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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黨性、興人性──啟中國執政黨之蒙
送交者: 馮崇義 丘岳首 2005年05月20日10:02:4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馮崇義、丘岳首來稿:去黨性、興人性──啟中國執政黨之蒙

在剛剛過去的五四運動八十六周年紀念日,青年時代就投身共產黨的的幾位老人沉痛地寫道:“在我們白髮蒼蒼的垂暮之年,才遺憾無窮地發現,我們仍然面臨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務。這使我們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責任。我們希望,一百多年追求憲政中華的志士仁人的願望不致落空,‘五四運動’以來為民主革命英勇犧牲的先驅者的熱血不會白流。中華民族迫切需要新的啟蒙運動,需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李銳、杜光、李普、胡績偉、張定《發揚“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見《真話文論周刊》www.zhenhuanet.com第十九期)這是幾位飽經風霜的智者向國人特別是黨國領導發出的泣血忠告,絕不可等閒視之。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有太多令人心酸心痛的往事。五四啟蒙運動的領袖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當年連手創建中國共產黨,自以為是為中華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自以為是找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萬應靈丹。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模仿蘇俄來建立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治組織,本身會轉化成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鑄成一個歷史性的大謬誤。而且,由於“路徑依賴”的緣故,他們選錯了路,開錯了藥方,貽害的不只是他們自己,而是幾代人,其後遺症令今日之中國問題成堆,積重難返,迄今改革的任務還極為沉重。共產主義運動在不同的國度培養出象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等缺乏基本人性和道德修養的迫害狂式領袖,絕非偶然。共產黨那種以領袖優先、組織優先和黨權優先為基本特徵的“黨性”,造就了馴服的黨徒以及使廣大黨徒和整個社會都深受其害的迫害狂式領袖,危害至大。現在國人總是埋怨官場中人太老於世故奴性太深,特別是眾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幹部雖能明辨是非卻偏偏知正用反、知白守黑。須知,這種種病態的孽根正在於奴役個體獨立心志的“黨性”,就像中國古代幾千年王朝政治中“上有申韓,下必有黃老”一樣。不徹底消除這種“黨性”,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實現向現代正常政黨的轉型,就不會獲得新生而將被歷史淘汰。

一、“黨性”的危害

國人喜歡強調民族“特色”,常常弄巧成拙,有意無意地將一些外來的美好事物弄得面目全非,中國的政黨便是這樣的物件。政黨是現代政治的產物,本是制訂政綱並推選候選人競爭政權的政治組織。它象現代的諸多事物一樣,也是起源於西方。吾國民國初年,也伴隨着共和制度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這樣的政黨,如當時的國民黨、共和黨和民主黨等。中國共產黨雖非土特產,卻別有譜系,自始就不同於西方正常的政黨。(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人馬克思及其同事們組黨的時候,並沒有將黨定位為秘密團體或暴力集團。巴黎公社有多黨競爭和分享政權,後來歐洲各國的共產黨也都與其它政黨一樣在在議會中競爭政權。)中國共產黨所模仿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而是列寧主義的黨,沿着秘密團體暴力集團的路徑發展。促使這種早就不合時宜的中國共產黨實現徹底轉型,使之轉變為正常的現代文明政黨,歷史地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艱鉅任務。

當然,也不能完全責怪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因為到了延安時期“黨性”才正式載入黨的文獻,成為中國共產黨維繫和約束黨徒的關鍵。逾淮之桔變為橘,結出難堪的酸果,也有一個過程。中共草創的最初幾年,儘管受到俄共(聯共)的擺布,仍基本上是體現着民主、公平、正義等等美好的理想精神。在1924─1927年間以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方式與國民黨合作、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公開合法地活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相比之下理想色彩更為鮮明。當時“五四”民主大潮的餘韻猶在,中共黨內同仁之間的平等論爭仍然司空見慣。1927年李大釗為軍閥張作霖所殺,陳獨秀則被斯大林拉來作為中共在國共黨爭中的慘敗負責的替罪羊撤職查辦。自此,中共領袖團隊的素質急轉直下。中共的主力驚慌失措之中在毛澤東等邊緣小知識分子領袖的帶領下迅速走上了千百年來中國農民起義軍“落草為寇”的老路,並使黨及黨軍迅速農民化。(參閱馮崇義《農民意識與中國》,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版)領導上山落草的事業,絕非文弱拘謹的文人書生可以勝任。因此,瞿秋白、李立三、周恩來等人被推上領導地位力不從心地“犬耕”(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的自嘲)了幾年,最高領導權終於轉到毛澤東這一合格的山大王手中。

中共的“黨性”正是在毛澤東爭權固位的過程中逐步成型。在這種“黨性”成型的過程中,健康的黨內爭論讓位於暴力強制和違心說謊,成千上萬中共黨員慘遭殺害而成為冤魂野鬼,更有千百萬中共黨員魂飛魄散而成為黨及領袖的“馴服工具”。毛澤東第一次迫害群僚濫殺無辜是1930─1931年間依靠劉士奇、李韶九等親信在中央蘇區大規模捕殺“AB(Anti─Bolshevik)團”。當時在蘇區流傳的國民黨“AB團”滲透破壞案,並沒有真憑實據。即使真有國民黨奸細滲透到共產黨中去,也是極為個別。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沒有理由相信大批紅軍將佐是“國民黨AB團”的成員。但是,他卻借“肅反”之機一舉肅清根據地黨內軍內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對派,特別是贛西南地區與他時有介蒂的軍政幹部,以鞏固並擴大自己作為中央蘇區一方諸侯最高領導人的權勢。毛澤東終其一生對這種權術樂此不疲,柄政中國之後更是冤獄遍於國中。

“AB團”本屬子虛烏有,成千上萬的“AB團成員”則完全是嚴刑逼供製造出來。讓當時那些紅軍將佐違心承認強加於他們的罪名,當然是很難的事。當時根據地“肅清AB團”的文件稱,“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冊,第646頁)在嚴刑逼供過程中,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連燒陰戶、割奶房之類的酷刑也用來對付昔日的戰友。(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頁)中央蘇區被定為“AB團成員”鎮壓的紅軍將佐達五千人以上,包括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常委段良弼、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秘書長李白芳、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金萬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周冕等人。明明是採用嚴刑逼供製造冤案,毛澤東則於此時發明一種奇論:“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同志呢?”(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1985年版,第634頁)拒不認罪被視為“奸詐強硬”繼續遭受慘絕人寰之酷刑;屈打成招則又被作為確有其罪的確鑿證據。倘若當年毛澤東被不幸地“請君入甕”,不知此公會何以自處。受了委屈也不能採取任何自作主張的行動,而是要忠貞不渝地等待上級發善心來“平反冤假錯案”,作為一代梟雄的毛澤東就是這樣來要求部屬的絕對忠誠。被自己的黨內同志殘殺,而且於殘殺之前被施用酷型逼認冤獄,人間世事之慘烈,莫過於此。

然而,不足十年,毛澤東又變換花招,重演故伎,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延安整風”,特別是其後期的“搶救失足者運動”。除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動機和“豐功偉績”,“延安整風運動”其實是毛澤東整人立威、在中共黨內一統江湖確立最高權威的一場政治運動。為達到“定於一尊”的目的,毛澤東不惜明知故犯重演故伎大規模迫害黨內同志及無數毀家紓難投奔抗日根據地的愛國青年。特別是那些叛逆富裕家庭而投奔中共的人們,因為“出身不好”這一“原罪”,在“審幹”和“搶救失足者運動”中首當其衝。說也奇怪,“革命”越是冤枉這些革命青年,一些青年“失足者”就越發覺得“革命”更為寶貴不是普通人可側身其中,從而更加死心塌地獻身“革命”。

高華依據大量檔案及其它第一手材料,對“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毛澤東起用奸人康生,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期的“審幹”過程中大搞逼供信和冤假錯案,在延安及其它根據地找出成群結隊的國民黨“特務”和“奸細”,僅延安邊區就達一萬五千人,從全國各地投奔“革命聖地”的“革命青年”人人自危。毛澤東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定下“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兩條原則,很受中共史家推崇。(很多受盡冤枉的人士都曾為毛澤東的“不殺之恩”感激涕零。)既是特務奸細,十惡不赦,為何不殺不抓?不是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嗎?不是說“對階級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嗎?原來,毛澤東明知這些人並不是特務奸細,只不過是借題發揮整人立威而已。歷史的真相是,當時國民黨特務機構根本就沒有向延安派遣任何特工人員,延安那些被定為罪犯的“特務”也不是因為他們有任何特務活動,所有證據只不過是康生等人不擇手段收集到的認罪口供和相互指控。實際上,那些沒有被指控為“特務”和“奸細”的幹部們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延安整風運動”中除了毛澤東、康生、李富春和毛的幾位及時奉承邀功的親信如劉少奇、任弼時等人外,其他資深黨政軍領導都得接受審查人人過關。正如高華所說:“他(毛澤東)的目的只有一個:以暴力震懾全黨,造成黨內的肅殺氣氛,以徹底根絕一切個性化的獨立思想,使全黨完全臣服於唯一的、至高無上無上的權威之下──毛澤東的威權之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80頁)正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開始了黨政軍高級幹部對黨的最高領袖的歌功頌德,毛澤東在組織上被確定為黨政軍不容爭議的的最高領導,“毛澤東思想”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黨的歷史被改寫成毛澤東同形形色色的錯誤路線鬥爭的歷史,對最高領導核心即毛澤東本人的崇拜和服從成為“黨性”首要指標。從那時起,挑戰毛澤東就可能殃及中共全黨,因而大家只好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顧全大局”。直到毛澤東離開人世30年之後,黨國仍然為了“黨的利益”而不敢將毛澤東的罪錯如實公諸於世、不敢象聯共否定斯大林那樣否定毛澤東還歷史以公道。

政黨講求的是志同道合,合情合理的組織紀律也不傷大雅,但萬萬不可在此之上再加一層役人心志的“黨性”。不幸的是,劉少奇在中共延安時期能夠平步青雲成為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恰恰在於他助紂為虐,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並在理論上闡發毛澤東所需要的“黨性”。劉少奇當年妙語連珠:“黨員個人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我們的黨員不應該有離開黨的利益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能夠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129─131頁)後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果然為了“黨的利益”按照“黨性”將劉少奇“犧牲”了,那是後話。

總而言之,經過“延安整風”,獨立思考、平等爭論等五四遺風在中共黨內湯然無存。按照延安時期所確立的“黨性”的要求,參加中共意味着完全取消獨立的自我而將身家性命全部託付給黨。從思想的角度說,這種“黨性”的關鍵,是滅人赤誠之心、獨立之志和浩然之氣,使之不再是獨立的人而只是建立於這種“黨性”基礎上的高度統一,當然有利於中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只可惜由於內德不修,一場偉大的革命最終只落得個“以暴易暴”,專制的國民黨黨國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共產黨更為專制的極權主義黨國,而不是許諾給世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

二、人性的覺醒

在中共黨內的獨立思想相當微弱的延安時期,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先驅王實味對毛氏黨文化的挑戰最為引人注目。他身為享受“中灶”待遇的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1942年在當時延安的報刊和壁報上發表了《野百合花》等傳誦一時的文章,對延安“首長”們“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級特權表示憂慮,對延安“首長”們不顧前線將士的浴血奮戰而通宵達旦地“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表示憤慨,而且不惜觸犯逆鱗放言直諫毛澤東等人不要“間接助長黑暗”或者“直接製造黑暗”而使黨內道德風尚每況愈下。王實味進而站在社會民主主義人道關懷的立場上,要求真正使尊嚴、自由、平等、博愛成為人人皆知自覺遵守的原則。(參閱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然而,就因犯顏直諫,王實味被捕入獄並隨後被槍殺而獻出了年青的生命。

各國共產主義運動回歸人類文明正道的漫漫旅途都從人性的復甦開始。蘇聯東歐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修正主義”,幾乎與人道主義是同義詞。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打破極權主義一統江湖的“思想解放運動”也不約而同地以人道主義為核心旗幟。揭露“異化”現象呼喚人道主義的王若水頓成思想明星;戴厚英剖析文革時期的人性異化呼喚人性回歸的意識流小說《人啊,人》一時洛陽紙貴。中共老報人胡績偉強調“人民性”高於“黨性”、批評黨內原教旨主義者弘揚“黨性”而危害“人民性”,並為此與胡喬木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論戰,耐人尋味。(參閱胡績偉《我與胡喬木的十年論戰》,自印本,2002年版)那種違背人性的“黨性”深深地扭曲了國人的心性和思維,在諸多問題上完全悖離常理和常識。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人才開始告別“假大空”而恢復獨立思考和正常的心性和思維。從全面圍剿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到將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以人為本”口號定為基本國策,黨國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也已走了很長的路。但願國人能夠儘早達成人道主義的共識,以個人尊嚴和個人自由等人類基本普世價值來認識世界、處理世事。

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名言已家喻戶曉,但他還說過很多不太“出名”的名言,比如他曾說過,既仰合人類善良願望又迎合他們邪惡目的的虛假學說,最能吸引大眾採取共同行動。(阿克頓《自由與權力》,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11頁)當年中共不斷地吸引廣大熱血青年的,固然有高懸的理想光環,但更為“煽情”的是“階級仇、民族恨”的幡旗。當年鼓舞人們赴湯蹈火的,與其說是社會主義平等訴求本身,不如是這種訴求所激發和掩蓋的嫉妒及復仇的灰暗動機。黨國長期美化“階級論”和“民族性”而閉口不談人性,以此自欺欺人並積非成是,造就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毛澤東”,造就了相當部分中共黨人及國人極為狹隘冷酷的心靈。今天,這些人回復平常心的心路還很長很難。

日久月長累積而成的“黨性”,現已變成一個無處不在的“緊箍咒”。中共一念“黨性”經,就能將幾乎所有的黨徒“套牢”,將他們念成個個“成方圓,不逾距”的“套中人”。吾國之古訓是“君子有所不為”,宣揚為了“黨的利益”就可以無所不為,實際上是宣揚“為實現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里主義。斯大林所說的“特殊材料”,庶幾成了被“黨性”徹底改造了的冷酷政治動物。人們普遍對現今黨國官員的腐化墮落憤憤不平痛心疾首,但須知官場中那些金錢美人刀槍不入,有野心而沒良心,有心機而沒情義,一門子心思保官升官的“小毛澤東”和官迷們,什麼無人性的事情都幹得出來,因而比起那些貪圖金錢美人但多少還是性情中人的官員來,更加可怕得多。

在爬升官場階梯的漫長旅程中,黨國官員權謀術數個個都越來越高深老到,但安邦治國的智慧和魄力卻反向下滑。中國民主轉型的條件早於爛熟,黨國領導人則依舊熱衷於依賴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整風學習之類的老方術套路來維持舊秩序。這種可怕的政治懶性將無數志士仁人連同他們的智慧和熱情一起漚爛,實在可嘆可悲。

人性的覺醒意味着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的重新確立。人的生命至尊,在人的生命、人的尊嚴及人的基本自由權利的底線上沒有商量餘地,“黨性”、“軍令”之類都要統統讓路。當代發達國家的士兵可以服從軍令去衝鋒陷陣,但通常不會殘殺無辜的平民百姓,即使違抗如山軍令也在所不辭。

國人對國內目前的普遍道德敗壞憂心忡忡。但國人同時也應看到,那種要求所有人都“大公無私”的假道德本來就沒有普遍可行性和可持續性。時下道德敗壞的根本理由是權力壟斷社會不公。一旦基本實現自由主義的法律正義(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及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自由競爭、公平交易,重建合乎人性的道德絕非難事。在國人正怒力構搭自由主義憲政平台,重建誠信自重、講情講義等道德底線的時候,一些淺薄的“御用”文人大叫“自由主義必須讓路”,實是愚蠢不智。

青年馬克思早期以“異化”視角關注勞動和人性的異化,尚充滿人情味,熱衷於“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根本無法與之神交,卻腰斬半身,獨鍾情於後期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老時醒,醒時老”的李銳等老先生,當年做夢都想不到他們想引入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解放中國人,卻反而使中國人被馬克思列寧主義束縛囚禁。面對這一最慘痛可悲的“異化”,怎不叫已醒悟過來的當年革命先行者欲哭無淚?覺今是而昨非、識迷途而知返,正佛家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結語

在2003年1月中共十六大上,時年85歲高齡的李銳前輩就在一定範圍內諮詢了資深同仁之後以上書言事的方式向黨國領導大聲疾呼:中國的最大隱患是民主滯後、法治難張、專制腐敗之風盛行;中國未來的發展,“關鍵還在改革不合時宜的舊政治體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設,使國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的長治久安之道”。為此,李銳前輩還對“黨的民主化”和“國家民主化”提出了十條切實可行的具體建議。(李銳《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炎黃春秋》2003年第1期)極為遺憾的是,寶貴的兩年又過去了,黨國領導對李銳、李慎之、任仲夷等前輩披肝瀝膽的肺腑之言依舊無動於衷,甚至於作出一些開歷史倒車的舉動。李銳等前輩是歷盡劫波碩果僅存的國寶級人物,他們倡導的新啟蒙,至關重要。於今他們以老邁之軀如杜鵑啼血呼籲“新啟蒙”,其意在啟黨主之蒙乎?

不知黨國領導是否已深刻認識由“黨性”所造就的病患之深。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今日中國之現狀是“民智初開,官智未啟”,啟蒙的主要任務是啟中國執政黨之蒙。中國民主化的主要障礙,既不是中國民眾的民主覺悟不高,也不是中國民眾不懂得實踐民主,而是中國執政黨壟斷政治權力、阻止中國民眾享受正常的自由民主權利。只有以自由民主思想啟執政黨及黨國官員之蒙,這樣的啟蒙才是對症下藥。否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弘揚奴役人類心智的馬列主義(更確切的解讀是“斯大林主義”或“毛澤東主義”)歪理,便會象幾十年來的實踐所證明的那樣,越“啟”越“蒙”。任何壟斷都會導致退化,平等競爭才能帶來健康發展。不允許任何競爭對手的合法生存,為執政黨的利益而滅掉其它政黨,這樣的“黨性”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力保這樣的“黨性”絕非“與時俱進”之舉。

2005─5─18

《真話文論周刊》www·zhenhuanet·com第二十期評論員文章

附錄:發揚“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李銳、杜光、李普、胡績偉、張定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86年了。當我們回顧當年的歷史,緬懷民主革命先輩的時候,一個嚴峻的問題便會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應當怎樣繼承“五四運動”的傳統,發揚“五四運動”的精神?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民主兩大訴求,開闢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階段。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着民主革命進入了又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它為民主革命的繼續和完成,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是利用這個良好條件,繼續推進民主革命,主要包括:發展市場經濟,迅速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肅清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實現文化多元化,發揚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促進社會主體化,構建健全的公民社會。只有在持續完成這些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以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

遺憾的是,我們在建國不久便偏離了這一條歷史必由之路。以“一化三改造”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革命,剝奪了資本家、農民和手工業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剷除了市場經濟賴以生長的土壤;接着開展的“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剝奪了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自由,切斷了在社會上傳播自由民主的管道。在斯大林主義指導下的這兩個“剝奪”,扼殺了民主革命的繼續發展,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繁孳,提供了經濟基礎和政治思想環境,使它得以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死灰復燃,捲土重來,導致社會倒退。但是,廣大人民群眾卻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幾十年來,先進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廣泛的民主要求,衝擊着封建專制制度,從1957年的“右派言論”,60年代的“三自一包”,到1979年的西單牆,以至1989年的學生運動,卻都遭到嚴酷的鎮壓。即使是以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為形式的思想解放運動,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歷史條件,因而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一旦觸動了專制制度的根基,便受到特權勢力的壓制,以致半途而廢。建國以來的歷史,貫串着繼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維護封建專制體制這兩種力量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文化大革命以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被粉碎而宣告結束,民主革命得到了新的發展機會。廣大農民掙脫了號稱人民公社、實為農奴制莊園的束縛,實現了初步的經濟自由;城市經濟的改革開放,使市場經濟一步一步地跨越了觀念和體制的障礙,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民有經濟蓬勃成長,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是民主革命在經濟領域的重大勝利。

但是,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的發展,卻遠遠落後於經濟的進步。在這些領域裡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不但抑制了市場經濟的健康成長,而且阻礙了整個社會的均衡發展。這種現象,反映了我國的民主革命遠未完成的社會現實。因此,繼續推進民主革命,就成為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最重要的時代性任務。

民主革命在政治領域的首要任務是改革政治體制,肅清專制主義,建立民主、法治、分權制衡、具有健全的監督機制的政治制度。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在第三次、第四次全會上先後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從方法到目標,構成了一條完整的社會發展路線。但是,1989年後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卻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和諧,使這一路線很難暢通貫徹。而腐敗現象主要來源於黨政官吏的濫用政治特權,來源於政治體制的固有弊病。因此,要推進政治領域的民主革命,構建和諧社會,就要革除現行政治體制的專制極權因素,加強民主法治和監督機制,保衛人民的民主權利,這對於構建和諧社會、促進兩岸統一、中國和平崛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8年前,中共十三大曾把黨政分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思路。它可以有效地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是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必不可少的過程,也應當成為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步驟。

民主革命在經濟領域的任務是繼續完善市場經濟,特別是要實現農業從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逐步取消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為民有經濟提供創業發展和自由競爭的良好環境;在加強宏觀指導和監督的同時,禁絕黨政機關對企業活動的干預,堵塞權錢交易、產生權貴資產階級的渠道;吸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進企業的經驗,提倡職工持股並參與企業的管理和監督;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統籌兼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全面發展。

民主革命在文化領域的主要任務是實現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取消輿論一律的指導思想,廢除新聞檢查制度,解除報禁;切實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全社會提倡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以實現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的普遍繁榮;克服學校的機關化、官僚化,在高等學校實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鼓勵兼收並蓄、兼容並包,使學校成為培養人才和傳承、發展文化與科學的自由園地。

民主革命在社會領域的任務是培育公民社會,發揮它對於社會穩定與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為此,就必須落實憲法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提倡解放個性,消除奴性;創造條件,使每個公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都能有評論時政得失的良好機會和維護公民權利的寬鬆環境;切實賦予公民以建立和參加任何非政府組織、並開展各項社會活動的自由權利,取消社會團體的掛靠制度。現有的工青婦商文等各界群眾團體,都應當與黨政機關脫鈎,把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的權利還給他們。近期最需要的是扶持處於弱勢的群體,幫助他們建立能夠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群眾組織,如農會、進城打工的勞動者協會、拆遷戶維權組織等。為了普遍提高民眾的公民意識,使每個公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權利,恪儘自己的義務,除了廣泛進行公民教育外,還應在中小學設置公民課,從兒童開始培養合格的公民。

完成民主革命是一個相當長期的歷史階段,它不需要採取暴力的形式,但這有賴於政治家和廣大民眾的觀念更新。目前人們對民主革命普遍缺乏正確的認識,主要是因為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着兩個與民主革命格格不入的傳統觀念。一是已經積累兩千餘年的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一是幾十年來在斯大林主義的教諭薰陶下形成的錯誤的社會主義觀。因此,要推進民主革命,首先需要人們在觀念形態上有一個根本的轉變。為了凝聚全民的力量來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有必要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開展一場新的思想啟蒙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既要啟自由民主、個性解放之蒙,清除人們在觀念形態上的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也要啟馬克思主義之蒙,使廣大民眾,特別是黨政幹部,從斯大林主義的思想牢籠里解放出來。在這個新的啟蒙運動中,每個具有獨立見解的公民,都應當有盡情弛騁的廣闊天地。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以及志在復興儒學的思想家,都應當有足夠的機會,來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政治理念,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在全面的充分的宣傳和辯論中,探索社會發展的最佳途徑,熔鑄完成民主革命的利器。中華民族只有經歷一次比“五四運動”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思想啟蒙運動,為完成民主革命準備雄厚的豐富的思想資源,才能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我們在青年時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建國以後,經過五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在我們白髮蒼蒼的垂暮之年,才遺憾無窮地發現,我們仍然面臨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這使我們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責任。我們希望,一百多年來追求憲政中華的志士仁人的願望不致落空,“五四運動”以來為民主革命英勇犧牲的先驅者的熱血不會白流。中華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啟蒙運動,需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我們熱切地希望,一切有遠見的政治家和有識之士,都能認請這個歷史趨勢,順應歷史的召喚,為推進新啟蒙運動,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作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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