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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發展是假道理
送交者: 任不寐 2005年01月04日10:46:1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任不寐來稿:發展是假道理 中國經濟20年來以年均8%左右的速度發展,中國“經濟奇蹟”一直是中國政府為威權統治進行自我辯護的“有力”證據。特別是1989年以來,“發展是硬道理”成為“獨裁不講道理”的“道理”,成為專制政治公然以行的“政治合法性”。中國的經濟奇蹟在統計學上是通過GDP連續增長來體現的,而其代價是戒嚴體制維繫下的“政治穩定”。從邏輯上,一種惡不能通過另外一種善來證明,手段不能證明目的──因為人們活着,而不是準備活着。在實體上,中國的“經濟奇蹟”果然是奇蹟,或者說,“發展”果然是“硬道理”嗎? 從心靈狀態或時代的精神狀況以及政治抗議方面來考量中國的危機,自然會引起諸多爭議。但人們仍然可以從經濟學和社會學視域對中國的“發展”提出強有力的質疑。否定中國“經濟奇蹟”的神話,至少包括四方面的論證:第一、GDP中心主義的破產。第二、貧富差距。第三、資源與環境的破壞。第四、教育瓶頸。關於中國教育問題,筆者已經並將繼續在《議報》撰寫相關文論,因此本文主要針對前三個問題進行評述。

GDP中心主義的破產

胡溫上台以來,中國主流經濟學界開始了一場靜悄悄的非朱鎔基主義化運動,這場運動的討論的主題之一就是在失業─增長“雙高困境”和貧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重新評估並否定GDP中心的經濟觀念。筆者願意對這種反思給予樂觀評價,儘管在邏輯上,這些反思對GDP中心主義的“動力機制”問題沒有觸及。事實上GDP中心主義是“權力占用制”通過“投資最大化”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算計”,而這一經濟人理性只能根植於政治權力對國家資源的壟斷方面,而這種壟斷對政治的要求就是戒嚴體制的公然以行。

在北美幾個月的政治討論中,使我確信討論GDP問題同樣應該屬於“北美啟蒙”的文化任務之一。因此,國內作者呂文林《告別GDP崇拜》一文特別值得推薦,他以非常通俗的方式告訴人們GDP在媒體上瘋狂增長是如何背離生活真相的。

  呂文開篇介紹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一位德國學者和兩位美國學者在合着的《四倍躍進》一書中,對GDP這樣描寫:“鄉間小路上,兩輛汽車靜靜駛過,一切平安無事,它們對GDP的貢獻幾乎為零。但是,其中一個司機由於疏忽,突然將車開向路的另一側,連同到達的第三輛汽車,造成了一起惡性交通事故。‘好極了’,GDP說,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救護車、醫生、護士、意外事故服務中心、汽車修理或買新車、法律訴訟、親屬探視傷者、損失賠償、保險代理、新聞報導、整理道路兩旁被毀樹木等等,所有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職業行為,都是有償服務。即使任何參與方都沒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還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我們的‘財富’──所謂的GDP依然在增加。”GDP並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只是用來衡量那些易於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

接下來,該文分別談到GDP經濟的四大缺陷。第一、GDP無法描繪經濟全局,而相關統計指標是GNP。作者引證說,日本經濟20世紀90年代起陷入低迷,但是GNP遠大於GDP,人民生活仍然富裕。形成對比的是,中國GDP一直增勢不減,即使在SARS的影響下,2003年上半年GDP仍高達8·2%。但與此同時,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中國進入特有的高增長與高失業並存的“雙高”階段,使經典經濟學GDP高增長必然帶來高就業的理論已經變得蒼白無力。第二、GDP不衡量社會成本,如治理環境污染的生產活動也形成新的GDP。第三、GDP不衡量增長的代價和方式。中國是世界上單位GDP創造中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在中國,耗用了2/3金融資源的國有企業,只能創造GDP總額的1/3;國內重點鋼鐵企業生產每噸鋼所耗能源之比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萬元GDP的耗水量比國際水平高5倍,萬元GDP的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第四、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質量和實際國民財富。作者舉例說,“大躍進”時期中國一年要煉1070萬噸鋼,結果,樹都砍了,鋼材卻是劣質的。這種情況今天仍然存在。2002年的一組數據表明,中國曆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5%的比例。這種狀況導致了GDP增長但是財富積累很慢。第五、GDP不衡量社會公正、幸福和分配,無法真實反映收入分配的差別以及的貧富分化問題。中國目前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但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人均GDP僅有300美元。“由此可以看出,這種用平均數來說明整個社會人們生活水平的統計,對於一些人來說簡直是真實的謊言。”

基尼係數:門前政治的經濟學根據

GDP困境正是經濟學被迫啟用基尼係數來了解經濟真相的原因。0·40是國際所公認的貧富差距警戒線。如果一個社會的基尼係數達到0·50,那麼這個社會就面臨着動亂的危險,貧民將為生活所迫發動政治抗議。2000年以來,中國官方放棄了苦苦堅守的0·39這一低線,開始承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0·458(1991年為0·282),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國家統計局承認的2003年中國基尼係數為0·46;清華大學一位學者在“2004中國改革論壇收入差距與公共政策分論壇”上判斷,目前中國的這個數字已不低於0·5。另有學者認為它甚至已接近0·6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事實上從中國連續不斷的“門前政治”也能得到印證──基尼係數展示了“發展是假道理”,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為“發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們已經“按着經濟學定律”揭竿而起。

中國的貧富差距一般地說,包括三組指標,一是城鄉差別、二是地區差別,三是城市的貧富差距。其中,城鄉差別最具有結構性。

有人統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從1991年到200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比較如下:1991年全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10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是860元。1992年,相應數據分別是1826元,784元和1042元。1993年的相關數據是2337元,921元和1416元。1994年,3179元,1220元和1959元。1995年,3893元,1578元,2315元。1996年,4839元,1926元和2913元。1997年,5160元,2090元和3070元。1998年,5425元,2160元和3265元。1999年,5854元,2210元,3644元。2000年,6280元,2253元和4027元。2001年,6860元,2366元和4494元。 2002年,7703元,2476元和5227元。2003年,8472元,2622元和5850元。顯而易見,中國改革“輝煌的十五年”,就是城鄉差距不斷拉大的十五年;十五年裡,城鄉差距擴大了近七倍。

我注意到有學者認為這種對比對城市居民是不公平的,因為農村資源貨幣化程度較低。事實上這種說法同樣未必公平,因為城市的一些資源同樣沒有貨幣化,如資源和勞動力的單向流動本身就額外增加了農村居民的交易成本。因此總的來說,城鄉差距比較研究得出的數據是基本可信的。2004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1位,其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升至2002年的3·1。調查負責人之一、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實說,如果把各種福利因素都考慮進去,估計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4倍、5倍,甚至6倍。與此同時,由農民轉化而來的民工的收入被長期拖欠已高達3000億元(聰慧網:《2004中國貧富差距透視》)。

中國政府似乎沒有迴避地區間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有研究者以標幟着信息化程度的家庭電腦擁有率來說明這種差距:東部最發達地區和西部最不發達地區家庭電腦擁有率相差幾十倍。該文引用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了城市內部的貧富懸殊。目前中國城市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的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66·4%,最低的20%的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0 %。而在北京,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財富是最貧窮的20%人口的11倍(2000年)。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在6-7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

正因為如此,有經濟學家稱認為,“和其他國家比起來,如果我們只考慮所的官方計的收入,津巴布的富差距可能會比中國稍微高一些。但如果將非貨幣性因素加以考慮,中國的富差距是全世界最重的。”(新家坡《海峽時報》)他們也發現中國的前百分之五和前百分之十高收入者的收入,在2002年占國家收入的比例分別是19·8%和31·9%,而在1995年分別占18·7%和30·7%。顯然,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美林集團的《2004年度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人擁有的總資產已經超過9690億美元。而與此同時,官方公布的中國貧困人口為2900萬(比2002年還增加了80萬)。其測算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幣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幣。2004年,中央財政安排的扶貧基金為122億元,它要面對的是2900萬低於絕對貧困標準的人口,甚至6000多萬在貧困和脫貧間搖晃的人口。 中國普通居民比GDP更直接感受到了“發展”的騙局。這一點正如《新經濟》上一篇評論所說的:中國人富起來了!但下崗工人沒富,民辦教師沒富,山區農民沒富。2003年的“社會藍皮書”顯示:對63個城市2500人的抽樣調查中,55%的民私營企業工人和47%的國有企業工人反映說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下降,只有20%左右的人說有所上升。“可惜的是,這項調查沒深入到農村,如果讓農民來填寫問卷,可能收入下降的比例還要大。”

美國經濟學家,1971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西蒙·庫茲列茨(1901─1985)曾說過,分配不均是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一種正常現象,收入差距會在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初始階段逐步拉大;一旦經濟成熟之後,這個差距就會回落。這一經典經濟學的經典常識有它自己的理論背景:存在一個古典經濟學得以成立的社會前提。顯然,中國的情況大大不同(如中國的城鄉對立主要不是經濟學上的對立)。這種不同已經為中國社會災民造反和農民革命的周而復始所證明。因此現在中國的問題仍然是:有什麼樣的“新資源”和“新思維”,能使這一陳舊的社會危機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得到消解?

據說,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樊剛批駁了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在其《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大陸禁止出版)書中表述的觀點(“中國五年將出現大亂”),但是他也承認就算中國的收入差距不是世界上僅有的最嚴重國家,也是最嚴重國家之一。樊剛的反駁更沒有什麼新的思路來說明如何把哈耶克的“擴展型秩序”建立在萬源暴動之上。我同意“分配不均將導致社會動湯的說法絕對是誇張”,但如果說“分配不均將導致社會穩定”則是十足的瘋狂,而中國式的“分配不均”根本不是一個市場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或政治問題。比如,人們普遍同意,中國當前的社會財富分配按個人可支配收入,大致表現為15%的人擁有85%的財富,另外85%的人僅擁有15%的財富。但與此同時,2003年中國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表明,中國600多億元的個稅中,工資、薪金項目占了40%以上。也就是說,承擔着中國個人所得稅主體的,不是財富的占有者──富人,而是工薪階層。而中國九億農民對國家的“賦稅貢獻”更是廣為人知:中國農民負擔管理部門統計,各部門攤派下來的稅費計93項,地方政府制訂的收費項目則達269項,加起來總共362項。此外還有大量無法統計的繁雜稅費。因此,中國的問題顯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資源和環境:從山坳走向絕境

80年代有一部暢銷書,叫《山坳上的中國》,這是啟蒙時代中國知識界開展危機學研究的成果之一。1989年的天安門血案把該書作者何博傳先生趕到了香港富豪的企業里,而“中國”則滿臉血污地在GDP盛宴中“從危機走向危機”──特別是從能源危機方面來看,今天的中國已經“成功地”走出了“山坳”,進入萬劫不復的絕境。而這一切,都是在“發展是硬道理”和“穩定壓倒一切”的“兩面紅旗”下,在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中完成的。

能源和礦產資源

在電力恐慌引起問責浪潮的同時,石油危機和煤炭危機已經開始把中國的外交政策從意識形態外交扭轉為能源外交。中國作為石油、天然氣進口國已經“當仁不讓”了。石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成為中國在北方、中東以及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目標之一。作為煤炭大國,我們以陝西煤炭業為例來說明中國的能源危機。

  1996年,山西估算,按照該年度原煤總產量3.49億噸,動用消耗資源14億噸測算,目前已探明的2000米以內的儲量至少可以服務150年以上,但是到2003年,對於這個服務年限的測算已經縮短到70年。現在,軒崗煤礦已經枯竭,大同的侏羅紀優質煤也只夠開採15年左右,而陽泉地煤的可開採量也僅能維持30-40年,晉城礦務局3號礦已經開採一空,15年後這個礦務局的優質無煙煤也將陷入被採光的境地(美國之音)。與此同時,全省的煤炭資源正在遭受日益嚴重的浪費與破壞。據有關部門的統計,這個省每年因採煤損失的煤層氣折合1508萬噸標準煤,因非機焦生產浪費的主焦煤近900萬噸,損失的水資源達4.1億立方米,而共生、伴生資源20億噸也被不同程度浪費,因回採率低造成的煤炭資源損失量每年也都有幾億噸。而另一個嚴峻的局面是,因煤炭的過度開採給環境造成的巨大破壞:採空區土地的大面積塌陷,水資源的嚴重污染、枯竭,生態的進一步惡化等等。山西挖一噸煤要損耗2.5噸水,也就是說山西每年因挖煤而損耗的水資源在10億噸以上,山西現有的水資源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如此大規模的煤炭開採了。而在山西現有的水資源中,幾乎所有的河道都受到了污染,受污染河流長達3753公里,其中超三類污染河道占67.2%,嚴重污染超五類水占總河長45.8%。據有關資料表明,山西因挖煤、煉焦、發電造成的環境損耗,保守估計每年達56.71億元,20年環境損耗價值總量為1134.2億元。

眾所周知的煤炭問題是礦工生命安全無法得到保障。根據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管理局公布的《全國國有煤礦安全保障能力調研報告》,在2004年中國19億5000萬噸原煤產量中,有7億5000萬噸是沒有安全保障的,也是屬於超能力生產。2004年1到10月份,中國煤礦發生事故2378起,死亡4547人。媒體廣泛報導說,中國單位煤產量死亡率是美國的300倍。

使用煤炭容易造成較大環境污染。燃燒煤炭的發電廠遠比燃燒石油或天然氣的發電廠釋放更多溫室效應氣體。中國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國家,可是因為消耗量逐年增加,目前出現供不應求現象,已開始從澳大利亞進口煤炭。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能源機構預測,中國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三零年間增加釋放的溫室效應氣體與全球工業化國家所增加釋放的溫室效應氣體所差無幾。中新社的一篇報導說,中國因二氧化硫排放總量遠超出環境自淨能力,造成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被酸雨嚴重污染。報導說,電力工業是國家安全和經濟的基礎工業,卻也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大戶”。據統計,自兩千年至二○○二年全國燃煤電廠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從六百五十四萬噸至八百一十萬噸,占全國排放總量四成。中共十六大後,中國為發展經濟,平均每年至少須新增三千萬千瓦電力,在電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情況下,欲有效控制燃煤電廠二氧化硫排放量幾乎是不可能的。據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透露,中國大陸二氧化硫排放量已遠高於環境承載能力。在監測的三百三十八個城市中,百分之六十三點五的城市超過國家空氣環境質量二級標準,處於中度或嚴重污染狀態。2003年10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亞洲每年有多達一百五十萬人死於都會區的空氣污染導致的疾病。而每年約有五十萬人的死因,可歸因於戶外空氣中所含的二氧化硫成分與微粒。2004年9月23日,美國眾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李奇呼籲,國際社會應採取強烈行動,以遏止亞洲污染;同時,專家也警告說,中國的發展會對全球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他並且說,亞洲擁有全世界最高的經濟成長率,導致天然資源枯竭與污染增加。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在北京最近的一次討論會上說,中國經濟增長將要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資源的挑戰。中國目前現在各類的礦產資源、能源包括水資源,都非常緊缺。當前鐵礦石基本上一半是進口,原油進口接近1億噸,是全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已經超過了日本。我們現在要面臨水資源的挑戰、礦產資源的挑戰、能源的挑戰(新華網)。

環境和水

中國經濟年均8%左右的速度增長,是建立在嚴重的環境污染的基礎上的。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不久前表示,根據2003年的統計數據,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污染;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全國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嚴重污染的空氣環境中;全國城市垃圾年清運量1·49億噸,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僅有一半;工業危險廢物每年產生1100多萬噸,處置率僅為32%。據統計,在全球10大環境污染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8個;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標的環境中;很多過去從不缺水的中國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開始使用無法恢復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層岩水,眾多農村人群不得不飲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淺層水源;中國的國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東推進;各種災害爆發的頻度和烈度越來越高……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11月份早些時候在北京表示,中國萬元GDP能耗水準,超過已開發國家的三倍至十一倍,中國大陸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已近極限。王玉慶指出:中國粗放式發展導致污染加劇,目前COD排放總量達一千四百萬至一千五百萬噸,接近排放最大允許量的兩倍。大氣中二氧化硫排放總量一千九百萬至兩千萬噸,遠超出標準。城市垃圾每年接近一億四千萬噸,處理率僅百分之五十四點二,無害處理率更低。而且中國的環境污染,已從陸地蔓延到近海水域,從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從一般污染物擴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點源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排放重疊、各種新舊污染與二次污染複合,大氣、水體、土壤污染相互作用,對生態系統、食品安全、人體健康構成嚴重威脅。

水危機是中國生態問題的根本。

中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個國家的人均水資源排位中居121位。資料顯示,中國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嚴重的城市達130多個,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國城市每年缺水60億立方米,日缺水量超過1600萬立方米。專家估計,中國缺水的高峰在2010年和2020年出現。據預測,二0三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十六億,屆時人均水資源量僅有一千七百五十立方米。在充分考慮節水情況下,預計用水總量為七千億至八千億立方米,要求供水能力比現在增長一千三百億至二千三百億立方米,全國實際可利用水資源量接近合理利用水量上限,水資源開發難度極大。

近些年來,西部青海省已經有兩千個湖泊同河流完全乾涸。這一現象同中國東部地區所有城市池塘漸漸消失是同步發生的。長江源區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面積達600平方公里的赤布張湖,現已萎縮解體成4個串珠狀湖泊;面積達23·5平方公里的苟魯錯湖,已完全乾涸成一個干鹽湖。黃河源頭,曾被譽高原“千湖之縣”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是黃河源頭幹流流經第一站,境內分布着4077個大小湖泊,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裡,瑪多縣四千多個湖泊中百分之九十已乾涸,如今銳減到三百多個。

中國陸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最新全大陸地下水資源評價結果顯示,中國目前有六千萬人的飲水有困難,六億人每天飲用受到污染的水。中國大陸約有一半城市地下水污染嚴重。中國由於地下水不合理開採已造成污染和地面沉降。數據顯示,全大陸已經形成區域地下水降落漏斗一百四十九個,面積達十五萬八千平方公里。已有四十六個城市出現明顯的地面沉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沉降量超過兩公尺。勘測結果表明,目前華北平原深層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魯的區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近十萬平方公裡面積的地下水位低於海平面。地下水超采還誘發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問題。

聯合國公布的不適宜人類居住的20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

雖然中國可以勉強稱為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但如今卻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污染問題的發源地。SARS疫情僅僅標幟着“黃禍”的開端,也許上帝用這種方式懲罰“國際社會”與巴比倫之間的淫行。90年代末土地沙化速度上升到每年3436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50億噸,沙塵暴頻繁發生,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4億人。

環境危機大大耗費了經濟增長積累的有限成果。有專家指出,在九十年代,由於水污染以及水資源短缺的問題,中國已經損失了數十億元。2004年5月8日《中國經營報》報導說,因缺水,中國每年工農業損失3500億元。根據世界銀行九十年代的一個統計,中國每年洪澇災害的平均損失是100億美元,而旱災的損失是350億美元。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清華大學一份研究結果發現,由二氧化硫等導致的酸雨污染每年給中國大陸造成損失超過一千一百億元人民幣,整個大氣污染所造成的損失每年約占中國GDP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因此有評論說,假如按照綠色GDP計算中國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環境代價,可以說中國這23年的發展是負值。這篇文章說,這一評估其實也官方研究機構的測算所證實: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每年由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達到8%以上。根據這一官方估計,每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以8%計)基本上被生態環境破壞的損失所抵消,中國的經濟“繁榮”其實屬於以生態環境惡化代價的破壞型增長。

那麼,中國的環境災難是如何產生的呢?“發展是硬道理”這一政策必須對這種災難負政治上的責任。首先,資源短缺是一個自然因素,但顯然不是全部原因。中國只注重經濟產值的掠奪型發展模式,以及粗放型的經營模式,是中國環境災難的人為原因。這就是江澤民時代的“人禍”。

江澤民十五年給未來留下了三大災難性遺產:第一、經濟瓜分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不公正和社會斷裂;第二、以此為基礎並通過刻意灌輸培養起來的精神錯亂,這種精神錯亂以原生唯物主義和鄙俗民族主義為代表;第三、就是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已近極限。前兩種狀態在自由秩序下尚可以重建,但最後這一問題相當長時間內不可能解決。如果說中國的出路在於實現“災民理性”的話語轉換,中國歷史卻再一次被拋在一場更徹底的災變的前端。目前中國的能源危機不僅深刻影響着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國的環境災難也開始成為移民浪潮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來,不乏有識之士鴉鳴不已,但中國的資源問題和環境問題恰恰這些呼籲之下的愈演愈烈,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漢語心靈缺乏自覺能力的族性貧困。1949年以前,中國發生動亂後重建社會時,尚有完好的生態系統做重建社會的依託。而經過近幾十年的掠奪式“發展”之後,中國的生態系統已經相當脆弱,無法繼續支撐起十三億人“發展”,也許也更無力支持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

2005年1月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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