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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時代的心靈騷動
送交者: 任不寐 2005年01月04日20:03:3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我們時代的精神高度”表現之一,不僅是對個人判斷的情緒化,也表現在政治判斷的情緒化;不僅表現為對內在黑暗的群眾暴行,也表現為對中南海的輿論圍觀觀。無論是人權慘案的愈演愈烈,還是看着蘇東崩潰後產生的羞恥感與緊迫感,中國政治評論往往在政治領導人換屆的時候經歷大喜大悲的起伏。這是可以理解的。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胡溫新政”不再成為談資,轉而是對胡錦濤的失望和否定。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呢?

從《開放》雜誌的獨家新聞談起

  香港政論雜誌《開放》2004年12月號的一篇文章可以視為這種情緒的一個代表。事實上《開放》的朋友對“胡溫新政”一直採取批評態度,這是需要明確的。這篇文章題目是《胡錦濤四中全會講話曝光,嚴厲打擊自由化絕不手軟》。該文披露: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今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會議的講話,顯示這位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中共領袖決心執行比江澤民1991年反和平演變更左、更強硬的政治路線。

  文章還指出,9月29日中宣部根據四中全會精神召開全國媒體會議,下達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條不准報導的內容,包括農民上訪、土地拆遷、官民衝突等。

  《開放》的獨家新聞引起一定程度的關注,支援它的觀點的人會通過最近一段時間裡《人民日報》等官方喉舌的極左言論中找到證據。2004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轉摘了《解放日報》的文章,《透過表像看實質——析“公共知識份子”論》,署名吉方平。11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金鏘的文章《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與此同時,特別是在“顧郎之爭”之後,在各地群體性抗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光明日報紛紛站出來批判“新自由主義”,一些新老左派趁機蜂擁而來。12月1日出版的《求是》(2004年第23期,總396期)雜誌刊發了評論員文章,一篇是《不斷提高黨領導意識形態工作的能力》,另外一篇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正確對待西方思想理論》。這兩篇文章把十六屆四中全會確立的“胡錦濤思想”即“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具體化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高度重視和切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不斷提高領導意識形態工作的能力。”《求是》雜誌還“揭發”說,這種倒行逆施代表了“胡錦濤同志”的思想。文章說:“今年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不過文章公佈的胡錦濤的“重要部署”只是關於“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方面的。當然,胡對憲法權威的強調沒有被提起。

  無獨有偶,根據中國新聞社的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日下午進行第十七次集體學習。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當今世界和中國的實踐都表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實現長治久安,必須找到一條既適合自己國情、又符合時代要求的發展道路。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國內一家左派刊物(中國新文化報103期)最近發表了中華外國經濟學說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的文章,題目是:《當前社會信仰危機的七個深層原因》。該文對胡錦濤等“領導同志”的政治“缺陷”提出了批評。文章說:近來“胡錦濤總書記、劉雲山同志、雒樹剛等領導同志都親自關心公共理論課和理論信仰問題,李長春、陳至立等領導同志還在江蘇和上海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和調研,表明中央非常重視。中宣部、教育部等過去和現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效。不過,究其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宣傳和學得太少,或是基層教育宣傳者的個人水平太差,而是因理論關節點、所有制結構、社會生活、宣教效果、學科方向、黨章和教材內容、反教條主義等多方面存有缺陷所致。”文章在詳細批判中央政治宣傳無功而反的基礎上,提出把重點放在灌輸馬克思主義“信仰”方面。文章毫不掩飾地主張否定鄧小平“主要是反左”的觀點:“鄧小平在80年代說我們要反'左'防右,反'左'是主要的,這是有道理的,但在21世紀的今天,已經變成西化和右是主要的了,我們還在一味地反'左',這也是某種教條主義。”該文反覆提到作者的觀點“與陳奎元同志比較相近”,陳奎元是什麼人呢?原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現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該人一直是黨內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北京動態”的價值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近期傳遞出來的政治資訊不是單一的。《人民日報》12月4日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目是《弘揚憲法精神增強法制觀念》,敏感的分析人士一時間搞不清楚北京忽左忽右的輿論宣傳究竟意味着什麼。儘管《開放》的文章披露,9月29日中宣部根據四中全會精神召開全國媒體會議,下達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條不准報導的內容,包括農民上訪、土地拆遷、官民衝突等。但事實上,這幾個月包括官方媒體和官方網站,相對來說,這些新聞是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上周海外媒體披露了中宣部禁止一些自由派作者發言的消息,這似乎可以作為胡錦濤推銷行極左路線的證據。然而事實是,中宣部類似的黑名單政策,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它一直是中共鉗制言論的經典方法之一。在江澤民時代,這種內部通知是丁關根的家常便飯。

  總的來說,關於目前的極左喧囂可以有以下幾種分析:第一、毛派力量一直在司機而動,就象改革派想利用胡為自己服務一樣,新老毛派力量也在從相反的方向做政治努力。在這種情況下,上述極左言論並不一定代表胡本人的觀點。至少到現在為止,胡並沒有一篇公開講話象江上台之後那樣殺氣騰騰,官方喉舌也沒有在非常重要的版塊上突出報道胡的反動。人們也不能說明,如果胡真的想倒退,他為什麼不公開講話?

  第二、上述觀點確實代表了胡的部分觀點,但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胡的政治運作的特點。首先,我不相信胡有什麼明確的政治思想,左、右對他都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哪種選擇更有利於鞏固權力。胡的權力之路有三大敵人:左右兩方面的壓力和江派力量的摯肘。前兩者是外部壓力,最後一條是內部壓力。在我看來,相互矛盾的外部言論恰恰是對左右壓力的回應,是一種政治平衡。而“內部講話”(如果屬實),主要是講給江派人物的,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穩定和鉗制江派人物的人心。同時左傾言論或共產原教旨主義的立場,更能在黨內鬥爭中佔有優勢,同時也可以利用這種正統對“江澤民主義”的非正統進行警告,並保留清算的權力。胡江之爭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將是北京政局的的主導因素。第三、我認為自由派的政治評論必須超越一種情緒化,這種情緒化基本上是自尋煩惱:提出希望的是這些人,大喊絕望的也是這些人。中國政治的真相是:北京領導人沒有什麼變化,變化的是你自己的判斷。江還是那個江,胡還是那個胡。有評論說中國政治現在收緊了,這個判斷前提就有問題,它什麼時候放鬆過呢?關於曾經放鬆的那種幻覺,本身就是值得反省的。

  我對北京政治唯一有些樂觀的時候是江胡同時在台上的時候。我轉述的文章並不代表我本人的觀點。分析北京政治一個基本的出發點,不應該是領導人的個人品質或個人思想,而應該是權力的格局。中國政治鬆動的時候,永遠不是領導人發善心要親民或改革的時候,而是雙元或多元寡頭統治的時候。這種多元政治存在一些政策裂縫和權力對接下的模糊邊界,這會給社會提供一些空間,自由是從那裡成長起來的。八九年是這樣,將來還會是這樣。有開明派惋惜胡溫之間也存在分歧,我想倘若真有,也許對中國政治是一件好事。不過這不可能是近期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胡如何迷惑、收編和清理江派勢力,應該是分析中國政治的主要根據。中共領導人上台初期刮左風,這是一種傳統,也是穩定權力的需要。不出幾年,胡又會向右轉,這幾乎是必然的。客觀上他也沒有能力回到毛時代去,即使他想這樣做。當然,胡的右轉與自由派知識份子期望的“右”差距實在太大了,或者是兩回事。正因為如此,自由派應該堅持自己固有的政治原則,繼續抵抗,而完全沒有必要隨着北京的政治戲劇一起騷動。北京動態只有“市場價值”,沒有理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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