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理論中的頭一條就是強調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但是我們不能不警醒地看到,中國目前普遍存在着的“農民工”現象卻對中國的生產力基礎具有着不可忽視的退化甚至破壞作用。
難以制約的市場經濟規律的魔力,催動着資本跨越城市下崗職工群體直接搭上了農村人口群體,實現了資本與最廉價勞動力的最終結合,結果向社會拋出了“農民工”和“下崗職工”兩大包袱。雖然拋出了兩大包袱的中國產業為國家確立了“世界工廠”的國際地位,並且在國際大市場中為國家掙來了“強大市場競爭力”的名頭,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但在這個發展的背後,我們必須警醒,中國的生產力基礎正潛伏着被嚴重破壞的危機。
本來在農村中是最有活力和最進步的人群,被城市和工業以“素質最低”的定位引入到了城市和工廠中,使得他們原來的“先進性”喪失殆盡,這是一種資源被最差利用的典型,在此還沒有考慮由於這種社會地位的懸殊改變對“農民工”們的心理層面的負面作用而引發的社會問題。
中國是以農業立國的文明古國,保持農業生產力的活力和先進性是從哪個意義上講都不可稍有忽視的問題。現在大量的農村青壯年被拋入城市,脫離了農業生產,而將老弱病殘留在了農村。農村人口結構的這種改變將必然使得農業萎縮,更不要說農業的技術化、科學化了。而全國近億的“農民工”群體本身,也只能期望他們中只有極少數人有可能在獲得工業生產技能的基礎上真正進入到工業人口中來,絕大多數最終仍將回到農村中去。但到那時,他們已經成了幾乎喪失了農業技能的一群了。因此,市場對農村高素質青壯人口的不斷抽取,又吐還給農村以劣質的人口,這種機制運行下去的結果將不斷惡化農村的生產力。因此說,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是支付了農業生產力被破壞的慘重代價的。如何從政策上和市場經濟的合理導向上,保證農村青壯人口的穩定、使得進城打工還是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真正成為農民們自願性的選擇。與此同時,儘量多的安排城市下崗職工,這樣才能使國家的社會結構趨於合理。國家必須限制資本家可以無限制的壓低工人工資的現象,並盡力提高工人工資,實現中國由“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的轉化。老福特創立的“5美元工作日”對社會進步的意義,是我們必須加以關注的。
另外,還必須提及的是,“農民工”現象還將惡化農村人口中的下一代。這些大部分都是幼年子女父母的“農民工”,由於打工,長期離開自己的子女,將他們留給了年邁的父母去撫養教育。兒童心理學指出,三歲以上的兒童,因為已經開始具有了永久記憶,如果他們在此時缺乏了與親生父母的直接生活經歷,將會在性格上留下永久的陰影,這種兒童將來長大後成為社會的“問題人口”的比例最高。所以一些發達國家的職業婦女在她們的子女三歲左右時都會選擇辭去工作而儘量陪伴子女。我們真不希望看到,國家目前因為“農民工”而創下的財富積累,將來卻不得不大量地消耗在解決由於“農民工”的下代們帶來的社會問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