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死人的公開紀錄是河南信陽， 時間是59年， 不是大躍進時期。 原因是反瞞產私分搶奪農民糧食。當時河南省也不缺糧食， 反瞞產的原因是幹部浮誇之後為填補謊言而硬說農民瞞產。 誰浮誇？ 小平的照片說明了一切--〉劉鄧。

而毛對瞞產私分的態度見第二次鄭州會議， 正式文件刪掉了毛很多過激言論“寧可做右派， 也要支持瞞產私分”“不怕開除出黨”“重上井岡山”， 最後逼迫少奇等官僚承認“共產風”“浮誇風” 時間是1959年初！！  少奇等陰奉陽為造成信陽餓死人， 有照片為證，你怎麼抵賴？

真正的饑荒是60-61-62. 這三年糧食大面積減產是包產到戶造成的， 因為地分了之後， 缺少農具無法播種土地撂荒， 單幹無法抵禦自然災害（有曾希聖，吳芝葡文革期間的檢討為證據）。 後來改口說大躍進造成饑荒， 那是胡說霸道。 對了這三年劉少奇是國家主席， 鄧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非說大躍進與饑荒有關係， 那就是草草拆散人民公社的時候農具牲畜再次損失，人心混亂渙散了。

餓死人是劉鄧故意殺人， 為復辟製造輿論， 是謀殺！！ 所以， 我不參與爭論死的多少人， 將來會清算劉鄧謀殺罪的， 犬儒文人們裁剪裱糊的歷史被互聯網戳破了。  明清文人把漢奸袁崇煥裱糊成英雄還是蠻有效的。  如果沒有互聯網， 劉鄧倆傻人犯也許真能被裱糊成救世主了。 文革老幹部為啥被批鬥？ 誤傷是有的， 少奇為了轉移視線而鼓動高乾子弟殺知識分子人數也不少，後期鎮壓底層百姓更是鮮血成河， 但是， 這個賬是要算清楚， 免得他們故伎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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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1959年的鄭州會議上就是孤家寡人了》

查找劉鄧等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證據之結果

【《劉少奇選集》從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鄧小平文選》從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1960年3月25日至1961年10月23日，出現了三年六個月的文獻空白——這是怎麼回事呢？】

有什麼比這張照片更能說明問題？ 站在稻穗上是直接造假， 而不是受騙

在強國論壇大於網友的《關於“郭興邦讓劉少奇背黑鍋”問題的說明》

為了彌補“58.241.188”、“AC2006”這個舉證乏力的缺陷，使他們的說法能夠有根有據，俺花了一點時間，查找了一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講話、文章，相應的，也查找了一下毛澤東同志同一時期的講話、文章。

眾所周知，根據中央規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文章，必須以中央審定的正式出版物為準，其中，主要就是各位領導人的選集、文集、文選。所以，俺選擇了最具權威性的、改革開放以來出版的《劉少奇選集》、《鄧小平文選》和《毛澤東文集》，還有《朱德選集》等來查找。

【一】先看《劉少奇選集》

《劉少奇選集》（下卷）中選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有七篇，即：

23、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餘勞動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質工作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開路先鋒(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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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炭子沖農民的談話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倫貝爾盟林業幹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躍進”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

劉少奇當時身為主持工作的黨的副主席，尤其是1959年4月當選為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後，三年時間沒有一份文獻收入《劉少奇選集》。

此後，雖然有兩篇涉及到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講話、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的《同炭子沖農民的談話》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那也都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一九六〇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的末尾了。

【二】再看《鄧小平文選》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選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辦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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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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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深入細緻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輕的技術幹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經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其中，在“大躍進”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現了一年又十一個月多的文獻空白，從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又出現了一年另七個月的空白。前後相加，文獻空白期五年間達三年六個月。

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之前，五年多的時間，《鄧小平文選》沒有收入一篇關於經濟工作的講話、文章。

【三】一個問題

看到這裡，也許有的網友要問：如果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確實像“58.241.188”、“AC2006”所說的，是“強烈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那麼，為什麼四、五年期間竟會沒有一篇這樣那樣、或多或少地指出大躍進的錯誤、哪怕是一個小小錯誤的講話、文章呢？這恐怕有三種可能：

第一、他們本來有大量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講話、文章，只是出於某種考慮，不宜收入；第二、他們本來就沒有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講話、文章，自然也就無從收錄；第三、他們本來就有大量鼓吹“五風”的講話、文章，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形象，不能收錄。

當然，“58.241.188”、“AC2006”也許會說，這是由於“毛用政治高壓強迫別人服從”，所以劉少奇、鄧小平等當時才沒有說話，或者不能說話，無法發表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講話、文章。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這裡，不妨來看一看當年朱德同志是怎樣直言不諱地批評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問題，甚至直接向毛澤東同志反映的。

【四】看一下《朱德選集》等

在《朱德選集》中，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有六篇，即：

光榮偉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須重視和加強山區建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發展手工業生產，滿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儉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憶（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就明確指出：
“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繫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同中共廣東江門地委負責同志的談話）
……
“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為什麼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廬山會議的小組會上的發言）
“群眾說食堂有五不好：1．社員吃不夠標準；2．浪費勞動力；3．浪費時間；4．下雨天吃飯不方便；5．一年到頭吃糊塗面。幹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會開砸了；3．把批評挨砸了；4．把臉傷砸了；5.把上級哄砸了；6．把群眾整砸了；7．把勞動力費砸了；8．把樹砍砸了；9．把牲口草燒砸了；10．把鍋打砸了；11．炊管人員把鬼日砸了。”（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給毛澤東同志的信）

另外，《陳雲文選》中也有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類似的批評大躍進期間存在的錯誤、缺點的講話、文章。

這就說明，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什麼毛澤東同志“用政治高壓強迫別人服從”的事情；同時也說明，在領導人的選集、文選中收錄反對“五風”的講話、文章，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忌諱，只要是有，即照收不誤。

那麼，是不是有可能劉少奇等人本來就有許多鼓吹“五風”的講話、文章，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形象，沒有收錄進他們的選集、文選呢？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因為：

其一、劉少奇、鄧小平當時是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可他們的選集、文選中選編的這期間的講話、文章，卻少得出奇，同其他時期、同其他領導人的選集、文選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他們在這期間的許多鼓吹“五風”的講話、文章，當時都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上，早已家喻戶曉、影響深遠。比如劉少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1958年6月30日同《北京日報》社編輯的談話，1958年7月5日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以及在視察河北省徐水縣、山東省壽張縣時的談話等等，但都沒有收入他的選集。

【五】最後，來看《毛澤東文集》

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不包括有關批示，《毛澤東文集》中收錄的有關論述經濟建設和大躍進、反對大刮“五風”的講話、文章，就多達二十七篇。其中，著名的有：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二月的《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四月的幾篇《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六月的《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一九六〇年三月的《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徹底糾正“五風”》；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永遠不許一平二調》；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
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一九六一年六月的《總結經驗，教育幹部》；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給中央常委的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