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閱兵，侃周禮

觀閱兵之“禮”，忽然領悟到周公制禮的良苦用心。

武王滅殷後不久撒手人寰，留下一個離亂江山。周公臨危受命，東征平亂，輔佐成王，深切感受到憑藉“武功”打下的江山，是無法僅僅運用暴力維繫的，還需“文治”來鞏固。

想當初周武王孟津會盟，做《泰誓》，稱商王“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信誓旦旦，為民請命，以民心所向為天命所居：“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聲言商之暴虐已經引起天怒人怨，並慷慨陳詞：“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如果百姓對我討伐殷商有什麼怪罪的話，我一人承擔，我今天非去不可！）頗有些為民請命敢作敢當的氣魄。

“周邦雖舊，天命維新”， 天命，是周滅商的一個最根本的依據。然天道不言，何以見得這天命就單單降臨到周，而非別的部族呢？這天命來自何方呢？ 武王在誓盟中說上天的所見，即人民的所見；上天的所聽，是通過人民的聽聞（“天視自民所視，天聽自民所聽”）。用現代的表達來說，與其說周是代表“天命”，不如說周是代表“民意。”可見，不管事實如何，古代的君王似乎覺悟挺高，很早就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了：）

但“為人民服務”的“天命”只喊在口頭上恐怕是不行的，恐怕遲早人民還是要“被代表”的。 況且，周武王也非第一個以人民的名義來解釋“天命”， 商湯滅夏的時候，打着也是同樣的“天命”旗號。但在滅夏之後，湯仍心懷揣揣，不知是否會被上天怪罪，因為上天不語，天意是什麼究竟誰也拿不準啊。湯於是誠惶誠恐地作《湯誥》，宣稱上天是關心人民的福祉的，人民對夏的怨怒使天降罪於夏，商滅夏，並未撍越天命，而是為民向天請命。湯為了感謝各方諸侯人民相助，因此昭告萬方說：“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大意是說你們幫我滅商做了善事，我不敢忘記；我犯了錯，則不會饒恕自己，這一點上天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如果上天怪罪下來，我一人來承擔罪過，不會連累你們大家。這話和後來的周武王說的意思差不多，尤其是一人敢作敢當的那句話，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呵呵。看來似乎周武王和商湯心有戚戚焉！

從夏和商的滅亡看來，可見天無常予，也無常奪。 因此，僅靠打着“為人民服務”的“天命”或許能得天下一時，但卻不會保證天下長治久安。因此，周代統治者深深體會到遵循天道必須”“以德配天”。因此有“天命靡常，惟徳是輔”一說。然而，根據歷史的經驗，能夠配有天命的有徳之君幾百年出一個已經很不錯了，這個機率實在是太少了；非但如此，由於皇子受到權力的腐蝕和優越的物質環境的誘惑，出現無能無道的昏君的機率則要遠遠大於出現有德明君的可能。因此，這“德政”的延續和實施看來也仍舊是一廂情願。

為了長治久安，周公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一套把“天命”固化入日常社會生活的“和諧”方案：禮樂政治。這禮樂政治其實源於古代祭祀禮儀，可以說是其的一種發展和延伸。對古代的先民來說，開始的敬天祭祖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感恩思念的表現；隨着某些宗族的壯大，敬天祭祖儼然具有了政治的意義，成為一種權力授予和求告天助的儀式。；禮樂政治通過一系列的祭祀禮儀式對天人關係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行規範，不僅開闢了一個讓“天命”得以昭示的渠道，而且對社會各階層的權力進行了劃分和鞏固，使人與人遵守一定的社會規範而不逾禮。這樣的話，即名正言順地保有了“天命”，又穩固了社會秩序，也增進了社會的和諧度，如果整個社會人民不逾其禮，諸侯不僭越，自然沒有人會挑戰周的“天命”，君主也就不會有後顧之憂。於是整個社會一片歌舞昇平，天人合一。聽起來似乎很完美呵！難怪孔夫子念念不忘“克己復禮”，嘟囔什麼“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據說孔夫子從小對規範社會地位的禮教就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雖說孔夫子年幼喪父，從母而居，年少家貧，但據說好學的孔子小時候在過家家的時候就擺設祭祀用的俎豆來模仿祭祀之禮，長大成人之後，更是以光復禮教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看來幼年時的經歷對後來的理想影響何其重大！

具體來說，周公制定的五禮包括了國家政治軍事外交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吉禮，是敬天求順遂之禮，也可以說是周天子直接和天“對話”的禮儀，因此是天命和天授之權的直接體現；嘉禮，是規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準則，不僅包括冠禮（成年禮），婚禮，賀禮等禮儀形式，還包括社會不同階層之間人與人的政治社會權力及規範（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關於男尊女卑的行為規範是宋儒們“補充”的，不在周公之禮之列，事實上，周公之禮除了規定女必須要“適”男家之外，似乎還是比較講究夫妻相敬如賓的，例如男子娶妻，須三媒六聘，親自作馬夫為妻子駕車，以表誠意）；賓禮，是國家外交之規範；軍禮，則是軍事兵戎大事所奉行的準則；最後是關於喪葬哀悼弔唁的“凶禮”。這樣一來，小到人民日常社會行為、婚喪嫁娶，大到國家政治層面的外交祭祀征伐，都在禮制中進行了嚴格的行為規範。禮制在昭示天命和權力的同時，以宗教的儀式和藝術的形式來引導人民的生活。（“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

《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於戎”，這五禮之中，祭天的“吉禮”和與兵戎相關的“軍禮”可稱是直接關乎“天命”的昭示和延續的。吉禮昭示的是“天命”，其中最重要的是“圜丘祭天”，周天子率眾直接和上天交流；軍禮展示的不僅僅是“力量”，而且演繹了整個周代的重大歷史軍事活動，是僅次於祭天的重要禮儀，商湯和周武王替天行道的誓言,皆是在出征前後的軍事會盟時作的。周公把這些慣例稍加改進，以“軍禮”的形式固定下來。周代的軍禮採取敘事的形式，分為“出征”、“凱旋”、“校閱”、以及“田獵”四部分，在軍樂的伴奏下，“朱干玉戚而舞《大武》”，講述了武王伐殷的整個過程。

周禮中的宗教藝術儀式中所具有的“淨化心靈”和“宣泄”的心理功能，對提倡和諧的人際關係，彰顯正義，提高士氣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緩和社會矛盾的重要作用。周代的軍禮的敘事,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告誡統治者天命是可以失去的，商的滅亡就是前車之鑑。可惜，周禮中積極的以史為鑑的警戒作用對統治者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其消極的維護現有的天命和統治秩序的消極方面影響巨大，加上禮制“溫文爾雅”的外表和藝術的和諧“包裝”，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周代這套把“天命”固定下來的禮制看似完美，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保有天命的這套禮制恰恰犯了一個極其重大的錯誤。那就是，如果天命的本性是“無常”的話，以人為的禮制使天命固定下來為周代統治者服務，則是把“無常”的道人為地變成固定的常態，這不是非要按照人類自己地意志改變流變不居的“天道”嗎？這正是逆天道而行啊！天道無親，常於善人，可周代的統治者非要把這個無親的天道變成周私有的“天命”，以“禮教”的箱籠來試圖世世代代擁有天下，這豈不是篡天奪命？在這套禮制制度下，對天道最最重要因素，即要求統治者擁有水的善、擁有德和仁，在禮制中變得反而被忽略了。一方面，禮制在對統治者不做任何要求的情況下，默認統治者對天命的擁有和對天下的統治權力；另一方面，卻要求諸侯人民及其他人遵守維繫既定的禮制規範，不能向自稱擁有天命的統治者挑戰。如此一來，即使是昏暈無道的統治者竊取了天下，迫於禮制的約束，任何人也不能向其挑戰，這禮制豈不成了竊國大盜最好的家天下的工具嗎？這也就是為何老莊說孔子維護推行周禮是給猴子穿上周公的衣服，不僅是開歷史的倒車，更是為盜天下的大盜準備箱籠，到時候竊賊會連箱籠一起偷走。

的確，長期在禮制耳濡目染下的中國人曾經看起來是如此的溫文爾雅，甚至近乎迂腐；而中國人也曾經以禮制國家引以為傲，自大到以為中國是倫理道德的典範。然而，在這近乎迂腐的溫文爾雅和對道德的驕傲感遮掩下，卻是被束縛了的人性和窒息的天道。中國數千年的禮教束縛首先扼殺了中國人追求真理的動機，因為追求真理是需要挑戰權威，是逾越“禮”的安全範圍的。在禮制中，真理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禮制規範下的等級制度關係，和不能逾越的“禮”的規範。因此，中國人更願意尋求權威的認可，而不願意自己思考去追求真理。這也造成為何國人變得輕信而缺乏判斷力的原因。久而久之，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追求真理的能力，失去了自我思考的判斷能力，而更願意盲目地追隨權威或者從眾，人云亦云。更為遺憾的是，中國人已經淡忘了先祖曾經追求的那個自由平等博愛且幾乎至善的天道。在這套等級禮制關係下，真理、自由、甚至人性，都統統被扼殺了。這也就是為什麼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禮制大家鞭撻，痛斥禮教“吃人”的重要原因。

經過五四的文化衝擊，新中國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清洗，商品經濟大潮下金錢和權力的腐蝕，千瘡百孔的禮教面具下，露出的是赤裸裸的被壓抑扭曲了的人性。當今中國物慾橫流金錢至上的醜惡深深地灼傷了國人的眼，也刺痛了國人的心。我們能拿什麼去修補國人碎了一地的道德倫理節操？拿什麼去安慰國人？回歸傳統，聽起來似乎是一劑止痛的良藥。可是，僅僅把撕開的千瘡百孔用傳統的膏藥塗抹修補，而不去觸及醜陋被扭曲壓抑了的人性，難道就能拯救國人的靈魂嗎？禮教溫文爾雅的表面被打破了，可禮教千年來所塑造的中國人，仍舊鮮活地活在當代。需要回歸的傳統，不是那個我們丟掉的表面溫文爾雅、實際上壓抑真理和人性的禮教面具；需要找回的傳統，是回歸中國古代先祖追尋的真理和自由平等博愛的天道。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閱兵式，究竟在告訴我們什麼？是暗示人民“天命”在紅二代的延續？還是告訴人們強大的“中國夢”將使我們和平崛起，回歸傳統的光榮？是在品嘗了痛苦的臥薪嘗膽後現身江湖立威，誓言我們有能力血債血償？還是劃分敵我的界限陣營，告誡試圖阻擋中國崛起夢的敵人？閱兵像一劑強心針，用陽剛的力量和絢爛的視覺震撼讓多少國人熱血沸騰，涕淚橫流，暫時忘記了經濟的低迷，股市的苦痛；閱兵甚至成為一個“試溫棒”，成為人們測試是否“愛國”、檢驗人們愛國的火熱程度高低的標準。當閱兵的熱血圖文充斥了網絡媒體，國人又一次被愛國的熱情感動得一塌糊塗；當閱兵的話語權“綁架”了朋友圈，不論是不知說什麼的沉默、還是千言萬語無法言表的感慨，都似乎成了一種罪過。

在特殊的當下中國語境中，閱兵禮看來和周代的“軍禮”的確冥冥中有相同之處。如果像美國等西方國家，僅僅把閱兵和近現代西方炫耀武力劃等號，那可能真是“too naive, too simple”了。習近平在發言中表達的和平願望和裁軍決定，顯然是要打消西方國家的“秀肌肉”解讀，傳達和平崛起的願望。但西方國家的理解角度不一樣，在沒有彼此信任的基礎上，傳達和理解之間一定會存在錯位。頗有意思的是，媒體上出現了一些從傳統角度解釋閱兵的觀點。然而，“傳統”這個詞太籠統了，回歸傳統是好事，怕的是不加區分地回歸被混淆了的“傳統”。甄別傳統，真正找回中國先民們珍視過的大自由博愛平等的天道傳統，是在談回歸傳統之前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