作期限至退休之日止”,而他在此之後“並無違反勞動法和勞動紀律的情況”。他因此認定讓他失業違反了1995年簽訂的合同,並向法院提起訴訟。而杭州市蕭山區法院立案庭對他的回答卻是:“你所反映的問題系企業改制而引起的職工安置問題而引起的糾紛,不屬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範圍”,因此不予立案!

主流經濟學家們大概會與我爭論,認為我在替一個“工人貴族”講話(他們可能是認為,只有當一個工人得到前邊提到的熊金雲那樣的待遇時,他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工人),他們可能會不承認王銘榮“為社會作出過貢獻”。我不了解實際情況,也不敢說王銘榮確實“為社會作出過貢獻”。可是,哪怕是從“善待一切人”的人道主義準則出發,從“市場經濟必須要法制”這個標準的說法出發,也至少應當給王銘榮這樣的人一個在法庭上打官司的權利吧?連人家進行訴訟的可能性都給剝奪了,這能算是“善待”一個老工人嗎?

主流經濟學家們喜歡把浙江當榜樣,說它的經濟搞得有多麼好,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制”搞得多麼好。可是怎麼偏偏是這種“經濟搞得好”的榜樣,就愛在“善待”國企老工人上鬧問題呢?也許主流經濟學家中的高手早就在私下裡對我這樣“傻”的問題冷笑了:經濟搞得好、“改制”改得好,靠的就是這樣“善待”那些“工人貴族”!1949年以前的中國人早就總結過了:“殺不了窮人起不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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