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央增加很多歸口的領導小組、協調小組及功能類似的委員會（如國安委），習近平戴了很多小組長和主席烏紗帽，這顯示了中共頂層權力分配的非制度化和不穩定以及權力爭奪的激化。這類小組長的權力擴張，在江澤民時期就已經相當嚴重，被譏諷為小組長最大和小組長治國。周永康挾中央政法委主任的權力，與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結盟，圖謀太上皇的地位，就是小組長之亂的一個表現。

中共中央的這類小組或委員會，出現於1950年代，但1990年代開始的權力擴張，與中共十三大開始的中央書記處的權力削減有關。

中共中央書記處是從蘇共學來的。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六大決定“中央委員會從自己的成員中選出核心組處理日常工作”，隨後選出11名組員。1917年中央委員會設立由列寧等4人組成的議事機構中央執行局。1917年8月設立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書記處，成員有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5人。

1919年1-2月間，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執行局改名為中央政治局，由中委列寧、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托洛茨基組成。另外設立由5名中委組成的辦事機構組織局。書記處由7人組成。規定三個機構地位平等。1919年12月，俄國共產黨（布）八大把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的名字和職能寫進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負責政治工作，組織局和以書記（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委員）為首的書記處──負責組織工作。”

1922年4月，俄共（布）十一大決定設立書記處總書記，隨後的中央全會選舉斯大林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總書記、組織局主席。

中共從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到1956年八大之前設立的的中央書記處，基本上就是政治局常委會，只是有一小段時間，同時設立政治局常委會，而少數政治局常委不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6年中共八大設立的新的中央書記處，類似於蘇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指示，大政方針（決策）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協調和執行）在書記處。書記處和政治局平級，對政治局行文用平咨，不用報告。

文革開始後，中央書記處突然死亡，代之以中央文革小組。由於該小組成員基本上都是秘書或宣傳人員出身，缺乏其他方面的實務能力，因而毛澤東安排他們與部分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軍委副主席頻繁開會，稱之為中央碰頭會，實際行使中央書記處職能。1969年中共九大撤銷中央文革小組。

1980年2月，中央書記處恢復。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修改黨章，去除中央書記處的協調權力，保留執行（辦事）權力。

中共的領導小組之類，不是學蘇共的，而是自己發明的。

中共建政初期，學習蘇聯，黨務和政務協調和執行權力分開。黨務協調和執行權歸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秘書長任弼時（1950年10月病死。1954年4月，毛澤東提拔核心毛派成員、中央委員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兼中組部長），政務協調和執行權歸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書記兼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政府黨組幹事會下轄政務院、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軍務協調和執行權歸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和劉少奇因此而日益坐大，引起毛澤東的忌恨，削減他們的權力。

1952年4月密調軍委副主席兼志願軍司令彭德懷進京取代周恩來負責軍委日常工作。1952年9月開始調五大諸侯進京當官：調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進京兼任計委主席。計委是新設的，在政務院之外，與政務院平級，後來下轄從政務院划過來的多個財經部委。這是剝奪周和陳雲（政務院副總理和政務院財經委主任）的財經權。毛還多次與高密談對劉和周的不滿，甚至說思想不改，就要換換位子。調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進京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計委委員，1953年9月起兼任一年財長。調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進京任中組部長，節制劉的親信、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調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進京任中宣部長（取代陸定一）、政務院文教委黨組書記兼副主任，1953年9月轉任政務院秘書長。1953年1月調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進京任計委副主席，籌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併兼任部長。這被說成“五馬進京，一馬（高崗）當先”。實際上是六馬進京，二馬（彭德懷和高崗）當先。

1953年1月和2月，毛澤東借新稅制風波指責周恩來等犯了分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周恩來嚇得趕快投降交權，主持起草中央決定，撤銷政府黨組幹事會，重新規定政府工作領導同志的分工：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負責；財經工作，由陳雲等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外交工作（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其他不屬於前述五個範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

1958年6月10日中共八屆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成立5個中共中央小組：財經小組（組長是中央副主席陳雲）、政法小組（組長是政治局委員董必武）、外事小組（組長是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科學小組（組長是中央委員聶榮臻）及文教小組（組長是中央委員陸定一），這些小組直屬於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這些小組是決策和協調機構。這些小組取代了1953年2月分工的政府工作六個方面歸口負責：計劃、政法、財經、外交、文教、其他。

1953年至1958年的中共黨政軍高層權力體制演變，逐步倒退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戰爭年代的獨夫譖主之下的黨機器一元化領導：譖主毛澤東之下是決策、協調和執行機構老書記處/政治局常委會及政治局，其下1956年設立協調和執行機構新書記處，其下是黨政各方面歸口機構或負責人/1958年開始的歸口決策和協調機構——多個中央小組等，其下是黨政軍各部門。這個體制延續到文革開始。

1987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去除協調權力後，中央協調權力收歸政治局常委會，但政治局常委會不是日常辦公的機構，而日常辦公的中央書記處對歸口的領導小組和委員會（具有決策和協調權力）以及協調小組的控制力減弱。這些小組和委員會的權力也就擴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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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樂山水：蘇共和中共執政後的最高權力繼承

（2012年5月24日、6月7日）

中共在執政前做蘇共的馬仔，執政後到與蘇共決裂是做小兄弟。那時有個流行的說法是，蘇聯的昨天是我們的今天，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蘇聯從1986年2月蘇共二十七大開始快速自由化，1991年年底蘇聯和蘇共解體。這不能不讓人推測中共統治可能步蘇共統治的後塵。蘇共和中共的執政之路有同有異，最高權力的繼承也是這樣。

布爾什維克黨1917年執政後，列寧掌握了獨裁權力，但最高層還有形式上的集體領導。布黨執政前的1912年六大決定“中央委員會從自己的成員中選出核心組處理日常工作”，隨後選出由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等11名組員。1917年8月設立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書記處，成員有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5人。1917年成立內閣（人民委員會），列寧自任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同時黨中央設立了由列寧等4人組成的議事機構中央執行局。1919年1-2月間，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執行局改名為中央政治局。由中委列寧、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托洛茨基組成，設立由5名中委組成的辦事機構組織局，書記處由7人組成。規定三個機構地位平等。1919年12月，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把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的名字和職能寫進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負責政治工作，組織局和以書記（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委員）為首的書記處──負責組織工作。” 1922年4月，俄共（布）十一大決定設立書記處總書記，隨後的中央全會選舉斯大林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總書記、組織局主席。

列寧1924年1月24日病死後，最高層看到他的“政治遺囑”。其中對他們都有褒貶，沒有指定接班人，因而實行集體領導。此時的政治局委員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次大後中央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

此後發生多次派系鬥爭，斯大林成為最後的勝利者，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都被趕出政治局。托洛茨基還被流放、驅逐出境，最後被斯大林命令暗殺了。托姆斯基自殺。

1934年1月蘇共十七大上，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兼市委書記基洛夫當選中委得票第一，反對票3張（代表1966名），斯大林當選中委得票最少，反對派270張。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藉此發動大清洗。上百萬人死於大清洗，逾十萬被槍斃，上百萬人被迫遷居。許多人被關押、拷打或者送入勞改營和古拉格。由於飢餓、疾病、惡劣的環境條件和沉重的勞動，許多人死在勞改營中。前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被處死。根據赫魯曉夫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捕的有1108人，占56%。十七大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中委中，被逮捕和遭槍決的有98人，占70%。

斯大林1953年病死，也沒有指定接班人，因而實行集體領導。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排名第一的保守派馬林科夫(51歲）出任總理（部長會議主席），保守派貝利亞（64歲）負責警察、秘密警察、情報和核導彈計劃，自由派赫魯曉夫（59歲）成為排名第一的書記處書記（負責宣傳和意識形態）。

此後發生多次派系鬥爭，貝利亞12月被處死，馬林科夫和保守派卡岡諾維奇後來被趕出政治局。赫魯曉夫成為頭號領導人，兼任總理。

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全會“鑑於赫魯曉夫犯有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錯誤”，解除其第一書記職務。次日又解除其總理職務。

其後的集體領導以保守派的第一書記/總書記勃列日涅夫（58歲）和總理柯西金（60歲）為首。

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病死，也沒有指定接班人。

自由派、前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68歲）接任總書記，1984年2月9日病死，也沒有指定接班人。

保守派契爾年科（72歲）接任總書記，1985年3月10日病死，也沒有指定接班人。

自由派戈爾巴喬夫（54歲）接任總書記，1990年當選為蘇聯總統。1991年8月19日，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和軍人趁戈爾巴喬夫在克里米亞度假時發動政變，戈爾巴喬夫被軟禁了三天。此後蘇聯的主體加盟共和國俄羅斯退出蘇聯，並籌組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1991年12月25日成立後，戈氏只好宣布離職，蘇聯和蘇共正式解體。

蘇共的最高權力繼承，不指定接班人。獨裁者列寧和斯大林病死，引發非常激烈的權力鬥爭。赫魯曉夫是集體領導中的權力過大者，被趕下台。自勃列日涅夫為首的集體領導開始，權力鬥爭較為緩和，集體領導的最高權力繼承實現了程序化和平穩過渡。

在1949年中共執政前，毛澤東已獲得不受制衡的黨內最高權力（七大決議：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已是獨裁者。執政時黨內最高議事機構是中央書記處（原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是毛，書記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陳雲。最高辦事機構是中央秘書處，秘書長是任、鄧小平（1954年4月開始）。最高軍事執行機構中央軍委，主席是毛。49年設立政府執行機構政務院（後改名為國務院），總理是周。1956年中共八大將中央書記處改回原名政治局常委會，常委是主席毛、四個副主席劉、周、朱、陳以及鄧。中央秘書處改名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是鄧。1958年，林彪升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鄧之前。

1962年1月-2月七千人大會（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主要討論大躍進開始的問題，討論14天后形成報告。29日劉在代表中央作報告時，脫稿談了3小時，說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不點名地指責毛，引起許多代表強烈共鳴，提出還有話說。會議延長再討論，小組會爭先發言不點名指責毛澤東。毛在大會上自我辯護並授意林大會發言幫忙辯護，但也被迫承認有領導責任。會後，毛基本上不再參加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政治局會議。這些會議改由劉主持，但毛對不合心意的會議決定仍然可以推翻。

1966年5月，毛大反撲，發動文革。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將政治局常委增加4人，排名為：主席毛、副主席林以及周、陶鑄、陳伯達、鄧、康生、劉、朱、李富春、陳雲。設立最高辦事機構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康生，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真正老大），副組長張春橋。一年後，劉、鄧、陶被打倒拘禁，朱、陳雲、李靠邊站，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剩下：毛、林、周、陳伯達、康生。1969年九大，政治局常委是主席毛、副主席林以及周、陳、康生。黨章寫入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會後撤銷中央文革。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林、陳等攻擊毛小圈子中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和姚文元。陳被打倒拘禁。會後毛持續反擊林。71年南巡與地方高官談話中點名批林，林乘飛機出逃摔死。1973年十大，政治局常委是：主席毛、五個副主席周、王洪文、康、葉劍英、李德生以及張春橋、朱、董必武。1975年，李辭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鄧復出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長。康、董病死。1876年，周、朱病死。4月，鄧被撤職拘禁，華國鋒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代總理。

9月，毛病死。10月，華、葉（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和汪東興（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中央警衛局長）合謀拘捕四人幫——江青（毛派老大、政治局委員）以及張、王、姚等。政治局常委剩下華和葉。政治局會議批准拘捕四人幫，任命華為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

毛任職到死，與蘇共獨裁者列寧、斯大林及以後黨首一樣。毛只有一次指定接班人即林，但只是為了引誘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林支持自己打倒劉、鄧等大批反對自己的人，利用完了，就要打倒勢力急漲的林。沒有集體領導、權力制衡和繼承制度，結果和列寧、斯大林一樣，死後發生暴力的權力鬥爭。

1977年十一大，政治局常委是：主席華、四個副主席葉、鄧、李先念、汪東興。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陳雲升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此時華、汪被批判為左傾路線錯誤，實際上已無實權。最高決策層自此開始是：鄧、陳、葉、李。

以華為首的政治局常委會，實行了集體領導。由於繼承毛的路線，仍然沒有其他權力的制衡，這個最高集體還是極權統治者。繼承毛的路線，也因為華、汪派系實力太弱，只好打着毛旗號嚇唬權力覬覦者，但還是在權力鬥爭中被踢出局。

1980年，汪辭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職務。胡耀邦、趙紫陽升為政治局常委。1981年，華辭去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政治局常委排名變為：主席胡，副主席葉、鄧、趙、李、陳、華。軍委主席是鄧。1982年十二大，政治局常委是：胡、葉、鄧、趙、李、陳。重設書記處，總書記是胡。

1985年，葉辭去政治局常委，最高決策層剩下：鄧、陳、李。

1987年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是：總書記趙、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鄧、陳、李先念撤掉趙、胡，政治局常委是：總書記江澤民、李鵬、喬、姚、宋平、李瑞環。

1992年5月李先念病死，最高決策層剩下鄧和陳。

10月十四大，政治局常委是：總書記江澤民、李鵬、喬、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

1995年初，鄧和陳病危，政治局常委會獲得最高權力。4月，陳雲病死。1997年2月，鄧小平病死。

以鄧為首的四元老，也實行了集體領導，但除了葉劍英，都和毛以及蘇共領導人一樣，把持權力直到病死或病危。四元老部分放棄了毛的極權路線，但仍然沒有其他權力的制衡，這個最高集體與赫魯曉夫時代開始的蘇共政治局一樣，是專制（或威權）統治者。

1997年9月十五大，政治局常委是：總書記江、李鵬、朱、李瑞環、胡、尉健行、李嵐清。2002年十六大，政治局常委是：總書記胡、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2007年十七大，政治局常委是：總書記胡、吳、溫、賈、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

四元老之後的政治局常委會，實行了集體領導，但還是專制統治者。實行了退休制，這比蘇共和中共以往領導人有進步。

蘇共自勃烈日涅夫時代開始，集體領導的繼承比較平穩，但因為沒有退休制，老人政治，大多為保守派。出了安德羅波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幾個自由派，實屬偶然。自由化還是因為社會和經濟危機深重，統治着不得不做重大變革。中共自江澤民時代開始，集體領導的繼承也比較平穩、雖然有了退休制，但也還是老人政治，大多為保守派。中國的自由化，恐怕難以寄希望於高層，有待於中產階級壯大或社會和經濟危機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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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中共的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1）

（2014年9月26日）

中共的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由來已久，在習近平班子決定增設多個中共中央領導小組類議事機構後，越演越烈。

中共建政初期，決策權歸毛澤東及其屬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即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毛澤東、書記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1950年10月病死）、候補書記彭真、陳雲（1950年10月接任任弼時為書記））和政治局；黨務協調和執行權歸劉少奇和任弼時（兼中央秘書長。1954年4月，毛澤東提拔核心毛派成員、中央委員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兼中組部長），政務協調和執行權歸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書記兼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政府黨組幹事會下轄政務院、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軍務協調和執行權歸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來。

這樣的權力分配，主要是因為無冕皇帝毛澤東生性懶散而且沒有實務能力。毛在機會主義方面（即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最像朱元璋，但是沒有朱的勤勞和實務能力。朱在胡惟庸案後，首次取消中國中央集權帝國的丞相，由皇帝兼任。朱每日除上朝議政之外，批閱數百件奏章，工作量驚人。類似的勞動模範還有雍正等。毛雖然早已讀過朱的傳記（包括吳晗的《朱元璋傳》），但懶於學習朱的勤勞，所以把黨政軍具體部署委派給手下，甚至書記處會議和政治局會議都時常不出席，後期更是罕有出席，只是聽會議匯報和看會議決議，拍板同意或推翻。這是毛的權術之一——大權獨攬，小權分散。

但是權力有其自身邏輯，使用越多越久者越有權，劉和周日益坐大，特別是周。毛為此而發牢騷：西花廳（周辦公和居住的殿堂）車水馬龍，豐澤園（毛辦公和居住的殿堂）門可羅雀。

毛因此着手消減劉和周的權力，1952年9月開始調幾大諸侯進京當官：調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進京兼任計委主席。計委是新設的，在政務院之外，與政務院平級，後來下轄從政務院划過來的多個財經部委。這是剝奪周和陳雲（政務院副總理和政務院財經委主任）的財經權。毛還多次與高密談對劉和周的不滿，甚至說思想不改，就要換換位子。調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進京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計委委員，1953年9月起兼任一年財長。調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進京任中組部長，節制劉的親信、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調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進京任中宣部長（取代陸定一）、政務院文教委黨組書記兼副主任，1953年9月轉任政務院秘書長。1953年1月調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進京任計委副主席，籌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併兼任部長。這被叫做“五馬進京，一馬（高崗）當先”。實際上是六馬進京：1952年4月密調軍委副主席兼志願軍司令彭德懷進京取代周任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1952年12月30日到次年1月初的新稅制風波，給了毛痛擊周的機會，毛迅速扔出石頭，1月15日寫信給周、鄧、陳雲、薄一波，嚴厲指出：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

2月間，在向中央政治局匯報稅制修正問題的會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毛澤東這些批評的話，不但語氣嚴厲，而且把錯誤提高到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度。更為嚴重的是，毛澤東以此為由，嚴厲批評政務院犯了所謂分散主義的錯誤，強調要加強黨中央對政府機關的領導。

對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鄧小平、李維漢、董必武、彭真、劉景范、薄一波、曾山、賈拓夫、安子文、習仲勛、錢俊瑞、齊燕銘、孫志遠等座談，根據毛澤東認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義"的批評，討論關於加強政府各部門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見。隨後，根據會議確定的原則，為中央主持起草決定，這就是在3月10日下達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決定：一、今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並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准以後，始得執行。二、今後政府各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並應直接接受中央的領導。因此，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已無存在的必要，應即撤銷。三、重新規定了現在政府工作領導同志的分工：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負責；財經工作，由陳雲等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外交工作（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其他不屬於前述五個範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這樣，周恩來事實上就只管一個外事口了。

根據中央的決定，周恩來於3月24日簽發了撤銷以他為書記的政府黨組幹事會的通知。通知說：（一）政府黨組幹事會自即日起正式撤銷，今後各黨組及黨組小組均由中央直接領導。（二）凡有關各委及部門黨組的人員變動及其他有關組織問題的各項事宜，自即日起應直接向中央組織部請示和報告。此後，又對政務院所屬各財經部門的領導關係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務院所屬的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不久，毛澤東又要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檢查未經他看過即發出的電報和文件。5月19日，毛寫信給楊尚昆說：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楊於當日將情況向毛作了書面報告，毛又批評說：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由於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劉少奇負責。毛在這裡所作的指責，其矛頭無疑是指向劉的。

毛澤東借小事震怒，周恩來嚇破膽交權。除了此前被剝奪的軍權，周先交出統管政務院、計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政府黨組幹事會書記，再交出外事權之外的所有權力。毛的主要整治對象變為劉少奇。劉當然也心驚膽戰，但其主要職務是中共中央書記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主管中共中央具體部署（類似於後來的鄧小平的總書記）並且有時代理毛主持書記處會議和政治局會議，沒有毛的黨中央工作分散主義的指責，也不好冒然提出辭職。毛對劉猜忌深重，已起殺心，讓高崗調查劉過去在瀋陽被捕的情況。這個定罪思路發展到文革中把劉定為大叛徒。

在毛的支持下，高崗挑動在1953年6月至8月的中共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借新稅制風波狠批政務院政務委員、財長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這不但打擊周，也打擊劉，因為薄是劉派中第二號干將，僅次於彭真。毛不參加會議，但派人聽會，每日聽取詳細匯報。

高7月中旬在領導小組擴大會上作了"批薄射劉"的長篇發言。高指責薄一波，在農村經濟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着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互助合作運動是一種"空想"。把薄一波的主張說成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於富農經濟的發展。然後，高開始指桑罵槐地影射劉少奇，把劉少奇說過的土地改革以後，黨在農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農業生產，現在農村障礙農民積極性的主要思想顧慮是害怕"冒尖"，害怕說有剝削，因此要向農民宣傳長期保護富農經濟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至於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現在這個問題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共產黨員也可以僱工。東北地區有十萬八萬黨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將來到社會主義，他們願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願跟着走，可以開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頭上。

毛澤東8月12日到會講話，作政治性結論。他再次嚴厲批評了"公私一律平等"，說新稅製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關於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已有決議，但是相當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違反黨的決議的。他強調：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他還特別點明，3月10日中央關於加強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就是為了避免政府各部門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全國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態吃飯。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

1952年年底開始，毛考慮黨中央是否設副主席或總書記，並且為了偷懶和攬功諉過，考慮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此外，還考慮是否學蘇聯，設立部長會議。

高崗想藉此把自己在財經會議上的政治勝利兌現為官職提升。財經會議結束不久，高崗為升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或部長會議主席積極活動。他對人說，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他又說，他去毛主席那裡，毛問他誰當部長會議主席合適，他寫了一個"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給他寫了一個"高"字（意即高崗）。

高獲得的支持已有東北、華東代表人物饒漱石、西北代表人物習仲勛，對劉少奇的勢力範圍華北不抱希望，接下來就是遊說中南和西南代表人物等。他南下遊說中南局第一書記林彪，獲得支持。他遊說過去在東北私交很好的陳云："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也搞一個，我也搞一個。"陳雲同意了。鄧小平回憶說：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

1953年12月，毛準備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在他休假期間的書記處會議和政治局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但是毛藉此在書記處擴大會議（擴大到高崗、彭德懷、彭真）搞了一次針對劉的官意測試，問道我休假時書記處會議和政治局會議是否由少奇主持？劉知趣地推辭：還是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為好。有幾人表示還是由少奇主持，高崗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見此官意，陳雲和鄧小平向毛舉報高的遊說。

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反手一巴掌，把高饒定罪為另一個司令部。然後去杭州度假70多天，把高饒扔給劉少奇等撕咬。

毛為什麼在整治劉和周的大好形勢下拋棄賣力並有功的打手高饒呢？大概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整治劉和周，支持者不夠。

高為了反劉，提出蘇區黨（或軍隊和根據地黨）和白區黨的對立。實際上，到延安整風為止，中共的正確或錯誤路線和派別主要是蘇共說了算。陳獨秀執行蘇共協助國民黨的指示，但國民黨反蘇反共，陳就成為替罪羊，犯了右傾錯誤。瞿秋白和周恩來執行蘇共城市兵變的指示，但失敗了就是替罪羊，犯了左傾錯誤。瞿周去蘇聯，臨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犯了更大的左傾錯誤。毛1938年獲得蘇共支持，成為中共最高領袖。1940年代搞延安整風，是要全黨信仰毛一貫偉光正，絕對服從毛。對於黨的幹部，以歷史上對毛的態度劃分路線和派別。支持毛的是核心毛派（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擁毛派，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擴大到沒有反對過毛的劉少奇派（以華北地下黨為主）、紅二方面軍部分幹部和高崗派（陝北紅軍和根據地幹部）。反對過毛的分為兩派：一個是王明派（教條主義派），另一個是經驗主義派（周恩來等）。就派系實力來說，經驗主義派最強，人多資格老。毛派弱很多，而且其中劉少奇派幹部文化水平等素質比蘇區幹部高。王明派人很少。周恩來等經驗主義派，在延安整風中已被打斷了脊梁骨，在大會上長篇檢查求饒。劉少奇派是延安整風中的打手。

毛當然想對劉和周痛下殺手，以絕後患，或者先幹掉一個。那就要大清洗經驗主義派和劉少奇派或大清洗其中一派，需要除了劉少奇派之外的毛派同仇敵愾或與另一派合夥。可是書記處擴大會議中只有高崗一人反劉，會後經驗主義派陳雲向毛舉報高，反對整劉而希望整高；核心毛派鄧小平也向毛舉報高，反對整劉和周而希望整高。一葉落而知秋，權術大師毛覺察到整劉和周的支持者太少。

拋棄高饒的第二個原因是高嘴巴太大，把毛跟他說的私房話泄漏出去，讓毛覺得被動。

毛只是想讓高饒做替罪羊，以後再起用，特別是再整劉和周時。沒想到高自殺了，讓毛非常憤怒，覺得奴才可惡，這點委屈都受不了。

1954年2月6日─10日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批判高崗。會後，副總理李富春兼任計委主席。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憲法》，成立國務院後，計委改為國務院組成部門。

4月鄧小平取代饒漱石任中組部長，併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與林彪增補為政治局委員（補任弼時、高崗之缺）。

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常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總書記鄧小平（1958年5月25日的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選出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彭真（政治局委員）、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毛澤東規定，中央書記處與政治局平級，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鄧小平取代劉少奇而獲得黨政軍工作具體部署權，劉少奇保留了代理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政治局會議的權力。

1958年6月10日中共八屆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成立5個中共中央小組：財經小組（組長是中央副主席陳雲）、政法小組（組長是政治局委員董必武）、外事小組（組長是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科學小組（組長是中央委員聶榮臻）及文教小組（組長是中央委員陸定一），這些小組直屬於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這些小組是議事協調機構。這些小組取代了1953年2月分工的政府工作六個方面歸口負責：計劃、政法、財經、外交、文教、其他。

1953年至1958年的中共黨政軍高層權力體制演變，逐步倒退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戰爭年代的譖主之下的黨機器一元化領導：譖主毛澤東之下是議事機構書記處/政治局常委會及政治局，其下1956年設立議事協調機構中央書記處，其下是黨政各方面歸口機構或負責人/1958年開始的歸口議事協調機構——多個中央小組等，其下是黨政軍各部門。這個體制延續到文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