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整治国安系统应从制度入手

姜维平

原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已经被捕，他的东窗事发始于亿万富豪郭文贵案，如果不是知情者，原北大方正的CEO李友的举报，如果不是王歧山强力打老虎的反腐运动，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位曾任前国安部部长许永跃秘书的副部级情治系统的高官，竟堕落成一个专门为民企老板服务的帮凶，他利用手中反间谍的大权，花样翻新地尽用现代化设备，坑蒙拐骗偷，无所不用其极，既用于中共官场的权力暗斗，也卷进金融与证劵和不义之财的掠夺，多年来积累了数以亿计的财富，其屡屡得手的利器和王牌就是“国家机密”。其实，他所说的“国家机密”就是郭文贵的“私家秘密”，他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了不折不扣的郭文贵“家丁”。

这是官场与商场，情场政治的一个缩影和典型，对国安部来讲，也许是个别人所为，并不具有普遍性，我也相信很少有人掌握马建那么大的权势，但它至少说明整顿这一系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建事件应当给中共领导人敲响警钟，“国家机密”且不可变为“郭家机密”，或“私家机密”，如不大力清洗和整治国安部，国家的耳目就会闭塞，因此，习近平5月19日参加的全国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就分外引人注目，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不会提“马建事件”，对类似问题向来是能压就压，能瞒就瞒，但从中纪委1月16日公布的消息看，对马建的案件正在走司法程序，对其绝不会网开一面，国安内部的会议想必做了通报，我想，习近平还要依靠国安部当耳目和利器，故想用榜样的力量引导国安人员公而忘私，忠于职守。

据新华社报道，5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上，习近平会见全体与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国国家安全机关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党的事业，与时俱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同代表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从这些千篇一律的套话里，一点也看不出国安部留下多少马建的影子，但从国内媒体《财经》，《棱镜》等披露的情况看，马建之所以由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高官，堕落成一个围着奸商郭文贵转的“家丁”，是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的日益商品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尺度就是占有财富的多少，而并不在乎钱财来源的多样化，甚至不义，对马建及其马仔高辉来说，只要能搞到金钱，什么手段多行，这正是他们徇私枉法的精神动力，一个堂堂的国安部副部长，利用国安部独享的技术手段，按照郭文贵的旨意，偷拍原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性爱视频，迫使他把原本已收回的摩根中心的地产项目，重归郭文贵猎财之手，后来这一项目成就了盘古大观。北京地产界，商界由此对郭文贵得出结论：背景深厚，手眼通天。

其实，郭文贵，作为一个山东农民出身的小老板，没什么文化和背景，闯入河南郑州这一商家云集的省会城市打拼，最初以家具厂为基地，也没什么资金，其过人精明之处在于深知官场，情场与商场之黑暗，其内在联系在于权势与金钱的互换，他先利用港商夏平圈得地皮，再把地皮抵押给银行贷款，然后再让承建商垫资建设，建成后再利用官员的权势，卖得一个好价钱，他栓住官员脖子的利器，就是“性丑闻”，而他自己也靠男性的魅力迷惑了“四大姐”，因此，知情者说，有时他围着“石榴裙”转，有时，“石榴裙”围着“小弟弟”转，他得心应手地一转，从郑州转到北京，从民企小老板变成港商，从拥有盘古5座大厦的亿万富翁转成了声名狼藉的流亡者。

不论如何转，都始终有一个人紧跟着他转，这个人就是马建，马副部长是他财运滚滚的事业的“轴承”，这是因为轴承运行必得有“滚珠”，即，国安人员的公权力，第一个关键点是马建手里有人事调动权，原本，国安部应当是以反间谍为职能的，但马建胆大妄为，竟指使处级干部高辉等人，去完成生意伙伴郭文贵交给的任务，随后，在得到的巨大的“物质蛋糕”里，高辉也分得一小块，这成为他冲锋陷阵的勇气来源；第二是监听权，这一职能和手段是无往而不胜的，在实际生活里，没有几个人不与他人通话交流，而个人隐私都会体现在细微的言谈中，比如，刘志华找小姐的时间，地点等细节就是这样暴露的。所以，电话监听权的滥用，是国家和每一个国民的人权灾难；第三个是“办案权”，据财新网报道，马建分管的一个处，居然拥有国内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办案及动用技术手段的授权，在郭文贵和马建的内外夹攻下，安全力量被窃用为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利器，所以，马建敛财过亿，被查有6套别墅，6个情妇和2个私生子，其中2名情妇还是安全系统的官员，连其弟弟马龙也跟着沾光，在一家金融投资机构当副总。据说，此事激怒了习近平和王歧山，安全部已有多名干部被调查，其中局级大员达两名。

这一案件的详情，读者可以参考财新网的一些报道，不必赘述，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安不抓特务却抓钱，不择手段；不抓间谍却搞内斗，争权夺利，这里的深层次原因，是缺失制度方面的约束，我过去在大连做记者，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象里的“国安”很神秘，一般比较讲规矩，人们把他们称为“隐蔽战线”的人员，和经济与内务没有关系，但自从薄熙来当市长后，把秘书兼厨师，司机车克民（车辉）提拔为大连国安局长，立刻国安就变质了，车克民手下的马仔们，都和马建，高辉等人一样，围着大连的“郭文贵”转，一是利用“监听权”和“办案权”打击政敌，二是利用“技术手段”，获取商业信息，设置陷阱，巧取豪夺外商企业或私营企业的财富，记得，有一个日本归国华侨叫程某，他在大连旅顺口区的龙王塘镇办了一家企业，六百万的钱，被国安特务郑某给骗走了，而郑某竟公开以国安人员的名义到处“骗吃骗喝骗被窝”，大连的饭局上，经常有他忙碌的身影，薄熙来手下的特务万国涛，王富选，郑义强，彭东辉，蔺刚，等等，个个如此，甚至有的国安特工还直接参与了民企老板孙生有的家族内斗，不仅特务身份都公开化，而且“国家机密”都“私有化”和“扩大化”，每个人都明目张胆地敛财，谁不服就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当时我被他们诬陷入狱之时，还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国安能变成地方官员整人的工具，特务能变成“匪徒”和“强盗”，现在，仔细阅读有关马建与郭文贵的报道，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根子还在上面，在原国安部长许永跃当政的年代，整个国安系统堕落进贪腐，枉法的深渊，特务间谍没抓几个，而“文字狱”却搞了一大批，许多企业家人财两空。许永跃曾为陈云的秘书，而陈云与薄一波关系密切，薄熙来整人有许永跃撑腰，当然什么也不怕，他成了下面马仔胡作非为的“保护伞”，车克民等人利用薄的权势捞钱，捞色，无所顾忌，同样的，国安部处级官员高辉敢于在2011年3月31日，带领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的10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郭文贵的下属曲龙从驾驶的车辆里强行拖出抓走，后判刑15年，就是因为曲龙向中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劵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过媒体采访。这时，许永跃退休了，但他的原秘书马建成了高辉的后台，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副书记李承先等人都听命于马建。

由此可见，许永跃留下的这汪国安部的“水”，有多深多混，显然，习近平和王歧山都对国安部的现状并不满意，但公检法司是专政的工具，他们又不可能另起炉灶，只有掺沙子改造，一步一步地慢慢来，而更多的无奈是利用榜样的力量哄他们走出许永跃和马建的阴影。非常明显的是，任职9年的许永跃如果干净，不贪腐枉法，就不会有马建，高辉和郭文贵的故事。而许永跃的后台是谁，不言自明。习王打老虎任重而道远，国安不可得罪。

因此，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国家安全机关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力量，他要求国安人员“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是党和人民对国家安全机关的一贯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要总结经验，从严管理，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

看来，习近平还是用说教和榜样引导的老办法，来应对“马建事件”，虽语重心长，但显得苍白无力，笔者认为，假如从规章制度中，取消国安涉足经济的办案权，或者规定监听必得由检察院或法院授权，等等，就可能避免国安人员滥权和犯错，这一点比开几次表彰大会要好得多。总之，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国安人员在内，应邀前往郭文贵的盘古七星酒店的官员，坐在“空中四合院”里，满眼灯红酒绿，由美女簇拥，由美酒浇灌，有美味佳肴尽享而“坐怀不乱”，人不是铜墙铁壁，更不是“金刚不坏身”，人是血肉之躯，抵御不了物质和美色的诱惑，没有制度的监督和约束都会犯法犯错，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因此，习近平整治国安系统应从制度入手。

2015年5月31日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6月1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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