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琳達

提起這支筆，寫下這一段一直不想開啟的回憶，有如千斤之重⋯⋯因為那一段經歷太黑暗、太悲傷、那種痛苦與悲憤，不堪回首！自己甚至希望能夠一直深深埋藏在心底，再不去想起它。直到有一天，一張照片打開了我塵封已久的記憶……

一張歷史照片

這幾年，國內人們的思想變化非常大，網絡上各種社交媒體興盛，人們對以前過往經歷的反思與評論，不可抑制地在網上爆發——雖然其實國內的言論自由環境仍然非常嚴厲。 有一天，一組題為“珍貴的歷史記錄”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一組反映“文革”時期的照片，那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堪回首的年代，這些照片讓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那個絕望而痛苦的十年！我隨手把它轉發到了我的朋友圈裡。不久，就收到了我堂姐的資訊：“第三張照片上，有我爸。”我的心一下子抽緊了， 打開、放大、細細地看着這張照片：這是一張在文革初期，1966年的批鬥場面。台上站着當時北京市委與市政府的所有領導人， 也就是被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所有官員。這些人，人人低着頭，背後都有怒目圓睜、押解他們的穿着綠色軍裝的紅衛兵。台前方豎立着所有這些人的名字牌子，被冠以各種罪名予以“打倒”。

我伯父的名牌，緊挨着當時被毛澤東首當其衝作為批判靶子打的吳晗。他高大的身軀站在穿着黑衣服、身材矮小的吳晗旁邊，低頭“認罪”，接受紅衛兵憤怒的“打倒”喊聲與批判聲。我難以想像他與他的那些同僚們站在台上當時的感受與心情，但是哪怕在50年以後的今天，我看到那個場景，心中仍然感到天塌了般的恐怖與不寒而慄。

十年文革浩劫

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一場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醜惡鬧劇。這場鬥爭源起於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毛澤東的狂妄、無知、好大喜功，違反經濟規律瞎指揮下，發動了狂熱的全國“大躍進”，最後導致中國在風調雨順的氣候下，卻發生了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饑荒，中國大地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由於後果太嚴重，事後毛在內部壓力下－－尤其是劉少奇對大饑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表態下－－非常不情願地做了蜻蜓點水般的“檢討”，這就是1962年召開的、被稱為“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叫“七千人會議”。此後，毛被以劉少奇為首的同僚們客氣地請下了台，不得不退居二線“養老”，失去了對中央日常工作掌控的實際權力。不甘從權力頂峰落到被冷落一邊下場的毛澤東，幾年後利用他在人民心目中“神”一般的威望，在上海公然發動了對劉少奇的反撲——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首先從不聽從他指揮、跟着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走的彭真及其領導下的北京市委開刀。在上海由文痞姚文元發表批判歷史學家、黨外人士、北京副市長吳晗 “海瑞罷官”的劇本開始，把一出歷史劇上綱成“為彭德懷鳴冤叫屈”。自此，從文藝界入手，全面鋪開了向劉少奇奪權的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 這場爭權奪利的慘烈鬥爭，綁架了全國幾億人，付出了慘痛的10年代價，無數社會精英甚至普通老百姓，都逃脫不了這一浩劫，數千萬人死於非命。

伯父一家的滅頂之災

我的伯父吳子牧，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大學部部長，分管高等教育。其實1966年文革開始前，他已經調離北京市，就職外交部，準備外派任某國大使。但文革一開始，他仍然沒能逃脫挨批鬥的厄運。他被揪回北京市，作為全國大黑幫之一，成為文革首批被斗的對象，被拉到北京各大院校批鬥。更有甚者，由於他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任北京礦冶學院院長，被揪回礦院批鬥。就在那次批鬥中，紅了眼的紅衛兵動嘴喊口號已經不過癮了，在批鬥大會的台上，對着伯父拳打腳踢，他的肋骨被當場踢斷。這是北京首次開始武鬥。多年後，曾經在文革時期中擔任過北京市第一把手的吳德回憶道：多虧當時一位大學工作委員會的同事趕到，他撲在伯父身上說：“我是市委大學委員會派來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這樣才把伯父保護下來。而時任煤炭工業部部長的張霖之就是在1967年1月在礦院被毒打身亡的，這是文革中死於直接暴力的第一位中央政府部長，成為文革歷史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我的伯母江楓，也在文藝系統工作，任北京戲曲專科學校副校長，她的一位同事在回憶錄里寫道：

“我們學校最早死於‘文革’迫害的，是江楓。江楓是延安來的老幹部，那時候擔任北京戲曲專科學校副校長。‘文革’開始了，江楓在我們學校挨斗挨得非常厲害，校長的尊嚴一點兒都沒了，屈辱得很。她丈夫吳子牧比她還慘，被揪到各個大學，輪著批鬥，根本不拿他當人對待。

“吳子牧被人從家裡揪走前，囑咐江楓說，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咱們都要挺住。但是江楓沒挺住。

“驕陽烈日底下，一群小學生、小孩子，命令江楓跪在地上，圍起來鬥爭她，侮辱她。那天是1966年8月17日。晚上，江楓回到家裡，把自己拴在衛生間裡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殺了。她應該還不到五十歲。第二天，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

隨後，伯父與中央各部委的一批“反革命、黑幫、走資派”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幹校”勞動，據說那裡是血吸蟲病最猖獗的地方。1970年的一天，我的伯父在挑着擔子勞動時，昏倒在地上。被拉到醫院檢查，發現已經是肺癌晚期。送回北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去世了。這是北京市除了吳晗一家，第二家夫婦雙雙被迫害致死的例子。

我伯父的忌日，就在10月1日國殤日。每到這一天，我堂哥、堂姐揮之不去的哀傷，是那麼的沉重。記得前年國殤日的那一天，我堂姐寫道：

“爸爸住院時，我們已經沒有戶口名簿，無法去領任何票證。肉、蛋、奶在那年代都是憑票限量供應，牛羊肉只供幾個少數民族（有名錄），奶只供嬰兒（有出生證並上戶口）。我不敢去向別人討換，那樣做他會罵我的。

“爸爸病危時，我陪着病房。那時買蛋憑票限量，只能在茶爐前眼睜睜看着其他家屬給親人沖水波蛋。買雞燉湯更是難上難，城裡只是朝內市場有賣活雞的，排隊發號（一天十幾隻還是幾十隻已記不清），還不是天天有⋯⋯想去未及終成憾事。那年我十九歲⋯⋯”

她還寫了一篇短文《從此不過中秋節》：“ 記得大姑媽和母親的生日就差一天，按農曆算，正好中間隔着的是八月十五中秋節。因此，在我的兒時記憶里，中秋節時，家裡總是熱熱鬧鬧的。

“西曆1966年8月，大姑媽和母親相繼離開我們而去。之後兩三年裡，每逢中秋節，好像居民可以憑票定量買廉價月餅，除此還有不需要票證也不限量購買的高價月餅。

“一天，中秋前後，父親從被關押的地方回來了。我特別高興，跑到我熟悉的商店，買了一塊父親以前很愛吃的廣式月餅，美美地捧著回家。

“我打開包月餅的高粱紙給父親看，他不僅碰也沒碰，反而老淚落下，緩緩地說，‘看到月餅，就想到你媽媽，還有你姑媽。’

“我家，父親在世時，從此不再過中秋。那年，我15歲。”

這裡提及的“大姑媽”，就是我父親的大姐，她比我父親大20幾歲，對我父親來說，是亦母亦姐的感情。我的姑父是一家銀行的高級會計師，在文革中也未能倖免被批鬥。在一次紅衛兵上門批鬥時，年事已高的姑父受不了屈辱，把自己掛在繩子上，想一了百了，幸虧被人發現，救了下來。但與此同時，已經病臥在床、性格剛烈的姑媽，在無人顧及的情況下，悄悄地吞下了過量的安眠藥，撒手人寰！

當伯父、伯母在遭受非人批鬥迫害時，他們的兒子，我的堂哥，當時是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因為其父在北京高校的影響，因為他本人曾經作為北大“四清”運動的樣版班團支書，在“文革”一開始，就被聶元梓打成了反動學生，關進了牛棚，直到1970年所有高校學生開始分配工作了，他才被放出來。和他同班的女朋友，幾年間一直面對着組織、父母、各方要求她與我堂哥這個“全國大黑幫狗崽子、反動學生”斷絕關係的巨大壓力，但是多少次反反覆覆，她還是舍不下這份感情，最後，只好選擇與父母斷絕關係。在一次伯父被放回家的那天，他們買了一包糖，在父親的身邊，簡單地成了婚。那晚，伯父睡在家裡唯一的床上，這對新人在地上打地鋪，度過了他們的洞房花燭夜。比我僅僅大了不到一個月的堂姐，時年才15歲，那幾年裡，大部分時間是一個人住在所有家具都被貼上封條的空蕩蕩的屋子裡，靠每月發的10幾元生活費煎熬度日。

遠在南方的我家，經歷著同樣的遭遇

伯父、伯母雙雙去世後，我的堂哥、堂姐唯一可以投靠的長輩，只剩下在浙江杭州工作的我父親了。可是那時我父親也是自身難保，是關押在牛棚里、毫無尊嚴和自由的“反革命分子”。父親的厄運比他哥哥來得還要早。1956年，就在中共發動大規模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鬥爭”前夕，父親當年36歲，因為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才華出眾、年少氣盛的他不夠聽話服從上級，被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定為“黨內的中右分子”，撤職罷官，從副省長候選人的位子上被拉下來，到農村去長期參加“四清”運動，沒有被劃為“右派”已經是萬幸了！直到晚年，他在農村因挑擔子在後背頸處挑出的一塊大肉墊還清晰可見。

文革時，他是理所當然的被打倒對象，掛牌、遊街，都有他的份。1969年，當時是中學生的我們已經停課3年多，被一鍋端地下放到農村去，我和姐姐從江南的杭州被下放到八千里之外的黑龍江去當農民。直到我們北上的火車開動時，父親都沒有獲得片刻自由，來送一下他的女兒們。當伯父去世時，作為唯一的親人，他卻沒有資格去北京為兄長料理後事，最後還是各方托人求情，才得到浙江省革委會（文革時省委權力機構的名稱）的額外“恩准”，終於得以進京為兄長送行。在這樣的處境下，兩個失去了父母，無所依靠的子侄來投靠他，可想能有什麼樣的結果了！

當時，自願提出到浙江來工作的堂哥與堂嫂，作為大學生畢業分配，被分配到浙閩交界的大山區里當中學老師，我曾經和堂姐一起去探望過他們，我們坐着長途巴士在那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顛顛簸簸一直坐到了公路的盡頭無路可開了，還需要再走15里山路，才能到達堂哥堂嫂任教的農村。而我們所帶的行李等，就得靠當地農民們挑着擔子運進去。所幸的是，在那滅絕人性，人人自危的年代，山里人的淳樸與善良，使他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平靜安寧的歲月，他們與那裡鄉親們的友情，一直延續到今天。

堂姐與北京一大批父母被打倒的高乾子女一起下放到山西農村當農民。在那裡勞動一年，連飯都吃不飽。伯父去世後，她沒有了任何經濟來源。父親只好把她和在黑龍江當農民的我，一同託付給還能念及友情，在部隊工作的戰友，在唐山郊外的部隊化工廠里當工人。

在我們姐妹兩去北大荒當農民以後，作為獨子的哥哥，在大學分配工作時，還是被分配到遙遠的四川。當時還算有人身自由的母親，已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每到周末，回到空蕩蕩的家裡，只能對着3個孩子的照片一個一個輪流呆呆地看着。這些年裡，母親家的親人也是被整、被關、甚至送命。她自己因為丈夫的牽連，被無端降職、挨整，受到種種不公的對待和迫害。（因為這又是另一個家族的悲劇，我這裡不展開細節。）這一切對母親的打擊與精神刺激太大了！鬱鬱寡歡的母親後來得了癌症，去世時僅56歲。

十姑之死

文革時，我家被迫害致死的還有我父親的堂妹，我的十姑吳璞。我們的家族是一個大家庭。爺爺五兄弟猶如一家人般。他們的子女按年齡順序排，堂兄弟共有15人，伯父排行第六——所以我們都叫他“六伯伯”，父親行十 ——所以伯父稱他“十弟”；堂姐妹共11人，除了出生在台灣的十一姑——小姑外，在大陸最年輕的姑姑就是十姑吳璞了。文革中，在北京外語學院英語系任教並擔任黨總支書記的吳璞，被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她為人純正，剛直不阿，也是寧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她不受非人對待之屈辱，身綁石塊墜入護城河，以守尊嚴。

這裡摘錄幾段她的同學、同事章含之的回憶：

“我想起我們的同學、同事吳璞。她死得好慘！算起來那是1967年的冬天，……就在吳璞被解除隔離的當天，她進城回家看了她年邁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後回學校時，她沒有進學校的大門，而是去了學校後面的運河。那是初冬的時節。吳璞毅然決然地跳進了冰冷冰冷的運河裡！

“當時樓內貼滿了新的大字報，指責吳璞‘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我在大字報前驚呆了，直直地愣在那裡，不敢相信吳璞真是自盡身亡了。我們同窗四載，同一個教室，同一個宿舍。後來又共事十年！為什麼她竟會絕望到如此地步而輕生呢？我的心為吳璞哭泣，但在人們面前卻不僅不能露出悲傷，還要在接踵而來的會議上被逼表態‘譴責’吳璞‘自絕於人民’。那是一個多麼顛倒黑白，人性泯滅的年代？！

“第二天，學校的軍宣隊、工宣隊組織了一幫人，押著吳璞的丈夫——他也是我們的同班同學——竟然在運河岸邊對着吳璞的遺體還開了一個對她的最後的批鬥會。寒風凜冽，可憐的吳璞躺在一張破席上，裹在一身凍成冰的棉衣里，還要經受這一場她已不能作任何反應的屈辱。而對於她的丈夫，這更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刻骨的悲憤，但卻還要對着自己摯愛的親人，喊著那違背自己良知的口號！批鬥之後，他們用一輛卡車把吳璞拉去火化了，連骨灰都沒有保留！”

以上提到的僅僅是文革中我家被迫害致死的幾位親人。其實在中共建政後的幾十年裡所發動的從無休止的歷次運動中，除了“6‧4”因為我家沒有相應年齡的人以外，其它的哪一次運動，我家都有人在共產黨殘酷的鬥爭中挨整、受迫害，甚至丟命。

為報效祖國，投入抗日救亡，卻誤投魔鬼之手

伯父年輕時曾經留學法國。那時正是1937年，國內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日序幕。伯父與其他同學，一群熱血青年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們積極參加當地華僑愛國組織，宣傳國內救亡活動，為援助抗戰前線將士不遺餘力，甚至毅然決然地決定放棄學業，放棄他們安逸優越的生活與前途，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戰爭。正在那個關鍵時刻，他們見到了正在歐洲考察的楊虎城。這批年輕學子們與楊虎城同舟回國，參加抗日戰爭。

不知這是否命運的作弄，還是那一代人的劫數，在與楊虎城的認識、交往和影響下，伯父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那時國內充斥着一種對蔣介石的“先攘內，再安外”，先解決共產黨心腹之患，再全力以赴抗日政策的不理解與不滿，認為蔣介石抗戰不力，以為中共才真正抗日。對於面臨亡國危機急切想保家衛國的國人來講，特別是對年輕單純的熱血青年，共產黨的那一套理想主義宣傳很有迷惑性。甚至就職於國民政府司級文官的我的爺爺，也沒有識破共產黨的偽善面目，反而支持他的兩個兒子參加共產黨，認為這才是真正抗戰。就在這樣的形勢下，伯父回到家中，帶出了當時年僅16歲的父親，一起奔赴延安， 投奔共產黨。不知道在後來的歲月中，爺爺是否對共產黨的面目有了清醒認識。至少在1949年，共產黨竊取中國政權時，我的爺爺沒有因為他有兩個在共產黨里當高官的兒子存有幻想，留在大陸，而是明智地跟着蔣介石去了台灣。如果他選擇留在大陸，後果不堪設想！因為他的弟弟、我的五爺爺一家遭遇也很慘。這裡不再展開講。

我的父輩所遭遇的經歷，其實代表着那個時代一大批優秀青年的遭遇。一大批憂國憂民，滿腔熱血，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帶着對國家與社稷的使命感，投入到抗戰救亡運動中，投入到改變國家百年積弱的命運中。但是他們錯誤地選擇了共產黨，被共產黨的謊言迷惑，最後連自己一生以至生命都遭受了非人的摧殘。這樣的悲劇不僅僅發生在文革時期，而是從1949年，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那一天，甚至更早之前就開始了！在隨後中共統治的60多年裡，中國的一大批知識精英，以及社會各階層中最優秀的人才，都遭受到了殘酷的迫害與摧殘。這場巨禍甚至遍布社會各階層，波及全民。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現代歷史上的最大不幸！

文革過後，中共暴力整人運動仍不斷

記得在十年浩劫的“文革”結束以後，全國人民都有發自內心的共同願望：我們一定要從十年慘痛的代價中吸取教訓，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能發生了！！著名的作家巴金先生甚至在他晚年時，慎重地向中共政府提出了建立文革歷史紀念館的建議，希望通過歷史的教訓，為今後創建一個更人性與民主的國家，起到警示作用。大家都希望，這種人整人，人斗人的暴力運動，再也不要發生了！人們希望有一個平靜的、和平與寬鬆的生活環境，人們可以全力以赴進行生產建設。

但是，曾幾何時，歷史的悲劇仍然繼續在中國大地上反覆上演。由中共政權組織與發動的、大大小小不同名目的、傾全國力量去批判與打擊社會某一部分人的殘酷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是打擊的對象在不停地變換著。運動的規模與打擊的面也越來越大，越來越殘酷。直到發生了1989年的“6‧4”， 與1999年的迫害法輪功。所傷害與摧殘的人數之眾，觸目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