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女性获和平奖的意义

                                （瑞典） 茉莉

庄严的红地毯，伸在希林·艾巴迪－－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穆斯林女性脚下。穿着淡黄色套裙的艾巴迪，镇定地踏上红地毯，走向挪威奥斯陆的颁奖大厅。大厅内，美丽的鲜花怒放，人们翘首以待。

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眼里，这条为艾巴迪而铺的红地毯，是一座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对东方穆斯林世界表示友好的一个象征。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丹伯乐特·麦佳斯，激动地迎接这位来自伊朗的诺奖得主。他们握手了，大约握了四、五秒钟的时间。各国电视现场直播，迅速地把这一镜头传遍大半个地球。瑞典报纸的标题是：《这是一个对于和平和正义非常重要的握手》。

我守在电视机旁，注意到艾巴迪握手后那略为紧张的神色。任何了解这位女士的敏感处境的人，都不会不明白，她面临着多么大的威胁。她，一个穆斯林妇女，如此在外抛头露面，没有按照伊斯兰服饰教条戴头巾，而且还和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握手。在德黑兰的伊斯兰什叶派宗教领袖眼里，艾巴迪和西方男人公开握手的镜头是羞耻的，是严格的伊斯兰教规所不能容忍的，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这个受腐朽西方文化影响的伊朗女人，是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美国国防机器干涉伊朗内政的险恶阴谋。

与穿黑长袍的德黑兰宗教领袖针锋相对，在奥斯陆颁奖大厅的外面，来自伊朗的库德人、左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的伊朗流亡者正在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着“反对伊朗什叶派阿亚图拉政权”的口号。有不少流亡北欧的伊朗难民表示了对艾巴迪的不满，他们指责艾巴迪没有像他们一样坚决地反抗伊朗当局。更有甚者，挪威的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扬言要杀死艾巴迪，因为这个女人居然接受有基督教背景的诺贝尔奖。

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在寥寥无几的穆斯林获奖者中，就曾有过埃及作家马尔福兹遇刺受伤的先例。1988年，阿拉伯文学的一代宗师马尔福兹来到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提倡宗教宽容的作家，真诚地相信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原本是兄弟，因而在诺奖演说中为一切受难者呼吁：“拯救南非被奴役的人 ！拯救非洲饥饿的人！拯救遭受枪击和酷刑的巴勒斯坦人！ 拯救伟大精神遗产受到亵渎的以色列人！…… ”一句“拯救以色列人”的良心呼吁，使马尔福兹成为穆斯林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

因此，尽管艾巴迪和其他专制国家的人权人士一样，是一个长期面对威胁、却从未被威胁吓倒的人，但她不能不在奥斯陆谨慎地选择她的措词。她既不被伊朗的极右保守派所容忍，也不讨激进左派喜欢，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对她的热烈赞颂，使她的处境更为敏感。她的处境，是目前伊斯兰国家少数民主改革派的处境，他们步履沉重而且艰难，但其努力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展示了世界和平的希望。

诗意盎然沟通东西方文明

此次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麦佳斯的颁奖词，是历年来诺奖致辞中少有的感情充沛、文采盎然的一篇。自从宣布把和平奖授予艾巴迪，世界各地反响热烈，大多数人赞赏这是一个雪里送炭的好选择，将给予伊斯兰国家的人权工作者以鼓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祝贺阿卜迪获奖并称赞她是有勇气的人权斗士。 不久前把伊朗和伊拉克、北韩一起划为“邪恶轴心”美国总统布什，也专门发表谈话向艾巴迪祝贺，美国国务院称许伊朗人权活动家得奖实至名归。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为此感到很高兴。他们相信,这一次和平奖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颁发给了正确的人选，认为在鼓励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方面，此次颁奖具有重大的价值。麦佳斯的演讲一开头，便引用了诺贝尔委员会在今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公报中的第一句话：“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希林·艾巴迪，由于她为民主和人权所做出的贡献。她尤为关注妇女和儿童权利，并为之努力。”

然后，麦佳斯表示了授奖单位的期望：“我相信这个公报改变了你的人生。希林·艾巴迪，你的名字将在和平奖的历史上闪耀。我们希望，这次颁奖也将在你心爱的祖国－－伊朗激发改变现状的灵感，那里的人们像世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需要聆听你清晰的声音。”

大概挪威人也意识到，颂词里的这句话：希望颁发给艾巴迪的这个奖能够激励她心爱的祖国的变革，必定令德黑兰的强硬派宗教人士深恶痛绝。于是，麦佳斯强调，自由、公正和对人权的尊重是人类普遍价值，不论何时何地，都需要艾巴迪这样警醒的、富于批评精神的捍卫者。

如何证明保护人权也是伊朗民族自己的传统呢？想必挪威人在颁奖盛会之前，补上了一堂伊朗历史文化课。麦佳斯在其颂词里，旁征博引了古波斯（现伊朗）著名诗人的诗句。他说：

“一个伟大的波斯诗人鲁米,伊朗人喜欢称他为‘莫乌拉维’，生活在十三世纪。在他的巨著《神圣的玛斯纳维》中，有一首小诗描述一个痛苦不幸的人被残暴的龙所攻击，一个英雄的拯救者在最后一刻冲上去。鲁米评论说：世界上这一类救助者，他们冲上去拯救所有的哭泣者。就像怜悯他们自己，他们冲向所有呼救的人。他们不可能被收买。如果你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为什么你来得如此迅速？’他或她会说：‘因为我听到你无助的声音。’

“另一个伟大的波斯诗人沙蒂，他也生活在十三世纪，伊朗南部的设拉子，在他的著名作品《玫瑰园》中说，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的人，是背叛真实人性的叛徒。”

麦佳斯因此认为，此次获奖的艾巴迪和伊朗人民一样，代表了沙蒂和鲁米的优秀的人道主义传统。“你既是领路人，也是架设桥梁的人。你努力和人民一起跨越各种文化、种族和宗教！这是你的显著特点。”“亲爱的艾巴迪，你在精神上年轻，你拥有巨大的才能。你有一颗火热的心。你是勇敢的。我们钦佩你的贡献。这世界需要你！”

为了表明东西方文化是相通的，麦佳斯还引用了挪威诗人Arne Paasche Aasen的一首小诗《你们的青春》：

世界正在哭泣：我们需要你的心,

你的天赋，你的闪光的精神！

你被赋予青春，永葆青春

奉献你青春的全部力量。”

热情赞颂艾巴迪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非常理解，艾巴迪“也许盼望有更多的祝贺来自祖国的执政者。”然而，对蔑视女性的伊朗宗教政权来说，这样一位经常批评穆斯林国家以宗教名义践踏人权的女性获奖，是大为尴尬的。伊朗的官方媒体只做了简短报导，政府发言人也只是简单道贺。而伊朗总统哈塔米在获知艾巴迪获奖后，整整沉默了四天，才在出席国会会议后稍加表示：“当然我对一位同胞获得如此成就感到高兴。”然后马上泼一瓢冷水，说：“诺贝尔和平奖并非很重要，真正重要的乃是科学和文学奖。”

哈塔米总统和伊朗的宗教领袖一样，感受到艾巴迪获奖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因此对艾巴迪发出警告：“我希望出生自宗教家庭且已表达热爱伊斯兰的艾巴迪，会小心留意伊斯兰世界以及伊朗的利益，勿让她的成功遭任何人利用。”“诸如美国和以色列等强权，才是违反人权最严重以及对和平构成的最大威胁，我希望诺贝尔桂冠得主勿忘却此事。”

继承古波斯居鲁士大帝的遗产

轮到艾巴迪上台致获奖演说时，我看到她紧张的神色松弛下来，开始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法官，为了人权抗争多次出入监狱之门。艾巴迪善于用言辞鼓舞他人。

诺奖得主马尔福兹遇刺的命运前车可鉴，艾巴迪无法将伊朗宗教领袖的上述警告置若罔闻。因此，她似乎在这次演说中采取了稍加平衡的政策，既批评一些穆斯林国家歧视妇女的人权问题，也批评了西方对待关押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塔利班战俘的做法，并指责联合国的双重道德，即一些决议被执行，另外一些不被执行。

然而，想要在获奖演讲中说点真心话，却又一点也不刺激伊朗当局，几乎是不可能的。艾巴迪的演说惹恼德黑兰权势者的一点是：这位诺奖得主居然宣称，她继承的是古代波斯国王居鲁士的精神遗产。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波斯人崛起，英明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巴比伦后，发表了著名的“居鲁士诏书”，对于被征服国家一律采取宽大的政策，所有流徙的人民（包括巴比伦的犹太人、叙利亚人等）有权供奉自己的神像。古波斯帝国的这种宗教宽容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友好与融合。

艾巴迪在奥斯陆的演讲台上，就这样从容道来：“女士们，先生们，让我谈一些有关我的祖国、地区，文化和信仰。我是伊朗人，是伟大的居鲁士大帝的后裔。这位绝对的君王曾经在二千五百年之前的权力巅峰时宣告：‘......他将不统治那些不希望他统治的人民。’他还承诺，将不去强迫任何人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保证给予所有人自由。伟大的居鲁士诏书，不但是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应该视为人权历史资料加以研究。”

她自豪地昂着头，回顾本民族光荣的历史功绩。如此强调自己的波斯渊源，看起来似乎是很爱国，很民族主义的，然而，这在现在的伊斯兰伊朗共和国，却是违反“政治正确”的。自从伊斯兰革命后，强硬派宗教人士控制伊朗，在二十五年间，实行了严厉的宗教统治，当局甚至可以“背叛伊斯兰教”的罪名判人死刑，和居鲁士大帝的宗教宽容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伊朗人民已经受够了，他们和艾巴迪一样，怀念古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时代。

就连奥斯陆的颁奖大厅，此时也变得波斯化起来。由六个男人、两个女人组成的民歌队，在颁奖大厅里弹拨着波斯传统乐器，他们时而悲哀，时而欢乐，唱着奏着动人的波斯民歌。

对伊斯兰的正确解释是尊重人权

不管是接受采访，还是诺奖演说，艾巴迪都自豪地强调自己是一个穆斯林，强调一个人可以在做穆斯林的同时，支持民主和人权。这几乎是她多年来用其理论和行动，反复说明的一个观点：伊斯兰教与人权观念并行不悖。 这正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所要鼓励的：在以伊斯兰名义的暴力事件泛滥之时，艾巴迪是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她证明暴力并非伊斯兰教的本性。

艾巴迪认为，不同的文化会有差异，但根本的价值却是一致的。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一样，是尊重人权，具有普世性的。诺贝尔委员会因此称赞说：“她是一个理性的穆斯林。她不认为伊斯兰和基本人权相抵牾。对她来说，重要的一点在于，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之间对话，应当作为它们共同价值的出发点。”

以自己对宗教教义的深入研究，艾巴迪得出结论：侵犯人权（包括剥夺女权）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教的问题。她在演讲中说：“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先知的最初的传道是以‘背诵’一词开始的。《古兰经》是凭笔和它所记录的文字起誓的。这种方式，不可能和知识、智慧、观点和表达自由以及文化多元主义产生冲突。在伊斯兰国家，妇女被歧视的困境，不论是民法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文化公正领域，并非根植于伊斯兰教义，而是根源于社会上流行的家族式和男权控制文化。这种文化不容忍自由和民主，正如他们不相信男女有平等的权利。”

艾巴迪坚持认为伊斯兰本身并不歧视妇女，把男女平等视为真主的希望。她经常鼓励穆斯林妇女为自己的权利坚持抗争，她说：“不要认为你们社会地位低下。去争取教育的机会！努力完成人生领域的各种事务。真主创造我们是一视同仁的，力争平等地位，就是做真主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和一些优秀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一样，艾巴迪反对把伊斯兰文明等同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她认为伊斯兰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暴力的。从人类各民族的和平共存和多元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问题，她认为伊斯兰和西方文明并非你死我活的两大阵营，而是有许多相互认同与分享的地方。她不点名地对杭亭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了批判，说：

“有人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或者为这一地区开出了战争和军事干涉的药方，并且以南部地区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上的萧条不振，来证明他们的举措和观点。对于这些人，必须指明的是：如果你们认为国际人权法，包括决定其自身命运的国家或民族权利，乃是普遍适应的话，如果你们认为议会民主拥有高于其他政治体系的优先权的话，那么，你们就不能自私地轻蔑地仅仅考虑你们自己的安全和舒适，要使南部各国也能享受人权和民主，同时保持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就必须由联合国在尊重未来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基础上，首先强调对新途径和新观念的探寻。”

为什么至今为止，穆斯林国家尚未出现一个很讲人权的民主国家？艾巴迪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因为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权势者害怕民主，他们以伊斯兰做借口阻拦民主潮流，一如共产党国家总是以意识形态理由为违反人权开脱。

根据笔者的个人判断，艾巴迪把穆斯林国家的问题归咎于社会文化，而对伊斯兰这个宗教文明做出最有利的解释，在理论上，她应该属于伊斯兰改革派中的“新正统派”。 在阿拉伯语中本义为“和平”、“顺从”的伊斯兰，在世界上已经拥有十三亿信徒。古往今来，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众多，诸派峰起。各派之间，有的观点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这种以新正统派面貌出现的改良主义者，一方面高扬信仰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试图以一种温和的理性主义态度，来纠正对宗教启示和信条的极端解释，赋予它们以时代的特征和活力。

为了说明伊斯兰教并不是僵化的，艾巴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了一个“斋月”的例子。她说伊斯兰教义规定，斋月期间，穆斯林白天不进饮食﹐要到天黑之后才可以吃饭，如果在北欧某些地方，一年中有六个月不天黑，那么，虔诚的穆斯林该怎么办呢？这种特殊情况在伊斯兰教规中，就可以适应世俗法做出一些变通。

“对伊斯兰最正确的解释就是尊重人权。”艾巴迪的这句话，表现了一代穆斯林改革派思想家所具有的明智与坚定。在时代的挑战面前，他们运用独立的思维判断，重新界定传统教义的内涵，并转化传统观念,使之适应于时代的需要。他们力图在传统与时代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从而成为抗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一股力量。

艾巴迪在获奖演说中阐述的这一段话，可视为伊斯兰改革派的庄严宣言：

“一百年多来，伊朗人民在传统和现代性的冲突之间持续抗争。有的人试图遵循古代的传统，用他们的先辈的眼光去看世界，用旧式价值观的优越性，去解决当代世界的问题和困难。更多的伊朗人尊重他们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同时，他们也试图跟上世界的发展，不愿落在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行列之后。尤其在最近几年，伊朗人民表现了他们的信念：参与公众事务是他们的权利，他们想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一冲突不但可以在伊朗看到，而且可以在许多穆斯林国家看到。有些穆斯林，借口民主和人权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社会的传统建构，给专制暴虐的政府提供正当性，并且继续如此。实际上，仍然采用传统的家长式方法，去统治意识到自己权利的人民，是不太容易的。”

立足于专业，清楚而有力地发声

当艾巴迪得知自己已经获奖时，她正在巴黎访问。回到伊朗的那一天，她在机场一边拭泪，一边对前来欢迎的群众说：“这个奖项意味着，世界听到了伊朗渴望人权、民主与和平的心声。”　“我希望这个奖项能够产生影响力，从而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能有所改进。”

艾巴迪的眼泪，伴随着喜悦和辛酸。1969年毕业于德黑兰大学法律系后，艾巴迪成为伊朗首批女性法官之一，在1975年到1979年间，她担任德黑兰城市法院的院长，一度受到国际瞩目。在法庭上，她曾为遭到伊朗守旧派攻击的自由派人士辩护，其勇气让很多人叹服。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维国王以后，伊朗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大倒退。控制国家的宗教当局颁布了严厉的法典，女性被视为二等公民。当局决定禁止女性担任法官职务，艾巴迪被迫离职。这之后，她改任律师，专接那些其他伊朗律师不敢碰的政治敏感案件。在伊朗发生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一连串遭杀害事件时，艾巴迪为受害者担任律师，走上与伊朗强硬派当局冲突的道路。

直言不讳的她因此数次入狱。几年前，她到柏林出席一个有关伊朗改革的会议后，回国便被监禁了一段短时间。2003年，她与另一位改革派律师一起被捕，在狱中被关了三个星期，后来一个秘密法庭判她五年徒刑缓期执行，并禁止她执律师业。她因此成为一名著名的民主活动家，致力于为流亡者、妇女和儿童争取权利。在业余时间里，她还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出版关于女性和儿童权益方面的书籍，揭露伊朗违反人权的事实。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公报，这样概括艾巴迪的功绩：

“作为一名律师、法官、演讲家、作家和活动家，艾巴迪在伊朗国内清楚而有力地发言，其声音所及，远远超过伊朗的国境。她立足于自己的职业，是一个勇敢的人，从不在意针对她人身安全的威胁。

“她的主要领域是为基本人权而奋斗，只有妇女和儿童权利受到尊重，一个社会才配称得上文明。在一个暴力的时代，她始终如一地主张非暴力。她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力，必须建立在民主选举之上。她把启蒙和对话奉为改变态度和解决冲突的最佳途径。”

和平奖对伊朗民主运动的影响

毫无疑问，对于穆斯林世界，艾巴迪获奖具有广泛的多重的意义。在基本人权包括妇女儿童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授予伊巴迪诺贝尔和平奖，必然会对歧视和压制妇女的穆斯林社会产生警醒作用，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本国社会和法律框架。从而使穆斯林国家跟上人类文明的步伐。同时，授予艾巴迪和平奖，一方面鼓舞了善良的进步穆斯林，另一方面，对打着伊斯兰旗号从事暴力的恐怖主义者，从教义上给予他们一记否定的耳光。

具体对艾巴迪的祖国伊朗来说，这次颁奖的意义更是显著。作为亚洲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伊朗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迁和文明演变。这个由于宗教统治严厉而极度保守的国度，目前迫切需要一次深刻的和平变革。近年来，要求改革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民主派具有相当可观的力量，不少的作家、学生甚至议员都在为自由抗争。

在这种情况下艾巴迪获奖，引起了全世界对伊朗问题的瞩目，即是给伊朗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革运动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派人士因艾巴迪受到世界承认而感到扬眉吐气，镇压人民的强硬派宗教人士为此感到震撼和压力。刚得知自己获奖，艾巴迪就指出：“这个奖不属于我，它是属于伊朗的。”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呼吁伊朗政府尊重人权，释放所有政治犯。

在艾巴迪看来：暴力和战争，甚至高压统治的仇恨时代已经过去了。她希望伊斯兰共和国政教分离，由一个世俗共和国所取代，因为如果不那样发展的话，伊斯兰共和国将无以为继。不仅在政府当中，而且在伊朗全国，大多数人都想要以一种严肃和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就连一些宗教领袖也赞成政教分离。 艾巴迪并希望伊朗政府采纳有关修改选举法的提案，从而使人民能够选出自已在国会的代表。她相信伊朗人民争取改革的抗争不会停止。

一场和平的政治改革在伊朗是可以期待的。国际社会有义务去支持伊朗的民主派，以促进专制制度的自然瓦解，避免付出战争和社会动荡的代价。诺贝尔和平奖铺下的红地毯，有可能帮助艾巴迪实现她的梦想，促使伊朗社会朝民主迈进一大步。我们盼望看到，在那片古老东方文明的土地上，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民主国家尽快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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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