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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諸葛說六四
送交者: 馬悲鳴 2005年06月01日09:14:5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事後諸葛說六四

馬悲鳴

【按∶此文寫成於王軍濤出國之前。有些看法還顯得幼稚。】

一、開場白

  「六四」是一個大題目,很不好寫。目前至少有兩種極端對立的觀點在給「六四」正名。一派說「六四」是“反革命暴亂”。另一派說「六四」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其實本世紀以前中國根本就不曾有過“愛國民主運動”。持後一種觀點的人實際上在說「六四」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兩種觀點其實都是一己之見。前一派是主持鎮壓的人。他們焉能不說「六四」是“反革命暴亂”?否則他們就師出無名了。後一派是率先割據天安門廣場的人。他們焉能不說「六四」是“最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否則他們也師出無名了。這兩派觀點以中國的國境線為界。國境線之內是“反革命暴亂”派的地盤。任何膽敢說「六四」不是“反革命暴亂”的人都將面臨着自由與人權的被剝奪。國境線之外是“愛國民主運動”派的地盤。任何膽敢說「六四」不是“偉大愛國民主運動”的人同樣將面臨着群起而攻之和被逼道歉的厄運。

  除了對「六四」的這兩個極端評價之爭,“民運骨幹”們還曾不止一次,不止一處講過,要認真總結「六四」的經驗教訓。但恕在下孤陋寡聞,迄今尚未見到一篇漂亮的總結文章。筆者因置身事外,本無越俎代庖的義務,對如何“正名”也毫無興趣:管它是“反革命暴亂”還是“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呢!但作為局外人,倒願意談一談這場運動“正名”之外的一些策略瑣事上的得失成敗。本文旨在論事,但論事時難免論及事中的人。如果文中對某些當事人有所言語不敬的話,還望海涵。筆者在此先行道歉。


二、馬後炮

  「六四」的慘敗是因為共產黨抄傢伙開槍了。除了學生事先撤退,不讓它開槍看來不可能。而學生已經發誓“絕不後退半步”了。是不是還有什麼別的招術呢?

  事後諸葛亮先生設想一個方案:戒嚴令下達之後,方勵之先生親自趕到天安門廣場發表講話。第一先給學生戴高帽子,讚揚他們反腐敗的愛國主義精神;儘管反腐敗和愛國主義跟本就不是一回事;然後指出:“群眾隨時撤換他們認為不合適的領導”是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則,也因此是共產黨的辦法。但是這種辦法極不實際,沒有效率,也沒有辦法工作,必將導致無休止的內訌,無窮的內亂,故學生不應該採用。請學生們深思。然後請他們集體表決:選舉產生的總指揮一周之內不得罷免。總指揮的命令必須服從,不容挑戰。

  待到廣場學生通過此項決議之後,方勵之提出在新的章法之下,重新選舉總指揮,然後自報奮勇競選正總指揮。以方勵之當時的名望,選戰獲勝是不成問題的。待到他就任總指揮時就可以發表就職演說,宣布私占公共場地雖然是非暴力的,但也不是合法行為。就職後他就可以下達第一道命令:“撤退!”

  因為是全師而退的,實力和組織都沒有被打掉,一旦政府大規模秋後算帳,還可以重新號召起力量抵制,而不至於敗得如此之慘。

  如果當時方勵之盡全力撤退學生,萬一成功,那麼收放自如的反對派力量就算初具雛形。假設方勵之這樣做了,而又沒有奏效,那麼開槍之後他就有膽量不避禍美國使館。方勵之沒有這樣做,顯示出他在估計局勢時並不深沉。

  胡平先生曾言“見好就收。”他人反駁說:“見好沒法收。”方勵之說他自己沒有這份影響力。實際上儘管分量不足,方勵之仍然得算對廣場學生最有影響力的人。這個馬後炮方案雖然不見得能起作用,但如果當時方勵之試一下的話,估計能有百分之十成功的希望。可惜在“見好”時我們只在電視鏡頭前看到方勵之的忘乎所以,而沒有孤注一擲地試一下這個“就收”方案。形勢逆轉後大家只有乾等着挨槍子兒了。

  老實說,學生拒撤的心理依託相當一部分來自方老師的沉默。這沉默被認為是暗中支持。特別是方太太李淑賢老師和王丹通的電話被傳到廣場上,更增強了這種信念:“方老師何等英明。他的判斷絕對沒錯!”因此,只要方勵之出面勸學生撤退,就等於去掉了學生拒撤的心理倚仗。這種場面的出現必會刺激相當數量的學生冷靜下來認真考慮後果。安全和平地撤退並非不可思議。


三、共產黨志在必得

  一定要打掉有組織的民間實力!這一點,共產黨志在必得。“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總指揮們正是在這關鍵的一點響應和成全了共產黨。

  如果我們把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運動從民間方面協助鄧小平扳倒“凡是派”類比做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協助國民黨北伐的話;那麼查封民主牆,重判魏京生就相當於“4.12”。“4.12”後國民黨主政時曾有過十年經濟建設大發展時期。中共稱這個時期是“十年紅軍戰爭”,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經歷過五次圍剿。

  在中共封殺了民主牆後的改革十年中,國內民間力量在狹縫中求生存,暗中積蓄力量,雖有“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對民間力量的“圍剿”,但民間實力未受重大挫折。

  《毛澤東兵法》雲“敵進我退”、“打不贏就走”、“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消滅敵人是第二位的…)見《論持久戰》)”直說了就是保存和發展實力比倉促進攻更重要。誰料莫斯科來了一幫留學生,非要和國民黨拼實力。結果從反面成全國民黨軍隊取得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的勝利。紅軍被迫長征。從第四次圍剿開始,到長徵結束,國民黨方面取得百分之九十的勝利,共產黨方面取得百分之十的勝利。從軍事實力上說,紅軍總兵力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由三十萬銳減到三萬。彭德懷因此大罵李德是“崽賣爺田不心疼”。

  不論是非,只計成敗,中共重判陳子明、王軍濤不是沒道理的。因為這兩個“北京之春”的“殘餘分子”在改革十年中積聚了令共產黨頭疼的實力。不僅有錢財和資本的積蓄,而且有人,特別是在人群中的聲望。他們辦的研究所正在為改革開放大批培養和檢測合格的企管人才,以求中國能高效率公平發展。

  陳子明、王軍濤從來不提激進口號,不想和共產黨拼實力。陳子明最近出版的《十年改革的反思》中講到:“改革服從發展”。即使改革和發展之間出現衝突,也寧可成全發展。他們並無“進攻”的意思。

  在八九民運之前,因為陳子明、王軍濤辦的事業有和教委競爭的味道。因此使曾經身為教委主任的李鵬深感不滿,幾次要拿人,想砸了他們的攤子;但終因理由不充分而無法下手。這是不公平競爭問題。

  誰料胡耀幫一死卻又冒出了一幫大學生,非要和共產黨拼實力,發誓“絕不後退半步!”,正好提供了一個絕好機會。陳子明、王軍濤二人的出面斡旋,讓李鵬拿了個正着。這就是為什麼打架的王丹只判四年,而勸架的陳子明、王軍濤卻各判十三年的原因。這叫什麼世道?!

  若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輩賭掉的只是自己的積蓄倒也罷了。她們賭光的實際上是民間整整十年慘澹經營積聚起來的一點點可憐本錢。和當年國民黨就怕紅軍不和它拼實力一樣,如今共產黨就怕民間力量不和它拼實力。陳子明、王軍濤等力主撤退的初衷,明說了就是不拼實力。


四、“崽賣爺田不心疼”

  廣場總指揮逃出國境後回答別人的責問時竟說:“我就是要逼共產黨開槍,這樣才能喚醒人民對它的幻想。”

  如果你們總指揮自己血灑長安街頭,“醉臥廣場君莫笑”,歷史還能把你們比做陳天華一流。你們逼共產黨開槍殺的是你們的部下,是擁戴你們的京城父老。打掉的是那些“三朝元老”們十年積聚起來的民間實力。你們自己腳底抹油,跑得比兔子還快。難怪王軍濤要感嘆:“這麼大一場運動過後,竟然只有這麼少的人敢於面對審判。”

  如今共產黨已經把從示威初起層層設防,節節警告,直到開槍的“逐步升級”鎮壓戰略制定成“防暴戰鬥程序”公開發布到武裝部隊指揮員的訓練手冊上。今後大陸民間活動的空間必將比八九民運以前更其狹窄和更其艱難。逼共產黨開槍,拼光實力的結果,幾乎絕了民運成功的望。這就是廣場總指揮們“奮鬥”出來的客觀後果。

  八九民運搞的是某種類似王明路線的東西。姑妄稱之為“民運王明路線”。說他們“崽賣爺田不心疼”是不為過的。廣場上的總指揮們和堅決反對撤退,反對妥協的知識界名流就類似民運的“王明分子”。他們明白,只要從廣場上一撤退,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所有民運領導人都將是秋後算帳的重點對象。雖然有可能重新號召起力量抵制,不見得百分之百危險,但顯然更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而開槍的結果,倒霉的卻是他們的部下和市民。於是他們“不惜拿廣大同學的生命作民主運動的賭注,把學生們的血肉之軀推向了坦克車底下。”*

  「六四」犧牲的人數大約相當於一個營的兵力,但中國民間力量卻損失了陳子明、王軍濤這樣的重鎮。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高新先生曾撰文,樂觀地估計“誰能相信他們)陳子明、王軍濤)能坐滿十三年的刑期呢?”不管高新等人相信不相信,反正本人相信。共產黨必定要讓這兩位懂得積聚實力並有組織能力的民間分子坐滿十三年刑期,然後再驅逐出境。

  如今中共已經放方勵之、王若望等民間分子出國。這說明他們對開槍後索性拉下臉皮,公開制定開槍鎮壓程序的做法和手段信心十足。如果民運精英們沒有對過去導致民間力量屢戰屢北的主觀指導思想上的錯誤有清醒的認識,是不會有什麼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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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出姚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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