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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文人知識分子逼出來的
送交者: 汗青 2005年03月24日16:25:0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文革是文人知識分子逼出來的

汗青


文革結束後巴金提出要建文革紀念館,以紀念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文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毛澤東在文革中對知識分子是太過分了,鄧小平把他們打成右派強迫他們去干農活也同樣可鄙。許多人都對巴金的呼籲表示同情和贊同,大家都自然地想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菁英,是最有才智和能力的人,只要讓他們來掌控,那麼社會一定會向着正確的方向勇往直前。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謂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以前的臭老九,文革後知識分子是從奴隸到將軍,這二十多年來知識分子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些人得勢後是怎樣的情景呢。

中國科技界發展最快大躍進的是科研設備,很快就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因為這都是用勞工血汗換來的外匯購買的,而中國的科技水平不但沒有隨着設備的更新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和投入的資源和產出的正常成果也相差巨大。科研經費用於吃喝玩樂,搞科研成了譁眾取寵,真才實學的沒有胡說八道舉世無雙!知識分子要錢有錢,要設備有設備,可別說拿不到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其實並不是諾貝爾獎都要高級的設備的,如經濟學等設備並不是重要因素),搞到現在連國內市場要求都跟不上,見不到什麼重要產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知識分子最偉大的成就是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偉大理論,中國的市場換外國的技術,中國的知識分子等於是廢物,這個理論完全是知識分子的迂腐和恥辱的標記,誰見到有那個知識分子有羞恥心,有那個為此感到臉紅或者不安,沒有,個個都感覺良好心安理得。

也許他們還有點理由心安理得的,至少和那些文人比起來。文人們的聰明才智都用於某私利,根本不在乎社會他人的利益。在沒有完善監督體制的情況下任由知識分子自由發揮是很危險的,文人們危害社會不但毫無羞恥心反而巧舌如簧說得頭頭是道。南方都市報原總經理喻華峰因為貪污而受到起訴追究,最後經法庭一審和二審分布都被判有罪。一般罪犯被判刑後可是灰頭土臉了,但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可與眾不同。

據《亞洲周刊》(2005年3月4日)的報道,喻貪官曾經領導的《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兩報六百名編輯、記者等聯合請願"九問"政府,以莫須有的理由(這"莫須有"後文將具體分析)為罪犯開脫,要求釋放喻華峰取消其應受的法律制裁。文人們提出的理由是喻華峰為《南方都市報》立下"汗馬功勞",所以應該一筆勾銷其罪行免除法律的懲罰。文人可真是天下知書達理的一群,如此說起來那麼那些強姦女兒的男人也有理由了,因為生育和培養女兒可是立下了"汗馬功勞",可以任意強姦女兒了。所謂領導南方都市報取得的發展,在媒體這種壟斷行業,成就靠的是拉關係,賴昌星也在這方面取得的相當的成就,事實上喻華峰犯的罪行(行賄罪)和賴昌星也是完全相同的。

喻華峰夥同其他編委,私分國家160萬公款,他自己獲得十萬元人民幣,並還犯有行賄罪,一審被判他十二年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他是領導,就是自己一分沒有分到,造成了國家160萬的損失,也構成了犯罪,更何況他至少也侵吞了十幾萬的公共財富。喻華峰的行為造成了國家一百多萬的損失,他必須為整個事件負責。喻華峰獲得的好處也絕不止那十幾萬塊錢,那些分得公款的同夥現在就在到處造謠誣衊,為他的罪行開脫。這些人並不是同性戀愛上了喻華峰,而是喻危害國家160萬所帶來的個人好處。

可在這些罪惡文人的壓力下,在二審中喻華峰的竟然被減去四年刑期。得到如此好處但這些惡棍並不滿足,還要到處造謠說"辦案者嚴重違反程序,非法剝奪喻的上訴權,而主犯獲釋從犯被重判更顯荒謬"...。
喻華峰是主要領導人,是他的行為造成了國家160萬元的損失,當然是主犯,那裡來主犯獲釋從犯被重判的荒謬?就是主犯獲釋從犯被重判那也根據證據辦案,而不是根據主觀的主次斷案。沒有證據,就是主要嫌疑人也照樣釋放,這體現了檢察機關工作的認真負責,沒有直接明確的證據就不起訴(總編程益中就是因為證據不足被釋放的。證據不足絕不是等於清白無罪的,只是沒有找到直接明確的證據而已)這同時也證明被判罪的確確實實是罪犯。而喻華峰一審被判十二年,在上訴後獲得了減刑,可見他完全有上訴權,這些流氓文人顛倒黑白可真是肆無忌憚。

把國家的公款說成是私人的錢袋,把法律的對罪犯的制裁誣衊為"公然踐踏法律與人權、敗壞黨和政府形象","視法律為私物,視黨章為廢物,視民意為無物"。流氓文人的造謠誣衊貫穿始終。如今是文人當道,在這些臭老九胡作非為顛倒是非,以其邪惡的輿論造成了"惡直醜正"的社會現象,讓秉公執法者竟感覺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韙",導致在二審中對罪犯輕判。

《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兩報六百名編輯(消息來源於客觀公正的《亞洲周刊》)為貪污犯喻華峰狡辯的文章滿是胡攪蠻纏,要一一糾正篇幅太長而且也沒有更多的價值。這些文人知識分子把危害社會的罪犯吹的天花亂墜,比天使還聖潔;把秉公辦案的司法人員貶成罪人。文革中他們被打倒了,得到了眾人的同情,今天他們的表演顯示當年人們當年同情的可是凍僵的毒蛇,一旦條件許可就展現出其兇狠歹毒的本色來。

文人知書可以達禮,文人知書也同樣能達惡。水能載舟也能沒舟,知識也一樣,有知識並不一定就是好人,沒有知識的好人和有知識的壞人多得很。在人類社會中大部分人是自私的,自私者就為自己謀利益,文人有指揮駕馭筆桿子的能力,而某些情況下筆桿子比槍桿子還有力(事實上槍桿子從來就是被筆桿子指揮的,毛澤東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他自己就是文人,所有的搶都聽他指揮)。

文人要表演社會良心形象,嘴巴上就叫喊反對貪污腐敗,但是實際上文人自己也是腐敗積極分子,而且與一般腐敗分子不同的是,文人腐敗還更恬不知恥。"文文相護"相互勾結,把罪惡的文人裝扮成英雄天使,明明是證據確鑿被判有罪,文人就有本事咬文嚼字斷章取義,顛倒黑白。現在我們的社會還有幾千萬人在赤貧中在飢餓線上掙扎,而這些文人罪犯貪污一出手就是幾十萬、幾百萬,這可相當於多少人的生計甚至是生家性命,這就是文人知識分子的良心!

文革是不幸的,文革是兩派文人流氓的惡鬥,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毛也絕不是憑空無緣無故地和知識分子對立。看這些文人的表現,文人知識分子有了機會就喪心病狂,毫無良知廉恥,只要對自己有利可把罪惡捧為偉大。到某種特定的情況不是文革也似乎沒有什麼其它的方法撥亂反正了,可見文革是知識分子逼出來的,是知識分子自己造成的。

文革中知識分子受傷害的文章書籍多如牛毛,但是矛盾的另一面,知識分子的窮凶極惡喪心病狂卻連一本書,一篇文章也沒有。如此一邊倒的輿論偏袒嚴重歪曲了真相。筆者以此文向文革博物館投稿,懇求文革博物館能至少也收這一篇與你們組織者立場不同的文章。

3/2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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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5日12:34:20(京港台時間)

亞洲周刊:六百報人請願吁釋放喻華峰


《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前總經理喻華峰因廣州當局報復入獄,兩報六百名編輯、記者等聯合請願『九問』執政當局,指喻的人品、能力為報業同行認同,辦案者嚴重違反程序,非法剝奪喻的上訴權,而『主犯』獲釋『從犯』被重判更顯荒謬。

剛剛過去的春節,對於正在廣東番禺監獄服刑的廣州《南方都市報》兼北京《新京報》前總經理喻華峰及其家人,是個倍加痛苦的日子,但也是令他們感動的時刻。

恰恰是在這個時候,一封由《南方都市報》和北京《新京報》編輯與記者發起,兩個報館六百多人簽名的請願信,送到了其主管單位南方報業集團,為喻華峰鳴冤,也為南都報在過去的一年受到廣州地方當局的報復和司法迫害鳴不平。

有關請願信是對喻華峰和家人最大的安慰,表明同事們沒有忘記這位為南都報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前總經理。不少編輯記者,更在除夕之夜,放棄與家人團圓的機會,來到喻家團聚,用行動表明他們對喻華峰的支持,也是向有關當局發出的無聲抗議。喻妻向麗告訴亞洲周刊,當天晚上就來了三十多人,次日更有不少人上門拜年,他們鼓勵喻的家人『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沒有熬不過的黑夜,沒有等不來的黎明』。向麗說,喻家以前過年『從沒有這麼熱鬧』。

南都報有幾十人被訊問

但有關的請願信,卻更詳細和系統地表明了他們的心聲,他們在信中向當局發出了『九問』,公開表示從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喻華峰『被(廣州東山區)檢察院非法採取強制措施以來』,《南都報》和《新京報》『每個以各種方式被捲入其中的人,莫不經歷了巨大的精神與思想的衝擊』。

喻華峰並在零四年的三月十九日,被控以莫須有的『貪污罪』,指他夥同其他《南都報》編委,私分公款,獲得十萬元人民幣,加上莫須有的『行賄罪』,被重判十二年,後在二審判決中減為八年,之後的申訴也被駁回。

事實上,自喻華峰被非法拘留之後的一年多,《南都報》有『幾十名同事被各種手段訊問』,包括編委王培興被取保候審,會計鄧海燕被關押六個月後釋放,總編輯程益中也被關押六個月之後釋放,『他們在為南方都市報的迅猛發展,國有資產的快速增值,中國新聞事業的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心血與汗水,做出了常人無法估量的犧牲。可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卻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遭受如此沉重的精神打擊和身心摧殘。』

請願信透露,當鄧海燕、 程益中被先後釋放後,南都報不少人『以為法律戰勝了陰謀,事實得到了尊重,正義、黨性戰勝了私慾,因此對黨、政府、司法機關的自我糾錯能力充滿期待和信心』,但喻華峰的申訴在去年十一月十日被駁回後,頓時令南都員工大失所望,『將心比心,我們無比憤怒』。請願信指責某些政客『為了個人或一小撮人私利,惡意欺騙上級領導、公然踐踏法律與人權、敗壞黨和政府形象』。

事實上,南都報的員工至今都在感念喻華峰給報社作出的貢獻,記得他使南方都市報廣告額從一九九七年的兩百萬元,增加到二零零三年的近十三億元,當年上交集團純利近兩億;記得在在開始的幾年,當報社廣告和發行數次處在困境中時,喻華峰多次自己掏錢為員工發工資,並多次為有困難的員工慷概解囊,還多次為屬下工作的過錯、失誤而自處罰金;因此他們問:『這樣的人會貪污區區十萬元嗎?』

請願信認為,『喻華峰的人品、能力是公認的,不光南方都市報的員工公認,南方日報報業集團認可,中國報業同行也認可。喻多次被評為省、全國報業先進榮譽稱號。光明日報報業集團與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合作創辦新京報時,也把喻華峰的參與作為必要條件。試問,這樣的人還需要用行賄來謀取所謂利益嗎?』

對於當局指控喻華峰『送錢給李民英,是為了謀求李民英對其將南方都市報每年預收款計入當年廣告收入,以虛增業績提前領取獎金行為的認可』的說法,請願信指出了這一認定的自我矛盾,因為它『既否定了國內同行普遍按“收付實現制”核算的慣例』,實際上如果『按照權責發生制計算,喻華峰實際將多收入八萬兩千四百多元』。所以,『有人會以行賄來減少自己的收入嗎?』

辦案過程嚴重違反程序

他們在請願信中認為,編委會被指控『私分貪污』的一百五十五萬元所謂『公款』,事實上是由南都報經營人員自願從自己的合法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由報社用於平衡因機制局限而收入相對偏低的採編、行政、管理人員。此種行為是保證南都報的全面協調發展的有力措施。但此種自願行為被判為喻華峰貪污,『豈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而在喻華峰案中,相關辦案人員進行了『有罪假定』。他們在取證過程中,將證人口供曲解、並進行誘導;而在舉證過程中,多個有利於喻華峰的口供未被採納。『試問,這樣的辦案機關如何能維護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

如此違反程序的做法還出現在公訴機關違法取證和採納證據方面。據指出,在喻案一審中,公訴機關在向法院起訴後,仍然在調查相關證據,並在法庭出示;而且在一審判決後,二審開庭前,公訴機關仍然調查收集了幾十份證據,並在二審開庭中出示,並成為二審判決的所謂主要證據;而且只讓喻華峰對上述證據僅行使了一次抗辯權,實際上是被剝奪了上訴權,損害了喻華峰的訴訟權利。

此外,檢察機關還違法對喻華峰採取強制措施。比如喻華峰在廣州市有固定的住所,但檢察機關決定對其施實監視居住後,地點既不在於喻華峰的住所,也不在喻華峰的單位。喻華峰及其家屬至今不知其當初被關押何處。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方式、均有明確規定,而檢察機關公然執法違法。『如此辦案,豈能不造成冤假錯案』?

主犯獲釋從犯被重判

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同一案件出現不同的處理結果。喻華峰『貪污罪』成立,上訴、申訴均被駁回,但同案中的程益中卻是『證據不足被釋放』。而根據當局的指控,程作為總編輯,是該『貪污案』的主犯,可是該案卻出現了『沒有主犯,從犯被重判』的結局。

請願信認為,『主犯』獲釋而所謂『從犯』卻被重判,『充分暴露了司法機關在此案先定罪後辦案、自相矛盾等事實』。而稍具法律常識的人都能看出程益中、喻華峰貪污罪不能成立的事實,可是,『為什麼我們的司法機關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這是中國大陸目前執法犯法的經典。顯然,廣州地方當局個別利益集團打着懲治貪污腐敗的旗號,行打壓異己和政治報復之實,他們『視法律為私物,視黨章為廢物,視民意為無物』。這些人肆意妄為的結果,不但破壞了法律的公正,而且也將激化民眾與政府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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