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中共集體領導體制的衝突

春秋戈

文革以後，中共政權的專制主義本質沒有變，但是，中共恢復了最高領導權力的集體領導體制，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強調中共最高領導權力和決策的“集體”作用，朝着限制和制約最高領導人個人權力，邁出了堅實有力的一步。

所謂的中共“集體領導體制”，一指由多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二指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行集體領導機制，即由“領導集體”掌握國家權力，對黨和國家事務進行“集體領導”。其特徵就是“集體”：是“集體成員”，而不是“個人”；是“多個機構”，而不是“一個機構”；是“集體智慧”，而不是“個人智慧”；是“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其內容涵蓋五大機制，即集體分工協作機制、集體交接班機制、集體學習機制、集體調研機制和集體決策機制。

中共政治局的工作規則和工作條例規定，中共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以及重大問題集體討論、集體決策，決策過程中“堅持黨的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健全糾錯機制。

人們發現，習近平主導的反腐敗，既沒有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過往五屆中央全會會議的任何相關決議，也沒有十八屆中央政治局任何一次會議相關決議，甚至沒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相關決議予以授權，批准和支持的紀錄。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從不曾批准和授權習近平主導和推動“反腐敗”。所謂的“反腐敗”，完全是習近平超越中共總書記個人權限，超越中共最高領導集體的決策機制，與中共沒有任何關係的個人行為，是為維護包括像齊橋橋在內的，習近平個人和家族利益的封建皇權專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