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造了一整套詞彙來描述將近一個世紀的國共兩黨關係，比如像國共分歧、國共相爭、國共衝突、國共合作以及國共和談等等。奪取政權後共產黨在大陸對思想領域的控制、教育深入有效，大陸人對中共這套詞彙耳熟能詳，信以為真，很少有人去思考它們真正的含義以及使用的概念是否真實，比如像國共分歧。分歧是指思想、觀點方面的不同，它一般通過文字表達出來。當分歧嚴重到一定程度雙方使用肢體語言時，分歧就成了衝突。而衝突一旦達到暴力程度，開始使用武器時就變成了戰爭。注1 回歸一下歷史可以發現，國共兩黨不存在僅僅停留在思想認識上的不同，所以國共之間不是分歧。共產黨不僅有軍隊，他們在1931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蘇維埃共和國，這表明他們瞄準着國家政權，所以國共之間也不是衝突，是戰爭，是蓄意推翻民國政府的戰爭。其實毛澤東對中共定位很清楚：共產黨“不是‘文化團體’，我們有軍隊，是‘武化團體’。”一點掩飾都不需要。注2 至於說國共和談也是謊言，歷史上國共之間從來沒有為和平而談。

自中共在南方造反失敗、輾轉流落到達陝北後國共才開始有了接觸。談判最初由周小舟，潘漢年出面，西安事變後才由周恩來挑頭。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前，謀取生存環境和條件是共產黨面臨的嚴重問題，因此在1937年上半年，周恩來一下杭州、二上廬山面見蔣介石，以“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直接受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導”為交換，索要“正規軍隊每月60萬元，學校5萬元，地方及部隊經費約15萬元”，蔣介石答應了周的條件，中共談判的目的就達到了。楊奎松指出：“1937年是共產黨以妥協作為前提的談判，是中共中央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公開向國民黨中央作出‘四項保證’後的結果。”注3 楊奎松的分析包含了三層意思，1共產黨那時沒有其他選擇必須妥協；2，當共產黨無路可走必須妥協時，國共才談得出結果；3，國共那次唯一有成果的談判與和平無關。那次談判的協議經過修改，就是後來中共公開發表的《共赴國難宣言》。

這個《宣言》是以周恩來的名義起草的，雖然談判是為了擺脫本黨的困境，但是發表宣言時周卻沒有錯過把和平掛在嘴上的這個機會：“親愛的同胞們：當此國難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經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為我們民族的光明前途慶賀。”注4在其後的十多年時間裡，周恩來常駐國統區，尤其是美國人參與後，他長袖善舞，以謊言政治和欺騙外交為中共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日本投降使中國戰局突然發生變化，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措手不及。作為執政黨，戰爭勝利帶來的政治資本自然就落在國民黨這一邊，而收復失地，重建家園的責任也在他們的肩上。但無論從地域還是時間上，制勝的主動權不在他們這一邊。美國總統杜魯門（Henry Truman）後來回憶說：當時“蔣介石的權力只及於西南一隅，華東、華南仍在日本人占領下，長江以北連任何一種中央政府的影子都沒有。”“事實上，國民政府連接收華南都困難，要拿下華北就必須同共產黨達成協議。”注5

另一方面，日本侵華對共產黨是一個獨特機會。當中國東部、中部，北方、南方大部分國土遭受日本兵燒殺擄掠的時候，缺乏戰略意義的黃土高原就成了中共的藏身的地方。不僅如此，在那8年裡，侵華日軍的戰術重點隨國軍潰退的路線而向南向西移動，這樣在北方農村就留下很多空白地帶，共產黨籍此以延安為點，全面發展自己的武裝和地盤。因為他們是反對力量，抗戰勝利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政治上積極意義，自然他們對民族危難、對國人疾苦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和平與否更不在他們考慮之中。但是他們也想談判，因為談判既能夠為他們爭取時間，又可以提供場所擴大他們的政治影響。和過去不同的是，戰後的國共關係中多了一個美國因素。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動員了1611萬人參軍參戰，同時在歐洲、亞洲兩線作戰，傷亡67萬人，其中死亡人數40餘萬(戰死人數近30萬人），在亞太戰死人數達10萬人之多。” 注6 除了在太平洋上和日本人直接交戰之外，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向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提供了相當於500億美元的物資，其中的16億用於中國的抗日戰爭。因此，戰後促成一個強大、統一和民主的中國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抗戰結束前，當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多次往返重慶和延安之間希望在國共之間搭起和平的橋梁，45年8月他以自己人身作為擔保，陪同毛澤東到重慶參加談判。同年12月，杜魯門任命陸軍上將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為他的特使，要他在《雙十協定》的基礎上，“說服中國政府召開包括各主要政黨代表的國民會議，以實現中國的統一”。注7應該說戰後美國對中國的統一、和平費盡苦心。

從絕對軍事實力上去看，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比共產黨要強大很多，但當時民情和輿論不在實力這一邊。45年12月17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日本投降這幾個月的中國內政史，是多麼可痛！多麼可恥！與敵人打完了，自己又打；勝利既然來了，偏不和平。所為何來？” 國民政府缺乏同共產黨展開最後一戰的道義勇氣，但在國強共弱的情況下，蔣介石自信只要採取退讓的姿態，就能把在抗戰中壯大的中共勢力納入政府的範圍以換取和平。而且面對戰後重建中國的艱巨任務，國民黨迫切希望談出一個和平結果來。可那時的共產黨已經不再是剛到陝北時的驚弓之鳥了，相反，因為中共有了幅員寬闊的根據地，他們的生存已經不是問題。再說，談判桌上能夠解決的問題和共產黨一貫的戰略目標完全不同。

按照46年政協《整軍方案》，整編後國共原先所屬的部隊混合編在一起成為一支國軍，18個月後將不再有國軍50個師、共軍10個師的區別，而是由政府統一指揮調遣。從美國人的眼裡看問題，馬歇爾覺得既然是和平統一，軍隊當然應該這樣合併整編。馬歇爾不了解共產黨想要奪取政權的真實心思，國共軍隊那樣整編，天下還沒有到手，中共的槍桿子就沒有了，中共當然反對這樣的做法。周恩來嘴上告訴馬歇爾的理由是：“共產黨的困難在於，當它在軍事事務上作出讓步並達成協議時，不知道政府日後對於政治問題採取什麼態度。”注8所以談判中中共堅持要求整軍後仍然有自己單獨建制的部隊。達不到他們的目的，就拒絕提交整編的名冊。這裡的問題是，如果中共是為了和平而坐下來同國民黨談判，那麼整軍，加入聯合政府這些能夠實現和平的措施為什麼不願意接受？而且，既然早就知道談判的結果對他們不利，為什麼還一直要談判呢？馬歇爾也有這樣的困惑，幾個月下來他已經看到共產黨是怎樣在最後一分鐘把談判結果推翻，“如果共產黨不採取新的策略故意拖延談判，這將使當前的談判有可能取得進展。”注9還是楊奎松看得透徹，他說：“中共對於整編方案只贊同其一般原則，將計就計，以免政治上孤立，但是實際上則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逃脫，保存實力，做到統一而不被消滅。注10

我們知道談判只是一種形式，談出的結果才是內容；不求結果的談判其實是一種政治手段；談判的形式和內容之間並不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它們之間可以有四種不同的搭配組合，即：有談判有結果；有談判無結果；有結果無談判和既無談判又無結果。根據戰後實際情況，有美國作為調解人積極參與，國共雙方都不反對談判，這樣可以排除“無談判無結果”。根據對談判形式和內容的期待，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屬於第一種情況，他們不僅希望國共舉行談判，而且期望一定要談出一個民主的政府的結果。“國民黨強大，他們以承諾民主為前提，欲使中共放棄武裝，先把國家統一起來”。所以蔣介石注重的是談出結果符合第三種狀況。“而中共則堅持以事實上的割據來保存自己的軍隊和幹部”，他們對談判的結果沒有興趣，但是卻需要談判這個形式。屬於第二種”有談判無結果“ 注11事實很清楚，共產黨只要談判不要結果。既然如此，哪裡還有國共和談呢？

2015-8-29

注1：參閱《現代漢語詞典》相關詞目

注2：見毛選《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

注3：參閱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4、第65頁

注4：《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見《周恩來文集》上卷

注5：參閱《杜魯門回憶錄》下卷

注6：見《美國之音》2015年8月24日韓連潮博客文章《美國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注7：同5

注8：見《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147頁

注9：同上，第218頁

注10：同3 第286頁

注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