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工作日的黎明之前，非洲西南海岸的沙漠附近都会发生一场晨间迁徙。5点30分，在斯瓦科普蒙德——纳米比亚的一块飞地，这里的历经上百年风霜的古老建筑，依然带有德国殖民者留下的印记——身穿卡其布制服、形单影只的男人们从一些房屋和公寓楼里冒出来，快步走在黑暗中，裤子上的白色反光条纹闪闪发亮。他们不是非洲人，而是中国人。当这些男人汇聚至利伯蒂纳·阿马蒂拉大道(Libertina Amathila Avenue)的一所小房子的时候，大西洋海岸这座城镇的其他人尚未苏醒，利伯蒂纳·阿马蒂拉大道是唯一一个灯光闪烁的地方。

迪兰·邓(Dylan Teng)是最后抵达的人之一。现年29岁的他是一名工程师，留着平头，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看上去有些孩子气。他加入其他人的行列，狼吞虎咽地吃下由馒头和粥组成的早餐——自从在三年半以前抵达纳米比亚以来，几乎每天都是如此。随后，他拿起由公司的厨师准备的一份打包的午餐，在天空仍有星光闪耀的6点整登上一辆大巴。印在大巴上的“CGN”，是大型国企中国广核集团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该公司拥有中国在非洲最大的项目。

一小时后，太阳升起时，大巴穿过一片崎岖的不毛之地，下到哈萨博铀矿(Husab Uranium Mine)，它是世界第二大铀矿，投资高达46亿美元。迪兰·邓来这里已经快有一千回了，但他眼中的哈萨博依然像一座海市蜃楼：一座在沙地上绵延7公里的幻城，有着岩石底层上挖出的两个巨大的露天矿坑，以及一家在2016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生产出自己的首批“黄饼”的加工厂——以八氧化三铀为主要成份的“黄饼”，可被用于生产核电（以及制造武器）。“我们那天举办了一个很大的庆功会，”迪兰·邓说。

迪兰·邓出生于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一个小村庄，是村上少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他对哈萨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它不仅是挣扎求存的纳米比亚经济的生命线——据纳米比亚估计，当这个铀矿于明年全面投产时，会让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5%。它产出的铀本身——几乎全都会被运往中国——还将帮助把迪兰·邓的祖国变成核能领域的一个世界领导者，减少对煤的依赖。迪兰·邓来纳米比亚前在北京工作，那里的天空常常笼罩着源于燃煤污染的灰色雾霾，中国东部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眼下，他正在非洲无垠的钴蓝色天空下为未来而奋斗——他自己的未来以及他的祖国的未来。“我以前从未想到，”他说，“我会来到半个世界以外的地方。”

如今，全球各个角落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吸引力，但鲜有国家能比纳米比亚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这个多风的国家距离中国首都北京大约8000英里，人口约240万，仅仅是北京的十分之一。哈萨博铀矿是近年才被发现的，它所在的那片沙漠过去仅仅因为出产百岁兰而闻名。百岁兰是一种低矮、下垂的植物，只有两片叶子，能活1000多年，是纳米比亚的国花。现在，在短短1000多天里，中国的影响力早已蔓延到了铀矿之外的地方。

就在斯瓦科普蒙德的北边，中国的一个遥测站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它的雷达天线指向天空，追踪卫星和航天任务。在斯瓦科普蒙德以南25英里的沃尔维斯湾，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正在修建一个人工半岛，其面积相当于40个棒球场。这个半岛属于一项庞大的港口扩建工程。附近的其他中国项目还包括多条新公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一个花岗岩厂和一个投资四亿美元的燃油库。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港口川流不息：装满水泥、服装和机械的海运集装箱源源不断地到来，瓷砖和矿产则起航运往中国，有时还会有非法木材和濒危野生动物。贸易活动如此热火朝天，以至于中国提议在沃尔维斯湾建立海军基地的谣言并没有让当地人觉得难以置信，虽然中国官员强烈地否认了此事。

这个位于偏远地区的小小贸易基地让外界得以一窥这场全球投资与贸易狂潮，它或许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波浪潮了。在经济（对资源和新市场的渴求）和政治（对战略盟友的渴望）的驱动下，中国的公司和工人涌入世界各个角落。2000年，只有五个国家认为中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从澳大利亚到美国，已经有100多个国家视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拟建项目的鼓声从未停止：中国首个海外军事行动基地预计在吉布提建立；一条贯穿尼日利亚的高速铁路预计投资80亿美元，；一条近乎神奇的运河横穿尼加拉瓜，预计耗资500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繁荣放缓，但它仍在加速推进自己最宏大的计划：在其“一带一路”——这个名字是指贸易线路——计划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投资1.6万亿美元，用于亚洲、非洲和中东各地的基础设施和开发。该计划将让美国在二战之后向欧洲提供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也相形见绌。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可追溯至60年代。当时，毛泽东主席倡导与发展中国家，即他所说的“亚非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一个字组成的简称——团结一致。尽管贫穷且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但在1976年，中国通过建成一条1156英里长的铁路赢得了新盟友。这条铁路在荒野之中穿行，连通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中国的援助继续渗入，但在近30年时间里没再出现其他大项目，因为中国遵照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指示，把精力集中在国内经济建设上。本世纪前十年，这种情况结束了。北京意识到需要利用外国资源和盟友促进经济增长，于是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现在，如果从上海乘坐红眼航班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你可能会坐在一群中国工人中间。他们的目的地可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赤道几内亚的一个建筑工地、莫桑比克的一个棉加工厂，或是尼日利亚的一个电信项目。过去20年里，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增加了40倍。这些工人和移民正在实现中国的全球愿景，如今他们在非洲随处可见——有人估计他们的人数高达100万——以至当我和妻子走进亚的斯一家湖南餐厅，几个面色红润，吃着回锅肉的工人脱口而出：“啊，老外来了！”指出他们自己也是老外似乎有些无礼。

中国向前推进时，西方似乎正在撤退。冷战期间，对于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来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充当着它们的代理人角色。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这些地方的介入就减少了。中国的崛起和中东的战火也分散了美国的资源与注意力。现在，随着华盛顿在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全球协议方面遭到质疑，北京也有了更多砝码，可以推动自己的计划，并彰显自己的全球领导力。特朗普总统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的不屑，正好令北京的贸易提议变得更加诱人，这些提议都是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特朗普政府相对而言的不关注肯定给中国制造了可以填补的空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China Policy Program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主任、2013年出版的《中国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一书的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一个局部大国——只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关系”。

但对纳米比亚这样的国家来说，中国的推销可能无法抗拒。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有着团结一心的历史渊源。北京曾支持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反抗种族隔离与南非白人统治者的解放斗争。60年代初，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简称Swapo）领袖山姆·努乔马(Sam Nujoma)曾访问北京，寻求武器和资金。当纳米比亚最终在1990年初宣布独立时，中国成为其最早的外交盟友之一，宣布两国是“全天候的朋友”。（暴力镇压1989年的民主运动后，北京也渴望获得盟友，以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除了把自己的历史作为摆脱贫困的榜样外，中国还提供无附带条件的资金。不同于西方的援助，这些资金不以诸如人权、廉政或财政紧缩这样的细节为条件。“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因为它让我们在西方——不管是南非还是西方世界——主导的议程之外，第一次真正有了其他选择，”纳米比亚财政部长卡勒·施莱特魏因(Calle Schlettwein)对我说。“中国人说，‘我们想让你们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什么。’”但他说，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条件。“他们想要对一切事务事实上的绝对控制权，因此很难产生一种真正有帮助的形势。”

中国领导人坚称它的影响完全是有益的，是在全球实现他们所说的“合作共赢”。中国公司正在这里修建公路和铁路、港口和管道、矿井和电信网络，的确，如果没有他们，这些项目或许永远修不起来。哈萨博铀矿由中国广核集团的子公司持股90%，纳米比亚政府持股10%，中国的投资正在为该国抵御经济衰退贡献力量。“我们帮助纳米比亚取得了政治解放，”夏丽丽（音）曾是中国的一名外交官，现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一家中国公司担任高管，她说。“现在，我们正在帮助它争取经济解放。”

然而，对一些纳米比亚人来说，中国的大量贷款和投资看上去不太像自由，更像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基础设施受到欢迎，但是，尽管中国提供的贷款让相关项目成为可能，它们也让经济背上了债务，并且对降低该国接近30%的失业率几乎没起到作用。此外，过去几个月里一系列涉及中国人的丑闻，包括逃税、洗钱和偷猎濒危野生动物，使本地人对这支看上去可能是以榨取资源为主的外国势力感到失望：他们把铀、木材、犀牛角和利润运出纳米比亚，却没有惠及当地民众。因为种族隔离的遗留影响，纳米比亚是全世界经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月，温得和克一家报纸在头版上用一幅插图刻画了这种日渐强烈的情绪，画面上，一条金色的龙正在吞食纳米比亚国旗，标题是“用纳米比亚喂中国人”(Feeding Namibia to the Chinese)。

中国正在给世界带来什么改变？这个问题常常被设定成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救星，是唯一一个投资它们未来的世界强国吗，抑或当前只是新殖民时代的黎明？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误导性的。和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在纳米比亚，这两种叙事令人不安地同时存在着，不可能理清。“你可以说中国是非洲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周播节目《中国在非洲播客》(China in Africa Podcast)的主持人之一埃里克·奥兰德(Eric Olander)说。“美妙之处就在于这其中的错综复杂。”

餐厅鲜绿色的水泥外墙上挂着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夜上海”。餐厅里面，吃午饭的人群已经离去，只有六名中年中国男女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其中就有餐厅老板詹姆斯·沈(James Shen)和他妻子罗丝(Rose)。他们一边剥虾，一边尽情吮吸着虾壳。没人说话。墙上的平板电视上播放着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一则特别报道。报道激动地描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当海面上出现两排爆炸时，罗丝喊了起来，“哇，我们国家这么强大！”

这对夫妇的餐厅位于沃尔维斯湾，这座港口三面都被纳米比沙漠环绕着。有人认为纳米比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詹姆斯和罗丝在早期中国移民浪潮中前来。他们在20年前来到非洲，之后再未离开。背井离乡的华人在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些地区站稳脚跟，然后繁荣发展，这种历史颇为悠久：从北极的西伯利亚冻原到安第斯山脉深处的矿业城镇，我在各个地方都碰到过中国商人。在非洲，像詹姆斯和罗丝这样的企业家发现了一个新边疆。这里有很多空间、自由和机会，就像早期移民在美国西部所看到的那样。“我丈夫来考察生意，他爱上了这里的广阔空间，”罗丝告诉我。“但我们首先还是中国人。”

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中国移民一样，他们先是开了一个小型夫妻店，在货架上摆满了用集装箱从中国运来的廉价服装、鞋履和箱包。那家名为“詹姆斯和罗丝”(James and Rose)的商店现在依然矗立在沃尔维斯湾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处，但他们的生意如今已经扩大到一家酒店、一家餐厅、一个卡拉OK厅、一家按摩院和一个贸易公司。如今，纳米比亚几乎每个镇都有这种中国人开的店——在整个非洲，这种店铺数以千计。

温得和克的中国城位于该市工业区内，一系列长方形仓库里开着数十家店铺。前不久的一个周日，纳米比亚人拖家带口地在店铺之间的过道里溜达，对着各种商品讨价还价，从冒牌耐克(Nike)鞋和塑料儿童玩具，到太阳能电池板和二手手机。一名男子对我说，他喜欢这里低廉的价格，但他也抱怨这些商品质量不好，此外还对本地服装行业造成伤害。中国房地产企业家吴乔侠（音）是靠北部奧沙卡蒂镇的一家简易小店起家的，他对这种指责不屑一顾。“我们来之前，纳米比亚很多孩子甚至连鞋都没有，”吴乔侠说。“这里的人什么都需要，是我们廉价卖给他们的。”

黄跃权是纳米比亚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移民之一，他把一个小型纺织企业发展成了一个采矿、房地产和贸易企业集团。待人热情的他现年49岁，来自距上海西北大约两小时车程的南通市。近20年前，黄跃权来到纳米比亚。从早期，他就从中发挥作用，把毗邻安哥拉边境的宁静小镇奧希坎戈变成了一个繁荣的中国贸易中心，以他的产业为支柱。因繁荣的石油生产而致富的安哥拉人大量涌入，用美元，有时是钻石，购买立体音响和SUV这类东西。油价的暴跌把奧希坎戈变成了一座鬼城。但是，通过他的太阳投资集团，黄跃权已经经营了多种利润丰厚的企业，包括一家矿业公司。该矿企已在哈萨博附近发现了其他铀矿。

黄跃权的成功，部分来自和纳米比亚的政治精英建立关系。自纳米比亚独立以来，前身是游击队组织的纳米比亚人组党(Swapo)一直主宰着该国的选举。这种稳定受到了中国统治者以及希望建立长期关系的企业家们青睐。黄跃权说，纳米比亚国父山姆·努乔马是“我的特别顾问”。2014年竞选期间，黄跃权和纳米比亚人组党候选人哈格·根哥布(Hage Geingob)（时任总理，现任总统）出席了一场晚宴。据本地的报道称，在晚宴上，这名中国商人承诺向根哥布所在的政党捐款100万纳米比亚元——大约相当于九万美元。（黄跃权否认了这一报道。）

黄跃权的朋友更愿意强调他通过自己创办的慈善机构“纳米比亚华人爱心组织”(Namibia-China Loving Heart Organization)，为东道国做出了多少回报。（我去采访时，黄跃权不在纳米比亚，但他授权两名副手代表他接受我的采访。）过去七年里，黄跃权的慈善机构向纳米比亚学生发放了逾200万美元的奖学金，供他们去中国上医学院（当然，是在南通）。然而，部分批评人士说，一些接受黄跃权善款的人并不是穷学生，而是统治精英的子女。此外，本地媒体去年曝出，在根哥布2014年当选总统之前，黄跃权控股的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其他股东是根哥布的家族信托基金和他的前妻。黄跃权和根哥布试图在媒体上撇清与对方的关系，根哥布也宣称没有对该公司的经营控制权。但黄跃权的朋友对他巴结权贵的做法感到担心。“我一直提醒杰克（Jack，黄跃权的英文名——译注），”一个偶尔和黄跃权打交道的商人说。“不要离火太近。会引火烧身。”

生活在纳米比亚的中国人的具体人数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目前没有权威的数据，合同工人数的波动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去年秋天，纳米比亚内务部称纳米比亚生活着10万中国人，相当于该国人口的4%，这个数字引起了警觉。根据更保守的估计，中国人的人数在一万到两万人之间。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纳米比亚和所有发展中国家，老一代长期移民正在被中国新移民所超越：这些新移民是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他们去国外是为了获得经验，并且赚一小笔钱，之后就会回到中国。“我们属于最先来的，”罗丝·沈说，“但现在到处都有中国人。”

年轻电信工程师肖恩·郝(Sean Hao)在温得和克工作，他也是这个移民群体中的一员。他在中国中部省份陕西的一个窑洞里长大成人，从没有人想到到他的足迹会踏出村里那片枣园。但肖恩·郝考上了大学，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他在中国一家大型电信公司从事网络安装工作。当时，他租住在月租仅为15美元的房间里，把500美元月薪的一大半攒下来，但这笔积蓄仍然不足以买下结婚所需的公寓。由于政府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一套公寓被视为男人吸引女性与自己结婚、避免成为光棍的先决条件。但对于一个在窑洞里长大的年轻男子来说，房产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当一名猎头告诉肖恩·郝，非洲有一个工作机会，月薪超过6000美元的时候，他以为自己遇到了骗局。“我寻思他们肯定是贩卖人口的，”他笑着回忆。这个工作邀约是真实的，但工作地点在尼日利亚，他觉得不太安全。于是，肖恩·郝签了另外一份工作合约——在安哥拉建设电信系统，月薪5000多美元，是他以前工资的十倍还多。在非洲工作了一年以后，肖恩·郝为一套位于中国中部城市西安的公寓交了首付，并让女友的父母相信，他的财务状况足够安全，可以和他们的女儿结婚。肖恩·郝和妻子很快就生了一个女儿，但由于他在非洲工作，女儿长到15个月大的时候，只和他相处过一个月。“她甚至都不认识我了，”他说。他在纳米比亚找到新工作以后，妻女来这里和他团聚，但寂寞的日子只撑过了一年，她们就回国了，留下肖恩·郝一个人，在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与留在纳米比亚赚钱的机会之间犹豫不决。

3月末，一个温暖的周六夜晚，肖恩·郝与十几名中国同事聚集在温得和克“乔的啤酒屋”(Joe’s Beerhous)的茅草屋顶下。其中两个男人在短期工作合约到期后即将返回中国，这群人一杯杯地喝着德式啤酒为他们送行。我赶到酒吧的时候，已经有三个男人喝得不省人事，头伏在桌子上，还有几个人喝得东倒西歪。被指定当司机的肖恩·郝几乎滴酒未沾。庆祝同事回国让他陷入了沉思。“我也想回家，”他说，“但在中国找不到工资水平哪怕是和现在接近的工作。”

（请继续关注《纽约时报》系列报道《中国式新殖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