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東亞新模式的開路先鋒

有世界聲譽的新加坡李光耀前總理近日過世。上一次世界級大人物過世是南非的曼德拉。如果要比較他們分別留下的政治遺產，那筆者要毫不猶疑地說，李光耀的遺產比起曼德拉的，要光鮮和可持續得多。

李光耀的遺產很多，筆者今天只想就他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貢獻發言。

李光耀留下的制度，簡而言之，就是一個軟權威（或稱威權）的制度。這個制度的實質是從中國政治傳統中繼承下來的，以民為本的賢能政治，不過披上了一部分西式的普選與多黨的現代外衣。那個合法的反對黨可以有批評監督的職能，但是恐怕永遠也不會有輪替執政的機會。

這個制度當然與西方人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以普選多黨輪替為特徵的西式民主制度有很大的扞格。但又無人能否認它在新加坡創造了一個舉世罕匹的治理奇蹟。

這一段引自宋魯鄭文章：“我們不妨看看下面這些令人眩目的數據：新加坡人均GDP4.8萬美元，力壓美國，高居全球第五；廉潔程度僅次於瑞典、丹麥和新西蘭，列全球第四；經濟自由度僅次於香港名列全球第二；1994年到2001年連續八年國家競爭力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其中政府效率仍是世界第一；世界競爭力也僅次於美國名列第二。”

這一系列桂冠中，尤其會讓中共稱羨的應當是，新加坡一黨執政60年，卻依然身居世界廉潔榜最高端。這讓那些認定一黨制一定腐敗（醫生不能給自己開刀治病）的人結舌莫辨。當然，新加坡的嚴刑峻法、對個人（包括言論、選舉）自由的諸般限制，都受到西方輿論的長期的詬病。但這些並沒有妨礙他在全世界、也包括在西方成為一個普受尊敬的政治家。

他是如何做到的？比如在他的治理下，新加坡在數十年間取得從第三世界發展到第一世界的經濟成就。而曼德拉及其後繼者似乎連保住前白人政權留下的現有經濟成就都做不到。

我的回答是：他們各自擁有的人民（其中包括精英群體）實在不一樣。

必須承認，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品格素質。咱們先看事實：在東南亞，擁有77%最高華人比率的新加坡人均收入也高居榜首達5萬$。第二富裕的馬來西亞至今有25%的華人，它的人均1萬$。（獨立的當初華人占比33%，比率降低大致因生育率相對較低所致。）雖然擾攘不停，但依然第三富裕的泰國有10%的華人，人均6000$。餘下的東南亞國家，華人比重沒有超過5%，他們的人均收入都在4000$以下，最低者不足1000$。

華人有什麼優點？聰穎、勤勞、節儉、注重教育、家庭凝聚力高。這是本人總結的全世界無論何地的華人所共有的五大優點。再加一個就是溫順不搗蛋不暴力。缺點也有好些。比如：缺乏法治傳統、契約精神，比如當慣良民，缺乏主人翁精神，比如物資欲望高而精神追求低。

筆者認為，李光耀的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的治理充分地發揮了華人的上述優點而利用、規避或改善了華人的上述缺點。

人民和領袖的關係，是一個十分艱深的問題。簡單地說，有兩派意見。第一派是西方的政治正確，由於西方至今主導全球話語權，也就是全球的政治正確。叫做：人民有主權，領袖是公僕。第二派則是，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其它所有文明從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傳統：領袖是父母，人民是兒女。事實上，還有第三派不會公開說出來的意見，就是：領袖相當於牧人，人民則是他的羊群。甚至還有更糟糕的第四派，我想就不用公開陳述了。

以新加坡的例子看，李光耀顯然是一個成功的父母而不是一個規範的公僕。他肯定是認為，把他視為僕人哪怕是公眾的僕人，都是貶低了他的身份地位。他公然否認平等，認為領袖不可以被大眾輿論左右。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或者英雄造時勢，或者時勢造英雄。”而李光耀，肯定是一個造出了新加坡時勢的英雄。他是真格的人民的領路人，真有資格瞧不起那種只知道迎合民眾的眼前利益，只會當人民尾巴的低能政客。

在筆者看，領袖應當更傾向於做公僕還是做父母，（至於做牧人或者更等而下之，這裡不論。）真的不可一概而論，而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人民制宜，因文明制宜，因該文明的現處發展階段制宜。

在西方文明當今的範圍內和狀態下，政治領袖想做民之父母，實在是難合時宜。而按照現行規範做公僕，又很難為民眾計議長遠。在現行的普選多黨輪替政體下，真的是當關心下一次選舉結果的政客易而當關心下一代人民利益的政治家難。

俄國倒是出了一個成功的為民父母的強人普京。俄國處於西方文明的邊緣，很多人文氣質都處於歐亞之間。那個烏克蘭也是，但極不成功。土地和人民還是只能用槍炮來分割，投票哪裡會有用。對照英國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你無法不承認，一個文明的中心和邊緣的人文氣質都是相差很遠，更何況不同的文明之間。

而在很大一部分的遠非發達的非西方的世界裡，你就是誠心想當公僕，那也很難做到。因為經常是太多的人民的素質太低，有太多的文盲，太多的太過貧窮的人，或者太大的城鄉差別，太大的民族/種族、宗教/教派矛盾。如果沒有類似李光耀那樣的傑出的領袖的正確引導，他們真的不知道該往何處走。比如在人均已有5000$的泰國，行憲政已經超過80年，在現行的選舉制度下，紅衫軍黃衫軍就沒有消停過。現在軍隊拿走了權柄，怎麼誰也不鬧了呢？利比亞就更極端。卡扎菲當年搞的選舉肯定摻假。但是那裡現在還有辦法搞哪怕是摻假的選舉嗎？還是大家先各自保命吧。還有如敘利亞，如果敲掉了阿薩德，那不是鐵定等着IS伊斯蘭國繼續坐大嗎？

在非西方的世界裡，要想為民父母，真的是比在西方世界機會多得多。但是又有一個新問題，就是為什麼成功的那麼少呀？

再簡單地概括一下。在當今的西方世界，夠規格的強人是極難出現的。在非西方世界，強人多得多。但成功的強人卻屈指可數。而且很蹊蹺地，他們似乎基本上都在東亞。

（請注意，筆者的三個世界的劃分：西方世界[歐洲美洲澳洲-包括拉美]、東方世界[黃種人居住的東亞]和所有餘下的南方世界[除了東亞之外的亞洲和非洲]。本人還可以給今天的這三個世界下評語：西方世界顯然最有發展成就。東方世界顯然最有發展潛力。其餘的南方世界就顯然是有更多的發展困難了。）

筆者可以輕易地給你們羅列出一系列在東亞的這種要當人民的父母而又（至少大體）成功的強人。李光耀不用說了，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雖然他的國家很小）。第二位是馬來西亞的現在已經退休，但依然健在的馬哈蒂爾。（他本人可能不讀孔孟，但他的人民有很多是孔孟的後裔。）然後是台灣的蔣經國、韓國的朴正熙。還有的不方便具名，大家自然不難心領神會。還有現在柬埔寨的韓桑林也可算一個。不是那麼成功的也有一些，比如印尼的蘇加諾、蘇哈托。

這些成功的強勢領袖都出現在東亞，難道是偶然的嗎？

當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發現。他們都出現在儒家文化圈中，都與孔孟之道對該國精英階層和人民的浸潤深刻相關。“民為重，君為輕。”“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樣的格言相信一定在那些成功的東亞強人心中如洪鐘大呂一般地不停迴響。

衡諸當代歷史，筆者可以說，在沒有完成工業化以前，東亞的成功國家，都是威權政體。（注意這兩個要素：東亞國家、威權政體。缺一不可。衡諸事實：在經濟起飛階段，東亞國家，只有奉行私有制的威權政體的四小龍成功。日本完成工業化更早，但依然是在威權政體下。但在東亞以外的非西方世界，如果沒有石油，威權政體或其它任何政體，完成工業化[我的標準，人均達到2萬$]的事例則一個也無。）筆者還可以說，在這些威權政體完成了它們的建立現代工商業社會的歷史使命之後，這些已經足夠富裕的東亞政體，還有在政治制度上繼續西化或沿着李光耀開闢的新加坡道路，獨創一種新的政治現代化形式這兩個選項。

李光耀/新加坡則是走這條新路（工商業發達國家、非西式政體）的唯一的開路先鋒。

為什麼不沿着西方的現成的路走，而要試圖去開一條新路呢？全盤西化派老問這個問題：“那裡已經有了現成的很好的橋，你為什麼還要摸石頭過河？”

第一個原因是當代西方的政治實踐說明，它們那一套制度，其實有很多破綻。其中最大的一個破綻，就是政府太軟弱。哪怕擁有與它們的制度一起，用幾百年的時間才成長起來的舉世最為成熟的公民集體，那些制度卻經常依然即管不住資本的猖獗，也管不住公眾的貪婪。是以才有2008年席捲全球的的美國金融海嘯和2011年同樣為禍世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第二個原因就是東方人的確有着與西方人不同的許多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的素質。在追求富裕上，他們絕對擁有不亞於西方人的智慧才幹。但在法制傳統、契約精神、主權意識和Fair-play和平（政治）競爭等方面，又與西方人有着巨大的鴻溝。貿然硬搬，真的有大風險。

比如把新加坡和香港的近況比較一下。你應當能夠看到，新加坡在繼續穩定地成長；而香港則遇到了一個坎，一個政治制度如何演進的坎。

按說，香港搞民主，還有至少一個比新加坡更好的條件，就是它沒有多元的族群和宗教，不可能發生族群或宗教的衝突。同新加坡一樣，那裡也沒有城鄉利益的對立。但是一個如此一元的社會，也可以被西方的多元意識形態有意識地鼓搗出激烈的多元對立。現實在那裡就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對立。民主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相當地擾攘不安。筆者真不願意看到那裡出現一個壞的榜樣。因為放眼大陸中國，可實在找不到任何一個其它地方，能比香港更適合試行西式民主。有人建議在中國搞政改特區（就像當年搞經改特區一樣），而且特選了深圳。我說離深圳一步之遙的香港不是一個現成的顯然還好得多的政改特區嗎？我們且看西式或更創新的民主制在那裡如何逐步成型吧。難道香港學新加坡，不是比大陸中國更適合呀？這個世界上，的確就沒有比香港更像新加坡的政體了。類似的故事在台灣，就是藍綠對立。

當然走強人政治的路，實在也不是沒有風險。而且強人越強，風險就越大。因為強人一旦強大到足夠的程度，就不再有人，無論是人民，還是精英的集體，能夠對他加以約束。這就是毛澤東晚年故事留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教訓。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那種強大、智慧而又充滿道德情懷的領袖，好像是天降神物，可遇而不可求。新加坡現在的李顯龍，如能克紹箕裘，把家業守住，已經是上上大吉。想來是難有機會更上層樓的。如果西式的普選制度，不能保證最好的人當選，那最好的制度是什麼？中國人現在創立的換人不換黨的制度，應當是一個不錯的折中。這種制度應當還有不少的成長空間。

中國要追隨李光耀在新加坡開闢的道路，當然必須還有更多的創新。必須適應龐大複雜太多的國情；必須在精英和人民之間，達成更好的妥協。畢竟中國的人口是新加坡的220倍。如果路走得對，造福的人民的數量和對世界的貢獻，豈是新加坡能比。但是如果路走錯了，那嚴重糟糕的後果，也是李光耀的新加坡不能比的。

最近看一本史學名著，保羅·肯尼迪的《大國興衰》，其中講到，歐洲中世紀的四分五裂，當然有很多弊端，但卻保證了一個錯誤的政策，不可能被普遍施行。而在相互的競爭中，其錯會被很快地識別。（比如某個選帝侯提高商隊過境稅，商路很快就會轉移到其它地方。）比如像明朝和幕府時代的日本所頒布的禁止海外貿易的命令，要在一直如此多元的歐洲普遍實施，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而在大一統的中國，明朝的這個錯誤，在清朝還會重犯。對外開放的重要性，一直要到最近數十年的鄧小平路線下，才算被認識清楚。

至於中國制度演進的方向，筆者還是只能認為，隨着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的(後）工商業社會，民智不可阻擋地日漸開發，他們（尤其是其中的中產階級）應當逐步分享更大的權利。但是不要走到當下西方這樣過分的程度。或者去找到另一種更恰當的分享權利的方式。就這一點而言，筆者以為新加坡的未來路向也只能是一樣。就是說，要逐步地、穩妥地開放權力/權利，而不是進一步收緊。

還要請注意，新加坡人均5萬$，而且是靠工商業致富，有大量的中產階級，已經是無可爭議的現代發達國家。（注意和科威特那種石油城邦區別。）在這種經濟水平和類型下，它和香港一起，是地球上唯二的威權政體。而中國現在，還處於走向富裕發達的工商業社會的過程中，還遠沒有達到新加坡（或香港）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鄙人的直覺是：新加坡的政體，今天的中國可以學。但等到中國發達以後，那還真得獨創。再說透一點，就是屆時恐怕不能像今天的新加坡那麼威權了。

世上沒有完人。要說李光耀的政治遺產還有什麼負面的因素，第一當然還是他太過專斷。好在他沒有老年昏聵，犯下什麼危及新加坡整體命運的大錯。第二就是他自己的家族還是壟斷了太多的利益，以致人稱李家坡。這在共和政體下，不可能不招詬病。

還看見李光耀讚揚習近平是曼德拉一級的人物。前面已經說過，由於人民的局限，曼德拉（至少是在經濟發展和制度創新/種族合作方面）的成就其實有限。本人若要期許，就是希望習主席成為一個李光耀式的人物，但是在一個大了220倍的舞台上演出的超大號的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