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民运人士的历史观 |
| 送交者: 武振荣 2005年06月12日10:14:5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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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民运人士的历史观(上) ★
随着《大纪元》报的“九评共产党”文章的发表,海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呼声明显地增高了,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化的、全面的批评和批判共产党的活动好象已露雏形,在这方面“九评”的文章功不可没。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正面的影响在许多的场合中好象都暗含着一个负面的成分,“九评”的文章在被我们作了不科学的解读后并且随声附和时,就可能在民运人士的队伍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中国民运人士队伍中本来就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非历史的观念,在“九评”的那种超越“世俗”历史精神的引导下,它就有可能走的更远。 我的本意不是说“九评”文章所站的那个法轮大法立场上的历史观是错误的(我不这样认为,并且反对这样的看法),而是说这样的历史观在没有接受科学解读的情况下被直接地运用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就是错误的。我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敢说我自己就了解法轮大法,但是我在一定的程度上起码理解它。因此我认为,站在法轮大法的立场上说出一种和我们民运人士完全不同的历史观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说这种历史观带有宗教和气功的双重因素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世俗”中的普通民运人士的历史观同它比较起来也只可能是宇宙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而已。法轮功修炼者信仰“宇宙大法”,他们的存在价值是有着“宇宙力量”的支撑,因此他们的历史也是“宇宙”的性质。李洪志先生曾经说过:法轮功所修炼的“气功是史前文化”,“在史前的一个时期广泛渡过人”(《转法轮》)。问题有可能是这样:这种属于“史前史”的历史同我们民运人士世俗的以年、月、日为计量单位的历史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因此,这就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以下的问题,即我们这些政治生活中的人的精神是绝对上升不到法轮功那样高的“层次”之上的,我们是得不到“宇宙的力量”,也不可能用我们世俗的眼睛去观察“史前”就已经存在着的事物了。我们不但是历史中的人,而且是世俗历史中的人,我们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也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种普通的政治制度。这一切决定了我们所信奉的那种历史观就不能带有宗教色彩,也不应当是“气功”式的。 正因为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忽视了上述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反对共产党的时候没有看到我们同想法轮功不同的出发点和立场,想借用后者的方式去反对共产党——这就完全不对的了。法轮功修炼者是站在“宇宙大法”的立场上审判共产党的,而这样的立场我们民运人是站不了的,我们只能是站在“政治”的立场批判共产党,因此,我们的批判就只能够具有“政治”性质,并且这样的批判价值也不应该超越“政治领域”。 如果我们稍梢具有宗教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任何的一种宗教虽然都有历史,但是宗教中的任何种类的神却都是没有历史的。《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传道时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对我们很有教益。当犹太人在把耶稣看成是“鬼附着的”人的时候,就用他们所信奉的亚伯拉罕来企图压耶稣,逼着问:“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耶稣回答说:“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听到耶稣这样的话,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从这样的话中,我们就会发现神其所以不同于人,就在于他没有历史,而历史总归是人的历史。所以任何一个宗教的团体,如果持一种非人的历史观,那一定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非难的;但是,作为政治性质的民运人士团体,怎么能够在现代的条件下向某种宗教的历史看齐呢? 我们民运人士的本来都有着一段“异议者”的经历,因此,我们的历史观原来就比较薄弱,再加之我们是被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逼上梁山的人,所以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观是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因此,我们往往就会同共产党人一样地非常容易的步入“历史否定主义”的道路;而在这样的道路上,我们只承认自己“反对”共产党,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反对”共产党时所使用的方式是共产党式的。在意识的层面上,我们可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潜意识中立着这样的一条法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庶几,我们的行为的意义只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内容,那么,我们也许不需要更多和更复杂的东西,仅仅这些就已经够用的了,只是我们反对共产党的目的被维系在最终建立中国民主制度这样一个更大更崇高的目标上,所以一种很简陋的“反对”共产党行为是不可能奏效的。道理很简单:我们是历史中的人,不能没有历史而存在。 (二)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却失去了自觉的历史观 把1979年中国异议运动之后的历史看成是我们目前进行着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这样的看法是没有什么错误可言的,也是一个基本上正可取的研究中国民主运动历史的方法,但是如果把这种“方法”所造成的时间绝对化,认为这个开端和此前的民主运动历史和民主革命的历史没有联系,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东西,那就完全的错误了;而这样的错误在我们目前的民运队伍中又是一种“主流”性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很值得警惕。 现在,海外民主队伍中的大部分人认为我们的民主运动同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革命有关系,是这种革命的继续——这一点可以说存在着共识,但是与这种情况相关的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处理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历史,在许多人的看法中,上述联系的中间部分——共产党革命战争——应该从联系中间去掉,就好象我们在剪辑卡通片时,把那些我们认为不必要的画面从中给剪掉一样,恰恰在历史学中,有一派被荷林武德称之为“剪刀+糨糊”的历史学派,现在我们就属于这样的人。无论怎么说我们同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联系的中间的部分实际上现在了“空白”,而真正的历史却没有这样的“空白”,它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因此一个“空白”的历史只是我们历史观的产物,和真实的历史是两码事。历史没有“空白”和历史没有“错误”是一个意思,所有认为自己提出了“空白历史”或者“错误历史”的人,恰恰是被非历史主义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人,这样的人是永远完成不了“历史使命”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在今天肩负着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历史使命”(这显然具有传统的性质),那么在某些方面我们和过去时间中的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所曾经扮演过的那种角色就有了相似之处,尽管在今天的政治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推进着的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最主要的阻力和我们竭力反对的对象。如果说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发现上述扮演“历史使命”承担者的角色的人们曾经以此而欺骗过我们,我们因反对这种欺骗而拒绝承担类似的角色,错误就在于我们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明白没有“错误的历史”的事情不能够混同于有错误的政党和有错误的人这另一种事情。 在这里我们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的错误做一个深刻的批判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导致共产党政治错误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把政治上的阶级与阶级、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扩大”到政治范围之外,从而造成了斗争意义的滥觞。如果说共产党的这种错误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在反对共产党的同时,也就应该严格的把守这个“关口”,使政治斗争不因为我们的反对行为而升级到共产党“阶级斗争”的那个同样的“高度”。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许多言论和行为中,我们甚至表现出了被共产党仇恨主义还要顽固的新仇恨主义,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我们对共产党历史所抱有的非历史式观念而来的。 正因为如此,我个人认为在批判共产党时有两种方法和方式值得区别,一种是历史的,一种是非历史的。前一种批判有助于在批判中建立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且由此而发现人民的历史;而后一种批判只可能导致出如共产党所犯的那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在这种错误的极盛时期,所有的人类真理和所有的历史的正确性都被一些不是上帝而扮演上帝的人的“垄断”行为给败坏了!我们作为民运人士对于这样的错误所包的态度不应该同法轮功修炼者一样,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去对待它,以为我们自己同这样的错误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 在上述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同法轮功修炼者不同,法轮功修炼者没有政治目的,法轮功团体不是政党,他们也不想着要在未来的中国执掌政权,因此他们站在一个纯粹精神的高度而鄙视和蔑视政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今后的时间中犯政治错误;但是,我们就不是这样的了,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有一个追求国家政权的明确的目的,因此我们现在的“准反对党”身份决定了我们要为未来的“执政党”地位而奋斗,于是,我们作为政治中的人和政治中的团体,随时都有可能犯共产党已经犯了的历史错误,正如最近这几天,我在为在汉城即将举行的“九评研讨会”草写发言稿时所说的那样:法轮功是一个社会团体和气功团体,理解它的人都知道它不可能走政治之路,因此那条使共产党“翻了车”的道路法轮功不会走,但是,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就完全的不一样了,我们在今天和明天都注定要走共产党已经“翻车”了的政治之路,因此,在这条路上,我们也可能“翻车”的警惕之心,就不允许我们对共产党的错误抱幸灾乐祸的态度了。 在这篇文章和,如果我们要对论证所涉及到的人物作一个大概的分类的话,那么,法轮功修炼者同共产党人不属于同一类是非常明显的。法轮功属于宗教与气功团体,追求着一个很高的精神层次,不是政治那块“锅巴”可以诱惑的,因此他们可以在精神和思想上同共产党划清界限,于此有关的是他们可以采取一种“彻底否定”或者“全面否定”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在分类上,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就属于同一类,都是政治人物,因此,我们都是特定政治团体中的人,也都是为争取政治权力而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中的人,与此有关的是我们就不可能同他们划清界限,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样的界限是绝对划不清的。毛泽东在生前就是要作划清界限的事情,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光明正大与搞阴谋诡计的界限,试问:他划清了没有?结论是:毛泽东划不清的那种界限,我们也是划不清的,所以我们索性也就不划了。就在我们不想为划清界限而劳神时,民主的宽容性质和多元化的本质就被我们给抓住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想着要从精神上思想上或者道德上“全面、彻底”地同共产党划清界限,那么,我们必然会把自己同共产党所展开的政治斗争“扩大”到精神、思想、文化以及道德的领域,这样共产党已经犯了的错误,我们不就是要重犯吗? 不要认为我们同共产党所展开的这一场斗争的性质是文化的或者就是精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在这一场斗争开始的时候退回到20世纪初的那场由中国知识分子参加的“文化混战”中去,我们就不得不翻那种由孔夫子到马克思的谁也翻不清楚的“历史老帐”了。要知道,我们是政治人士,不是文化或者宗教人士,那种文化、宗教的“老帐”我们即使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弄不清楚的,当然,这样的看法丝毫也不否认我们同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有着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是在政治的战场上同共产党作战的,打的是政治战。如果这个主要的、重要的原则不被我们掌握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这一场斗争中取胜。而要作到这个一点,一个正确的历史观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底,我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承人,民主革命虽然在理论上讲并不必然就是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具体环境下,它演变成为枪杆子式的革命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就事情的本性来讲,枪杆子这东西不拿则已,一旦被人拿了起来就很难放下,非拿到底不可,因此这样的革命发展到最后,就势必走到了传统的武装革命的地步,于是革命本身要反对的东西却变成了革命所要建立的东西了。如果说这里已经埋下了革命失败的种子的话,那么,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事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毛派集团把1949年——1966年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历史当成了“资产阶级”的“错误”东西来批判的行为,就是这种“种子”在共产党内“发芽”的结果。就这样的事情来分析问题,一个僵化到了极点的共产党最高层突然间开放了民主的运动,允许中国人民以“革命造反派”的名义行事的历史就不应当是我们“否定”的对象。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如果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把中国人民比较自由的发表批评性言论和完全自由的政治结社行为以及堂堂正正的反对共产党当权派的行为放到“动乱”的框架中去解释,那么由此种解释所产生出来的“否定”性的历史观就决定了中国民主运动有可能被“套住”,因此在写作《论民主的“解套”》的文章中,我就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如果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有没有历史就不会显得那么的重要,其实呢,历史这东西只是在实现中才能够被看成是历史。正因为是这样,写作了《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才说:“对一名历史学家来说,理解昨天和理解今天是同一个过程。” 当下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推动者,但是当今天的民主和昨天的民主不被我们放到同一过程去研究的话,那么我们扔掉了昨天的民主的行为就等于扔掉了今天的民主,而在这样的行为中,那个“否定”的历史观是要负责任的。 (三)否定性历史观是异议运动的产物,不能指导民主运动 要认识中国民主民运队伍中的否定型的历史观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就得分析1979年中国社会以“自由化”之名为外间所知道的异议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从1966年政治大事变中走了出来的中国人在回过头去思考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定性的时候,首先发现的是毛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错误,如果说在这样的发现中,发现者们没有同时地发现自己行为的本来的意义的话,那么事情就符合常理。道理很简单,发现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任何人和任何集团来说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就会完成的。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如果看出了人民是以“集体”的方式在1966年政治运动失败了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毛的“理论”的现象,那么在对这样的“理论”说“不”的时候却完全是“个人”的,于是在毛的“统一”“理论”的对立面就出现了分散的、零乱的无组织的“个人观点”,这种观点仅仅在“非毛”这一点上才有一致性。但是把这个“非毛”的现象放到7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发生的强烈的“反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中去解读的话,就可以发现异议运动外面的那个看不见的共产党外围控制线。 就表面分析异议运动是自发的、非官方的,但是究其实质它活动的空间是极其有限,因此当这个运动在简单地度过了说“不”时期而向说“是”的阶段发展时,它又一次的因镇压而遭遇到失败。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有可能知道异议运动同1966年政治大造反运动一样在失败之后只留下了一种我们时常所说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需要解说和解读的现象却被我们所忽视,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当成一种现成的东西来对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受到限制的内部的原因。谁都知道今天的民主运动始于异议运动,但是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民主运动只有彻底走出异议运动的圈子才有可能最后的成功的事情关心的人就不多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视民主运动为异议运动,异议运动为民主运动的认识造成了民主运动今天的困境,我们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异议运动是接纳“个人”的,而民主运动只能接纳“人民”。 了解到异议运动的“个人”性质,我们就可以对它不需要历史的问题有一个直观了。当一个人在突然的时间中感觉到自己以前生活在“大梦”之中,那么他的觉醒行为难道需要等待别人吗?在这里觉醒的价值不存在“等待”别人,因此,觉醒者本人的有关他自己“大梦初醒”的感觉自然而然地会把别人(别人的概念在极端意义上可以扩大到“全人类”)看成是对自己利益一无所知的“酣睡者”。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觉醒之前的他个人价值,就可以发现“没有历史”和“错误历史”在他身上所出现的意义重合。在这里,个人在出生之前是没有历史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错误历史”构不成意义的架构,也是不用说明的,于是,觉醒的那一刻构成了“历史的开端”。我在别的文章中把它叫“零开端历史”,这样叫法虽然不很精确,它所要表述的东西却是:“历史只能从我这儿——零——开始”。在这里,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放到这个模式中去理解,也是一点都不错误的。 不要在历史的正面论述中去寻找“错误历史观”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这样作的话,肯定会一无所获,它是一种没有得到表述和论述的东西,是历史的潜意识之类的东西,在外表上它往往戴上了“进步的历史观”的冠冕,认为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进步历史观”。今天,我们在认为自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打翻在地”的话,那么千万别以为我们就可以同我们以教育的方式得来的上述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其实,在这里我们的主观意识和潜意识是冲突的。可不是吗?当我们把56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56年的中国人民历史捆绑在一起,并且认为这是一回事,应当“彻底否定”的看法和做法同毛泽东用“文化大革命的10”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1949-1966)”,邓小平用“改革开放”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10年”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有在“彻底否定”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历史的进步——就是否定型历史观的要害。今天这样的要害性历史观表现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的越彻底越好”,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共产党在极红的年代也没有把中国人民“改造”成为他们所需要的那样的人,他们的“彻底反对资产阶级”的行为使他们自己倒变成了中国社会上“最大、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在这里,一个潜在(1966年以前)的和具在的(1966年)人民反对共产党的行为被我们的“否定”的做法给放到了非价值的那一边了,这该是多大的错误啊。在人民根本没有“共产党化”(这固然是共产党的目的)的年代里,我们却预设了一个已经被“共产党化”了的人民。此处,错误到底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我们自己,还是请读者们自己来说吧! 说到这里,如果有人认为我把批评和批判人民的人放到了“错误人群”中去了的话,就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作为一个现代人不是不知道人民是可以批评和批判的。在自由的意义上,因批评和批判人民而出名的近、现代作家们的名字清单是读不尽的。最著名的有巴斯卡、尼采,在中国有鲁迅、伯杨等人,至于在他们之后的那种许多的数也数不清的人我就用不着说了,我们能够把这些人看成是“错误的人”吗?不,不能,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如果人民真的象“上帝”一样地容不得批评,那么自由的明灯肯定会面临着灯尽油干的危险。把这种纯粹理论上的事情同那些发达的民族的历史相对比,哪一个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和实现中没有出现一批用犀利的言论之鞭鞭打本民族的杰出人物呢? 就言论自由的观点来看,任何人对任何事物都享有“说不”的权利,包括上帝在内。如果说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有一个建立自由言论的目标的话,那么对人民“说不”的人的权利在民主的制度中得到维护就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因此今天,在中国人民要求民主的运动中我们反对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声音就没有任何的道理和理由,但是当我们站在了民运人士的立场上,并且在讨论我们民运队伍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反对民运人士对人民“说不”却是民主运动内部的一条政治原则。这条原则并不是纪律,它需要靠民运人士的自律来坚持,而自律的关键就在于民运人士的道德要求民运人士要尊重人民。 我的上述话如果引出了下述的反驳,情况又会这样呢?即在共产党社会中人们不也是常常听到“人民是上帝”这样的话吗?所有的共产党人也不是都曾经不允许以任何的方式公开地批评人民吗?哪怕这种批评的方式是“捕风捉影”的或者是揶揄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难道这样的对待人民的态度就是真诚的或者可取的吗?其实问题的焦点在于:共产党的历史观中没有人民的历史。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历史观的本质是把人民当成了“历史材料”之类的东西来看待,而把自己作为有资格“运用”这些“材料”的“主动的人”。在共产党的历史中,整个的内容也不过是“主动的共产党人”“加工”和“制造”“历史的材料”(被动的人民)的过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的开始,把人民归附共产党以前的历史看成是“错误历史”或者“零历史”的话,共产党历史观中所具有的非人民的性质就是昭然若揭的了。也正是从这样的一点为突破口,批判共产党的非人民历史观,才会建立起我们民运人士的历史观。否则,我们用从共产党那里学习来的方式去对付共产党,我们即使最后地战胜了共产党,自己也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一个民主的历史观不是人民的历史观——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够想象的。(见拙文《论民运人士的人民观》) 现在谁都知道民主的运动需要指导,但是在指导民主运动的思想中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人民历史观作为后盾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许多人却没有注意到。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不是共产党官方的运动或者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的运动这一点用不着我作什么说明,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必然的意味着它不经过人为的努力就可以转变成为人民的运动。而在我们的努力之中,一个正确的人民观和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时间,我写作了《论民运人士的人民观》一文,文章的中心的论题强调在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前,现今的民运人士不应当立即终结充当传统的“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尽管在在一个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完全地退出的角色中。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联系到本文的内容,那岂不是说民运人士历史观的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如何处理人民在奴役状态中的这一段历史。念起我们中国异议人士、民运人士都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学校教育中接受教育的这个事实,共产党历史观在我们思想中的残留就是我们应该警惕的问题,如果说在这里我们主观上想同这样的东西划清界限,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决裂”那样,我们不能不作到这一点,究竟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中国人民的历史观主要是从专制主义的教育中得来的,因此,即使在某一个时间上,我们想要同它“划清界限”,也是很难作到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观虽然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宣布了在历史上人民反抗和造反的正义性(就这一点来看,它好象不是“零历史观”),但是这种历史观因具有一元的特征而把此一元出现之前的历史已经放到了“零”的那一栏中去了的行为已经同“零历史观”很难区别开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观的支配下,全部历史的价值就维系在那唯一的一元因上面了;而这个一元因素的价值也就十分自然地转化为历史的价值。 上述的观点如果被读者们所理解,那么我们认为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中国人民的历史因共产党的错误而错误不就是还没有跳出“零历史”的范围吗?我的看法是共产党的统治是错误的,这一点应该是千真万确的,毫无疑问的,但是人民受统治的历史却不能够同时是错误的。如果认为人民遭受统治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用“错误”来兑换“历史”就是问题的焦点。在这里,统治是错误的,但是统治的历史却不能被理解为错误的。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这一点也许没有大的错误,但是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实现”却是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因此虽然可以说,世界上没有错误的历史,但是对历史的解读或者解读历史时所使用的历史观却往往避免不了错误。 在这里,我认为我们中国人虽然不一定都知道或者都读过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但是那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已经把此书中的一元论历史观的观点当成了不变的教条,因此我们民运人士的历史观之改变就必须要从打破这个“一元论历史观”开始,可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没有作到这一点,相反我们倒是把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历史,包括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当成了“一元”历史,并且用“一元论的历史观”去反对它,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被共产党的“一元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成为“一元”历史的东西本身却是一个多元化的存在物,在这个多元化的存在物中,共产党历史仅仅是其中的“一元”,而不是历史的全部。因此,这个“一元”的错误并不足以使与之共存的多元的历史的错误。也就是说,在这个共产党专政的时期中,我们受到了专政的事情并不是错误的,它是一种历史的事实,有着历史的原因,也是一种历史的遗产,而我们要求民主的行为就是要从这样的历史中发现价值。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为就必然地与我们过去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没有发现这期间的联系的时候,我们以为历史都是“当下”的行为没有以往事情的可寻性的看法就可以成立,直到“当下”行为在已经产生了如何应对历史问题的困境时,我们才最后的傻了眼。正因为是这样,在受压迫历史中,我们即使象马克思主义那样地认为无产阶级有革命的权利,我们对这样的权利的认同也还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在流行马克思主义那里,革命的权利随着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建立而事实上被终结,这样以来当“无产阶级革命”在事实上遇到了在非暴力条件下如何进行的可能性时,就有了很不成功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场“实验”了。如果说这场“实验”的过程已经是把实行了“17年”专政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了一个“反动资产阶级”来批判和“打倒”的话,那么一个蛰伏于中国人民中间的真正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意识就第一次的以“合法”的形式给表现出来了。 1966年,当毛泽东在以“打破常规”的行为排除了共产党内的主流看法,认为“人民群众”享有对“资产阶级当权派造反”的权利的时候,毛泽东支持了民主的运动,但是,当他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把中国人民在民主的运动中的自由表现看成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的时就悖离了民主,这样的悖离民主的行为在1969年4月导致他恢复被全国的造反人民所“打倒”、“打烂”了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时,毛泽东就事实上取消和“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到后来,邓小平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公开的“否定”也不过是继此而来的行为罢了,绝不是象“邓小平理论”的鼓吹者们所说的那样玄乎,好象他们那些人真的把中国从“灾难”中救了出来似的。 上面的意思是说,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终结的那个年头上,我们中国人民的民主化运动就已经唐而煌之的开始了自己的存在,只是在这种存在的时间上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因素相重合;也正是出于对这个毛泽东因素的抵制之考虑,我们才放弃了我们的这一段伟大的震惊了全世界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缺失恰恰是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其所以发展不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在最需要历史的时候却拒绝了历史。这样,当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历史在需要自己的统一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中国民运人士们却固守了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把这个时间段以前的那些更伟大的时间中的人民行为给“否定”掉了。事实上在时隔23年之后,当1989年的大学生和人民在判断邓小平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伟大的人民运动“打倒”了的人物的政治性质的时候,“否定”了1966年的人民判断,认为他们这些人也可以容忍民主的运动不就是一个明摆着的错误吗?如果说历史的经验在这里具有统一性质的话,那么1966年中国人民判断邓小平等人是“压迫”人民的、镇压人民运动的“反动派”,那么,1989年的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也许会表现出另外的样子的。 (五)我们背负不起负债式的历史 到今天中国民运人士只抓住了两个时间段:一个是1989年,另一个是1979年。1989年运动的意义已经在中国甚至全世界取得了认同,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的问题。但是任何人只要是认真地、严肃地研究了1989年运动都会发现它是某种传统的继续,因此,当人们对于这种“传统”认识不清楚时,1989年运动的深层的意义就不会被挖掘出来。我们海外民运人士每年都在纪念“6、4”,但是纪念的行为没有寻找出它的历史却是一桩憾事。 尽管“89运动”已经过去了16年,但是运动的真正起因和它的真正源头并没有弄清楚,而它若不被镇压的话,其发展的趋势也没有被充分的估计到。已经弄清楚的是,它在发生的时间上是一场民主的运动,也就是说这场运动如果再持续1个月或者2、3个月,会不会导致像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那样的场面?会不会发生“动乱”等等问题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至于说这一场人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同共产党头面人物的关系(也是一个传统问题)问题,到赵紫阳死后也没有搞清楚。所以,每年一次的纪念活动虽然在海外搞得有声有色,但是国内呢,总是没有引起很大的反映。纠其原因,这固然与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意图有关,但是被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总是没有对这一场伟大的运动作出能够很容易被国内人民所接受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海外民运圈子内事实上能够代表“89运动”的说话的那些人大都是异议人士,因此有关能传递到国内的运动信息可以说是“异议信息”,这样的信息感动不了中国人民,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奇怪。 今天,在海外民运圈子内已经对1979年的自由化运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便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但是这样的认同只是表示或者说明了现在的许多主要民运领袖们大都是这场运动的产物,除过这一点外,它的意义也是含混不清的。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真正的异议运动,它同国外异议运动的区别就在于参与和主导了运动风波的人却具有非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就是说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人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是普通人民中间的“人民代表”,也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时期中所说出来的话,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民语言,表达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民的情感,而其表达的主要方式又在“民主墙”上(“民主墙”是66运动的产物)。至于说这些具有如此人民背景的人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人民的“代言人”那则是有历史可寻找的。寻找的结果如果他们不是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产物”的话,那一定是《西游记》中的石猴出世了。 1979年的异议运动是一场非毛运动,这个运动要“非”的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但是,这个运动的真正的价值不为当时的人们所认识,那就是它在把毛的“文化大革命”论证成为“错误”之后,紧接着要“论证”共产党运动和共产党统治的“错误”,而这样的“精神”上的“造反”事实上就是1966年的“政治造反”的继续。在19966年虽然没有出现“打倒共产党”这样的口号,但是呢,却出现了56年以来的最典型的共产党被“打倒”了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探索”性的人民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必须要以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为前提)就是“79运动”的意义。可见当这样的意义在没有完全地兑现的时候,邓小平就开始了“镇压”。从魏京生被判徒刑,“民主墙”取缔的那一天开始,中国社会的最大的“镇压者”们就已经行动了。所以10之后,发生的那场大屠杀,原本就有一个历史的线索可以追究的。顺着这样的线索我们上朔到1966年,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运动是“反对”“共产党党委领导”的“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事情就提醒我们“6、4镇压”也不是邓小平等人的心血来潮,也是有史可寻的。除此而外,我们要研究和分析共产党未来的“崩溃”的可能性,而无视于1966年这一次最明显的历史性“崩溃”,我们不就是变成了现代的唐诘诃德了吗? 如果我们的历史观不被改变的话,那么依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我们背得起“7亿中国人参与”了“社会大动乱”的历史黑锅吗?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民主运动总是处于低谷而不能够再一次被发动起来,我们的民族背着1966年的“大动乱”的历史黑锅是最主要的原因。可不是吗?你要“静坐、绝食”,人家说你要“搞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静坐、绝食事件多如牛毛;你感觉你个人的力量薄弱,你想去寻找朋友,人家说你“搞文化大革命”式的“串联”;你要成立自己的组织,组织起“高自联”,人家说你要“搞红卫兵”;你看见学生们的“高自联”好象得到政府的默认,你也想组织工人、市民成立什么“工人自治联合会”,人家会说你要成立变相的“工人造反司令部”,至于说你象“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一样地散发传单、写大字报、搞不经申请的游行示威,人家说你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危言耸听的了,这样的运动如果不被“镇压”的话,发展到后来,连赵紫阳这样的党内改革派也会失去权力都不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吗? 到今天为止,“中国不能够发生动乱”的话已经被转译成为“中国不能够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另外的话语了,但是在这样个“话语”中,“文化大革命早期阶段”的“害人”的只有2个月时间的共产党运动运动已经替代了2年零11个月的人民政治解放运动了。在这里,如果历史仅仅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在今天就不会受到这种非常明显的历史的“压迫”,正因为“历史”总是“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因受“历史的压迫”我们在“现实”的民主化运动中就不得自由。 (六)我们可以改变历史吗 历史事件——按照我们的理解它是发生在“过去”时间中的东西,因此,在时间上讲,我们是不能够改变它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要作出诠释的话,那么,可以说“历史具有客观性”。就此而言,我们在过去所说的“历史客观性”的话好象没有错误,只是当我们在把历史性的东西当成了如哲学上所说的“物质”之类的东西时,才犯了错误。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对于那种自己在某个时刻上不喜欢的历史性事件的理解时就应当本着一种“客观”的态度。 如果上面的话的意思可以被诠释成为:我们的历史对我们而言有一种“客观”的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挖掘自己历史的行为就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事情了。事实上,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必然会那样的对待自己的历史,在这里我们的一个“对待”行为即使无意识的,它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同无意义的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见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他的历史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情况就是最值得说明的问题。在现在,当中国民主运动要求一部民主运动的历史的时候,寻找和书写这样的历史本身就是民主运动的一项内容;如果说这项内容因其特殊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就会在它的“过去”的时间中被我们所发现。 可见历史之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东西,因此,我们现在的行为要能够产生出它的理想的结果的话,我们就必须在历史中发现它的最初的存在,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把自己的行为仅仅放在“当下”的时空中去观察,我们就脱离了自己的历史,而这样的脱离行为在某一个瞬间中,我们也许觉得无所谓,但是在需要发挥自己的更大作用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力量枯竭的危机。历史不只是一面镜子,它在更大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力量的泉源。所以当我们在认为我们同历史上的任何人一样“改变”不了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被动的人,因为我们在那个“不可改变”的历史中寻找到了我们的过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国民党对于历史的最近的看法的确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国民党在近100年的历史中有着两次重大的失败:一次是1949年在大陆的失败,另一次是2000年在台湾的失败。第一次失败使国民党放丧失了大陆的权力,第二次失败又使他丧失了在台湾的执政权。这两次重大的历史性失败,不但没有导致国民党的全面的“垮台”,也没有引起国民党的解体。因此,当一个中国历史最长的革命政党在经历了如此严酷的事件的考验之后,依然作为一个政治上坚强的在野党而存在着的现象的确在中外现代政党历史也是很少见到的。最近国民党又改变了同中国共产党不相往来的政策,其主席连战走进大陆,跨越了56年的历史,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在这里,我并不想对这此“胡连会”发表评论,只是我从连战先生在大陆的一系列演讲中发现了国民党的明智而又进步的历史观,我看中的东西就是它。 连战先生在北大的演讲被海峡两岸的媒体总结为“16字愿景”:历史在它转移的时候,没有走错一步。解读这16个字,我们就会发现国民党是怎样的在失败中继续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就从这16个字的字面意义讲,我们把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失败和在台湾的政治失败都反放到“历史没有走错一步”的模式中去研究,国民党怎样对待失败的问题已经是一篇十分要好的文章了。如果说一个民主的意义已经把那些“不民主”的年代中的事情包括已尽的话,那么一部国民党的失败的历史不就变成为一本被他们用民主的方式正面解读着的民主历史了吗?纯粹的战争的失败和纯粹的政党竞争的失败之意义,都可以放到民主的范畴中去理解了。这虽然是一种“向后看”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已经是国民党在政治上前进的一个动力的保证了。若不是这样的话,国民党对大陆的失败充满仇恨,对于在台湾的失败耿耿与怀,那么它就会同历史上那么多的已经被人类埋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的政党一样地被“埋丧”了,那会有大陆一行的风光? 虽然我和许多的民运朋友一样地认为“胡连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垂死的第4代共产党接班人“打了气”,但是我还是不想否认由连战、宋楚瑜所带入大陆的政治民主之风气将会对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起十分积极的作用,更不用说在这样的行为的带动下,陈水扁先生如果有一日也能够由国民党和亲民党共同搭建了的与大陆对话政治平台走进大陆,那么海峡两岸人民的和平的福祉就有可能是馨香以祝的了。 在这里篇文章中,我并不是简单的认为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应该学习国民党的这种历史观,而是说我们在看待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民主的精神,如果说这样的精神一是表现在对于过去了“被压迫”历史的谅解;二是对我们在“遭受压迫”时候的“反抗”历史有一种自觉的认识,那么,民主——这个我们一直不懈追求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的现象就意味着我们最后地脱去了政治蒙昧。这样以来,我们自己的政治进步和我们民族的政治能力的发展,就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了。 民主必须有它的历史,人民因为必须有它的历史,民运人士也必须有自己的历史——这就我这篇文章想讲清楚的又一个问题。 (七)历史与理解 历史不能改变,但是历史必须被研究,必须被理解。我们是在“今天”的时间中研究历史和理解历史的,因此历史就构成了我们“今天”之一部分。我们有着一个昨天,对于这样的昨天,我们即使完全地忽视它的存在,它并不因为我们的忽视它就不存在了。职是之故,我们是为了“今天”而研究“昨天”的。历史表明了我们的“出处”,也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我们的“归宿”,而我们的存在的时间也就是在“出处”与“归宿”之间。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民主的身份民主可以作片面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自己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其实,目前持这种看法的民运人士不在少数。好吧,在这里为了方便其间,我也暂时的持这一种的看法,看一看我们怎样才能够成功的“反对”共产党。我同在韩国的某些朋友们多次的交换过意见,我认为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是一种政治的行为,因此,我们同共产党的斗争也一场政治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我们要能够取得胜利,就应该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因此对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大陆胜利的事情要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是对我们自己能力的一种考验,而在今天,这样的解释在我们民运队伍里是很难发现的,许多人都是用“邪恶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特别是在《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的文章发表之后,这种解释就更是风行一时了。 笔者不同意上述解释,认为那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思想的表现,是共产党教育下的“简单主义”的东西在“反对”共产党的行为中的“再现”。因此,这种解释在批判共产党时不但发挥不了积极作用,反而削减了我们自己的精神,减弱了我们自己的战斗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之前,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的历史观的,他们的所谓的历史观是从俄国人那里“借来”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是一些干巴巴的口号,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沾边,所以是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一点我们就根本没有研究过。我们民运队伍中的许多人,在变成为民运人士后,并没有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毛泽东思想,他们仅仅是用在过去的共产党教育中所“学习”到的那一点点东西应付局面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可以把过去的“好”说成为“坏”就可以的了。其实,这完全是草率而又不负责任的思想,同中国民主运动所要求的那种科学的、严肃的和负责任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出现,表明出了它要解决党内历史问题的意图。如果说在此之前共产党鼓吹的革命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把这个所谓的“崇高”的目标“降低”为“实现社会主义”,又因这个“社会主义”带着许多的俄国色彩,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社会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于是,在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了,而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内容的一个“继承”。除此之外,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毛把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从而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印象,共产党是执意是要“帮助”国民党搞革命的。进一步的解释无非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的牺牲和流血,都不是直接为了“无产阶级”,而是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那种“资产阶级革命”。用《红楼梦》中的话来说,这叫“甚荒唐,到头来为他人家做嫁衣裳。” 以上的论述是说毛泽东为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个“历史”,已经荒唐到了把“红色革命”说成是“黄色革命”的程度了,而恰恰正是这样的行为把一个在20世纪初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小圈子中出现的“共产主义革命”才消化成为几乎和国民党一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东西了。在这里,我不可能展开来评价毛的这种行为,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正是毛的“思想”才把中国共产党那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革命”下移中国这块土地上了,如果说我们要寻找共产党1949年“胜利”的原因,那么,一个事实上没有历史的政党在毛泽东思想出笼之后,就有了一个可以使用的历史的替代品了就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东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样的东西如果也多少的具有民主性的话,那么,共产党的在大陆的“胜利”就不是“历史的阴谋诡计”可以解释得了的。 当然,我认为如果你站在法轮大法的立场上,认为中国共产党一伙人是“邪灵附体”的妖魔鬼怪,你同他们的斗争是正与邪的斗争,你应该运用同妖魔鬼怪斗法的那种方式把他们从地球上一扫而光,你也没有什么错误可言,但是,你是民运人士,你就不能这样的看待问题和对待问题,你同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党,共产党人也是一些犯了错误的人的情况你不能够否认,所以你就不能够把他们这些人当成妖魔鬼怪去看,这就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原则。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中,我们许多人不是这样的看问题,而是认为我们同共产党人是不共戴天的。在这些人的看法中,民主就意味着反对共产党!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简单,在民主的任务中当然有反对共产党的内容,但是民主有着比这更崇高的目标和内容,我们如果用“反对共产党”的这一个单一的意义去包裹它,那么民主的意义就会越来越缩小。在中国,民主必然的意味着是一个大民主,所以,我们目前的那个日益“缩小”着的民主是作不了大民主这样伟大的事业的。 当然,我认为要改变上述的情况应该有一个多元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东西还在于我们的精神和思想要有一个很大的解放;在解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彻底地摆脱“复仇者”、“报复者”和“受害者”的立场和思想,使自己彻底的、真正地变成为民运人士。而要作到这一点,从转变我们的历史观着手却是很可行的。 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我们中国人没有理解自己历史的权利,“教育”施加于我们的历史都是别人的历史,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成熟的主要的标志之一是我们能够独立的发现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在1986年写作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提出了“拥有历史是我们的一种权利”的思想,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我以为在要求民主权利的斗争之中,如果发现不了我们的历史,那么我们的权利可以说不完全的。 200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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