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英格蘭秋日的楓葉紛紛落盡、滿目蕭然中，我收到了一本從國內轉展到日本、又郵寄到我手裡的畫冊《銘刻》。捧在手裡似乎還能嗅覺到新鮮的油墨香和郵寄人手上的餘溫。

委託寄畫冊的人名字叫胡杰，是位獨立紀錄片導演和畫家。我“認識”他有四年多了，卻還沒有見過面，一直在EMALI上“網上談兵”。我最早在陽光衛視上看過胡杰拍攝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母親王佩英》、《遠山》、《沉默的怒江》、《平原上的歌》等數十部片子。這個說着一口字正腔圓普通話，留着許多藝術家都留着的全臉胡的北方漢子曾經面對鏡頭說：“有些事情，是比生命都重要的！”字字直撞我心，他不畏險惡，執着地挖掘歷史真相的精神給我啟發、同時帶給我榜樣的力量。和他認識不久，我開始了大饑荒三部曲的尋找之程。

小心翼翼的撕開信封，唯恐損壞了畫冊，出於我一向對書的珍愛。胡杰特意為今年九月十三日在廣州舉辦的《銘刻.胡杰版畫展》所印刷的畫冊《銘刻》出乎意料的精美，又簡單樸素，銘刻兩個字是燙金紅色的，其他字是黑色的。如果這本畫冊擺放在如今各出奇招千姿百態的書叢中，就不那麼顯眼了。猶如胡杰一向的不修邊幅，自嘲：“大街上當乞丐的都比我穿得好。”在生活中，他始終把自己歸位在普通平凡人的位置，決不是居高臨下自命不凡的藝術家。

畫冊不厚，打開卻是沉甸甸的分量。

《銘刻》中有一組版畫總題叫《要有光》，它的創作背景是關於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口的中國大饑荒。在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有的地方甚至村村發生人相食、親殺食的年月，當年大名鼎鼎如今依然流芳的大師們卻遵照偉大領袖“藝術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聖旨，白日游山逛水，晚宴山珍海味，享受着優渥的待遇。李可然畫出《萬山紅遍》，關山月、傅抱石創作出《江山如此多嬌》等，無不對大饑荒閉目塞聽，筆下儘是歌功頌德歡呼萬歲，換了人間的盛世景象。當然，全國一大批有思想和膽識的老右們都成了夾邊溝、興凱湖、沙坪、清河農場的勞教分子和野地里的餓死鬼。

鴉雀無聲雁無語，半個世紀過去了，幾乎從來沒有一位畫家的筆端去探索和描繪過這段歷史，好像悲劇不曾上演過。前三十年，畫家為革命畫畫，到處可見紅色塗抹，不過是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的顏料加刷子的高級宣傳員。毛死後，畫家們為自己畫畫，張揚着個性、荒誕和古怪，還有對市場和拍賣的無比熱衷。對這一點胡杰說：“我覺得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選擇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道路，他們一下子和世界接軌了，尤其是和西方藝術也接軌了，但是與此同時遠離了中國這片土地，與中國甚至與中國的文化都沒有關係了。我並非苛求這些藝術家，但他們追求的是與現實沒有任何關係的藝術。”

如今就是翻閱各地的檔案館，也很難找到幾張當年餓死人的圖片。如海外評論家胡平所言：“毛澤東犯下的其他罪行，如土改、鎮反、反右、文革，在當時都是被視為豐功偉績，大肆宣傳的，這就從反面留下了大量的人證物證。大饑荒這件事則不然。畢竟，即使按照當年共產黨的標準，餓死人也屬於“陰暗面”，是見不得人的，因此一直被精心掩蓋，被毀屍滅跡。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鬥爭地主資本家、槍斃反革命、給老幹部老教授戴高帽掛黑牌的照片，可是我們看不到一張大饑荒年代餓死人的照片。”

唯有人間的苦難成就卓越的藝術，就如一粒珍珠要經過千百次疼痛的磨礪。胡杰以自己博大的悲憫之心和超凡的藝術表現力，激情飛揚大刀闊斧地刻下這一張張黑白分明、構圖獨特、給人以強烈視覺衝擊的版畫。我燈下翻看《銘刻》，那些栩栩如生的面孔，呼之欲出的眼神，刺激着我的神經和心理承受底線，胸口一陣陣的被野獸狂抓着般的撕扯和難受。胡杰的刻刀和黑墨將我毫不留情地拖回人們很長時間以來所不知道真相的“三年自然災害”，拖回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瘋狂年代，拖回了那場“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人造大饑荒。

我的目光停留在《要有光》之十五，且稱呼這副版畫為<<母子>>吧。餓得面黃肌瘦發如枯草的年輕母親呆坐着，窗外田地里的莊稼早收割了，家裡卻沒有剩下一粒麥谷，全部被逼迫着上交給了“國家”。她懷中的嬰兒早已經唆盡了她乳房中最後一滴奶水，多些日子沒有吃的，母親的乳房早餓得乾癟平坦，像掏光所有糧食的爛布袋子，不像個女人。她懷中的嬰兒沒有力氣啼哭，沒有力氣掙扎，沒有力氣睜開眼睛......。漸漸的，嬰兒停止了呼吸，合上了眼睛，沒有了痛苦。“我的娃娃就餓死在我的懷裡，大人吃不上， 哪裡有奶哩？”死了的小娃娃，抱出去隨便扔在山溝下，有人一次看到六、七個死娃娃的屍體，沒有人顧上鏟土埋掉。

凝視着這副畫，我的眼淚禁不住湧出來，不停的流瀉。那時候有多少這樣的母親？多少這樣的幼兒？......餓死孩子母親的悲傷，今天頓頓吃飽飯的我又如何體會？

要有光之十二，我且稱它《父母都死了》。公社化後的農民家家徒四壁一無所有，土炕上的蓆子上躺着一對能數清肋骨的夫妻，他們看上去已經餓死了，一個孩子守着他們的屍體。那時候許多人都是在夜晚睡覺中默默死去，沒有喊叫沒有呻吟。等孩子早晨起來，發現父親母親都已僵硬了。“你的父母親死了，你哭了嗎？”我曾問倖存下來的人。“沒有，餓瓜(傻)了，不知道哭。”很多的時候，村里沒有人有力氣挖墳墓抬死人，更是為了“冒名頂替”在大食堂多打一份湯。如通渭農民的打油詩：“超英趕美百姓苦，挖來野菜無鍋煮。停屍冷炕裝病漢，只為食堂多打飯，”十天半月的活人和死人睡在一個炕上。畫面上這個頭大脖子細，四肢如麻干的孩子望着牆上的偉大領袖像發呆，他是想問：“毛主席不知道我爹我娘餓死了吧？”

《要有光》之九為《打擊盲流》。那是一群不甘心在農村等待餓死，不甘心坐以待斃的人。可是他們的逃荒行為卻遭到阻攔、收容、關押、遣返等。在村路的各個關口、火車站、汽車站、收容所這些衣衫襤縷飢腸轆轆的逃民被定為“流竄犯”“盲流”“社會不安定因素”。他們被慘無人道的剝奪了逃生的權利要飯的權利，只因為逃荒要飯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許多人餓死、凍死、被暴打死在半路上、收容所，有的人被野獸吃掉。我在成中和所著《淒風苦雨四十年》一書中看到作者女兒這樣的紀錄：“與山丹車站一樣，站台附近有屍體。站站如此，有的多得甚至疊在一起，靠近鐵道鐵軌的看得很清楚，有的仰着張開口，有的撲着，半邊臉和嘴儘是泥土，形狀恐怖慘不忍睹。到了蘭州終點......望望進站口的兩邊，有幾個漢子在剝死人的衣服，連被子捆起拿走，這個大站的屍體多的嚇人。怎麼沒有人管？”也就印證了如今已經八十多歲的老蘭州人對我說的話：“那時候農民都以為城市有糧食，結果大批大批的湧進來，還是沒有吃的，結果就餓死在火車站、大街上，我們每天得出動幾個大卡車收屍，運出去埋掉。”一位老人還告訴我：“我那時候在火車站專門拉死人，那個場景就和南京大屠殺一樣，死人多得很，慘忍得很，我拉一次能多喝人家的一碗湯。”

沒有人紀錄沒有人統計，這以卡車為單位埋掉的男女孩子野貓死狗般只有一個名稱就是“流竄犯”，多年等他們不回來的家人只以為他們失蹤了。

......

文如其人，那麼畫也如其人。我在 《要有光》這十九副版畫中總是看到胡杰那張閱盡人世苦難的臉龐；能感觸到他揮灑熱血的創作激情；能看見他“只因到了悲傷處”的男兒淚；能側耳聽見他手中刻刀力穿紙背的嚓嚓聲......上世紀初德國有傑出的版畫家坷勒惠之，創作出 《戰爭》《無產者》等驚世駭俗的版畫佳作，被作家羅曼羅蘭形容為：“她的作品是現代德國的偉大詩歌，她照出窮人的困苦和悲痛。這是巨大犧牲的人民的沉默之聲。”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最慘烈的一場大饑荒過去五十多年了，今天，終於有了中國畫家胡杰的 《要有光》這組版畫，銘刻下了大饑荒飢餓、死亡、自殺、逃荒、絕望等等場景。在我看來，這組版畫分明是累累白骨的呻吟，是無數餓鬼的怒吼，是可憐母親們的哭泣，是孩子們黑色眸子的質問：“誰餓死了我？”這組版畫所體現的藝術家的道義、勇敢和良知，不再讓中國藝術家為民族的苦難百姓的血淚無動於衷沉默缺席而羞愧！更有畫界評論這組版畫是宋以來一千餘年中國專業畫家針對大饑荒唯一的一組版畫！

合上胡杰漂洋過海郵寄來的的《銘刻》，我在思想：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定是一個心靈純淨如雪的孩童，創作的時候不會考量他的作品將會帶來榮譽還是災禍，富比士的排名和金子。在我眼裡，胡杰不過是一位永遠長不大卻留着鬍子的天真率性兒童，有着難以抑制的好奇心和頑固的倔強，他用一把刻刀肆無忌憚的宣泄他的憤怒與悲傷，淋漓盡致地表達對那些無辜生命的愛和尊重。寫到這裡，我突然鼻子酸了，想哭。我十分地心疼視為兄長的胡杰創作這些畫時所承負內心的悲苦和折磨，雖然他從不提及。

胡杰去年在天津的《要有光》畫展和今年在廣州的《銘刻》畫展均以兩、三天的“短命”展期被迫提前關閉，因為既不是主旋律又不是正能量。可是誰有能力收回撒向大地的光芒？誰有能力抹去銘刻在觀者心上深刻的印記呢？我給胡杰去信：“看到它，我心裡踏實了。你的《銘刻》將是美術史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大饑荒史的一部分。”

若干年後，我們都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是人們一定會記得胡杰，記得《銘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