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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全知的東方偉人毛澤東vs.無知無欲的西方俗人華盛頓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6月25日11:44:3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中西文化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二者的起點都很高,但中國則在兩千年前達到的農業經濟高台上,不停地搬演着繁榮和毀滅的喜劇和悲劇,至今還沒有再創造出自己的新高峰;而西方卻不同,雖然它從自己兩千年前創造的農業經濟高台上跌下來以後,曾經長期一蹶不振,再沒有緩過勁來。但是,自從大憲章運動和文藝復興以後,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洗禮,社會革命,工業革命,科學革命,一浪高過一浪,社會發展迅猛,一個高峰連接着一個高峰。不僅徹底改變了歐洲的面貌,而且強勁地推動着整個世界發生根本的變化。

為什麼幾乎同時起步的兩種文化,到後來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呢?急於趕超西方的中國人提供的答案尤其多,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在我看來,從內在的動力分析,中國文化對人認識未知世界的思想的培植,對人認識未知世界的能力的訓練,跟西方文化有根本的不同,這可能是導致中國文化長期裹足不前,難有建樹,而西方文化卻終於東山再起,大放異彩的根本原因。

看看中國文化最近的集大成者毛澤東和西方文化最傑出的集大成者華盛頓,也許能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是中國從嚴格意義上講結束農業經濟時代,開創工業經濟時代的第一人。然而,他並不成功,因為他幾乎又把自己開創的工業時代扼殺在搖籃里。他為什麼會出爾反爾,倒行逆施呢?要知道,在中國,在世界上,當年還沒有能夠阻擋毛澤東步伐的力量。他的改變,主要是他自己的思想認識造成的,是他自己改變了自己。

在毛澤東看來,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他的使命,就是解決矛盾。這種看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絕非完全的真理。因為矛盾表現的只是事物間的關係,有了事物,有了事物間的關係,才有矛盾。只講矛盾,就會忽視事物的存在。由於中國的先民進入農耕社會以後,面對的農耕基本條件土地,人力,畜力,雨雪風霜,日落日出雖是確定的,但也有變化。確定中的變化,就成了農耕經濟和農耕經濟派生出的部落存在和發展的關鍵,因而忽略存在,專注變化就成了中國思想的基本特色。《易》經就是這種特色的第一個結晶。由於不去分析主體,客體,本體,只研究矛盾變化,這個矛盾變化只能是現實生活表象的再現。像一生最重視研究《易》的孔子,學生問他“死”的問題,他拒絕回答,“不知生,焉知死”。他考慮的只是現實的人生。他拿天作比,也只是講,“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強調的還是生活的現實。對形而上的問題,了無興趣。既然思想只反映現實生活的變化,落腳點自然就成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跟在他後面的代代傳人,必然也只能對生活的現實修修補補。毛澤東的矛盾論,繼承的正是這種忽略存在,只重變化的傳統思想。而他比傳統的高明之處只在於,形式上借用辯證法的名義,模式上套用先驗哲學體系的架構,給舊思想穿上了新時裝;在新舞台上,演唱了一出傳統折子戲。

由於只重變化的思想在中國循環往復的歷史上屢建奇效,毛澤東便認為抓住變化就抓住了中國思想的核心,抓住了中國社會問題的要害。所以他告誡全黨,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策略高於原則,就是毛澤東的秘密,毛澤東的絕招。這套絕招也真絕,“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和策略,把毛澤東從小學教師的講台送往井崗山的高峰,送進延安的窯洞,送上天安門城樓。當毛澤東興奮地在高高的城樓上高聲喊出,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他心裡想的可能是,我終於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踩在了腳下。不要說愚昧的國民全都會興高采烈的認可,連毛澤東的精英戰友們也心悅誠服——事隔多年,鄧小平還承認,沒有毛澤東,勝利便不回那麼快取得。

然而,忽略存在,只重變化的思想,其實還是以現實的存在為前提。所以,這種思想不能引導認識新世界,不能推動創造新世界。兩千年來,中國歷代王朝都陷入毀滅——繁榮——毀滅的怪圈不能自拔,就和這種思想有關。而今它又來捉弄毛澤東,在把毛澤東推向勝利高峰的同時,又把毛澤東推向階級鬥爭為綱,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絕路。在毛澤東利用矛盾變化,把權術玩得得心應手,出神入化,打遍敵人,朋友,戰友無敵手,自以為建立了空前偉業,正引領中國進入新時代,正推動世界進入新時期的時候,他不知道他比較的坐標是秦,漢,唐,宋,元先就錯了。封建統治,只能推翻,不能效仿。超過歷代專制統治者,達到的不過是封建統治的新高度,只能離自由民主的新制度更遠。一代英豪,已成為中國和世界的絆腳石。

這是必然的。民以食為天的時代早該過去了,土裡刨食和權里刨食的辦法早該拋棄了。工業時代要求的是發展。要發展,就要更多地認識主體和客體。工業發展對科學發展的依賴,更要求人們在認識主體和客體的同時,還要更多地思考本體,在主體,客體和本體的互動中發展前進,創造一個又一個新世界。而土裡刨食和權里刨食,除了食沒有別的目的,除了刨沒有別的方法,除了土地和對手,再沒有別的認識對象。本事再大,也離不開土地和權利,貢獻再多,也超不出刨食的範疇。想當年劉邦項羽沒發達時就對秦始皇喊過,“大丈夫當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也”。傳道士張角也曾向天下宣布,“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鹽販子黃巢也曾對菊抒情,“它日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行伍出身的趙匡胤也曾搖頭晃腦,“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鳳陽花子朱元璋也曾賣弄斯文,“未離海底千山暗,才到中天萬國名”。儘管氣壯山河,驚天動地,他們開闢的依然還是嬴政種植的小菜園。毛澤東的歌聲再響亮,毛澤東的胸懷再博大,“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也不過是應聲附和,古調今彈。既不知對自由,正義,博愛的精神的追求,又不知對民主,平等,公正的制度的建立;既不知尊重對自然無窮無盡的研究,又不知尊重對宇宙誠惶誠恐的思考。了無新意,不要說影響世界了,連對中國的影響也是片段的,局部的,有限的。

令人深思的是,毛澤東的失誤是在正確的認識論口號下實現的。據說,他跟外國朋友交談,說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實踐論》,而不是《矛盾論》。本來,從培根強調經驗主義的歸納法,洛克提出人的認識的白板理論以來,人的認識源於人的實踐活動,已是常識。毛澤東把英國人的經驗主義和《易》“見幾而作”的古訓,傳統 “知行合一”的見解揉和在一起,概括出人的認識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實踐哲學。就像把德國人馬克思的主義概括成矛盾哲學一樣,很有一些道理。然而,也並不是完全的真理。因為現代人的頭腦已不可能是一塊白板,它既要受人生活地位,立場和經歷的限制,又要受各種思想文化的影響,既要取決於思想方法,又要受制於感情發作,十分複雜,並不簡單。而且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新的認識論是有前提的,即人是認識的主體,人又是認識的目的;人人都有認識的能力和權力,人的認識是個發展的過程,永遠不可能完成;有限的人只能虔誠地向無限的宇宙頂禮邁進。忘掉這些前提,新認識儘管有科學方法和工具,依然會蛻化變質為舊認識。毛澤東在把複雜的哲學問題簡單化的同時,背棄了新哲學的前提:他個人成了認識的主體,別的人都成了供他認識的客體,喪失了認識的權力和能力;由於他個人完成了認識,別的人都成了落實他的認識的工具,喪失了認識的目的性。他的話成了最高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全國都成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人人都在“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人人都在恭頌萬壽無疆,永遠健康,三忠於,四無限。從實踐出發又回到實踐的正確思想,最後結個從思想出發落實到實踐再回到思想的怪胎,從解放人民的理念出發到餓死人民,斗死同志再到領袖崇拜,是毛澤東坐井觀天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確實是個怪才。他是農家子弟出身,理應知道稼穡艱難,有些農耕常識,然而大權獨攬以後,把農業搞得一塌糊塗,卻把工業搞上去了,為中國奠定了世界少有的齊全的工業體系。他是個小學教師,寫一筆好字,文章詩詞都不錯,理應懂得教學,懂得教育,懂得文化,然而進城以後,把教育,把文化也是搞得一塌糊塗,但打仗卻總是贏,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常勝軍事家。他愛說自己無法無天,無法無天可能就是他出奇制勝,歪打正着的秘密。作為大家,他的無法無天其實是蘇東坡說的境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跟孔子說自己,“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個意思。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十分了解舊世界,十分了解舊文化,在跟舊世界斗的時候,他新意迭出,妙理無窮,隨心所欲,得心應手,夠得上一個聖人。然而這也就是極限。一到新世界,他那一套便統統不靈了。只重變化,不重實體;只重矛盾,不重事物;只准執行,不准認識;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便認識不了主體,認識不了客體,無法感知本體,根本無法認識新世界,更無從創造新世界,昔日造成他勝利的法寶,今日正是導致他失敗的致命傷。

宇宙是由能量組成的,這些能量又在不斷地轉化。能量的表現形式不同,轉化的規律也就不同。木柴雜草很容易點燃,煤就麻煩多了,利用核能則只能是現代高科技的產物。人類社會隨着人的認識的發展而發展,人的認識也隨着人類社會的變化而變化。以《易》為代表的中國人的認識很早就發現了世界在變化的奧秘,有力地推動着中國社會的發展,但由於後代子孫不知道去認識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變化規律,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時代變化中,只能一遍又一遍重溫“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舊夢。等於端着金飯碗要人家的殘湯剩飯,誰也沒有為自己找到出路,誰也沒有為中國找到出路,實在可惜。毛澤東也許是最末一位乞求帝位的人。他本來已經跨進了新時代,但由於他身兼秦皇“焚書坑儒”和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暴政,強行用自己的一人之見封閉中國,便把中國拉進最黑暗無恥的時代。舊時代的聖君賢相,不過是屠夫騙子,充其量是新時代的凡夫俗子,這是他們的宿命,不獨毛澤東為然。

跟毛澤東認為自己是紅太陽相反,華盛頓始終認為自己是凡夫俗子——一個普通公民。

列剋星敦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1775年6月15日,亞當斯提名當時並不知情的華盛頓擔任大陸軍總司令,大會全票通過。華盛頓接受任命時誠懇地說,“雖然我深知此項任命給了我崇高的榮譽,但我仍深感不安,因為我的能力和軍事經驗恐怕難以勝任這一要職。鑑於議會的要求,我將承擔這一重任,並願竭盡所能為這一神聖的事業效勞。”(《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46—47頁)在6月18日寫給夫人的告別信中,他依然無比真摯地說,“親愛的帕齊,請你相信,這一職位並不是我自己去謀求的。我曾竭盡全力擺脫,不僅是由於我不願離開你和我們全家,而且由於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確難以勝任。我在家中同你一起度過的一月,那種真正的幸福要遠遠勝過我在異地他鄉若干年後始能盼到的遙遠的希望。”(同上,47頁)在6月19日給朋友的信中,他又再一次談到,“自己既無能力,又無經驗,很難擔當如此重大的職責。”他能保證的只是以下三點:“堅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忠於職守;廉潔奉公。”(同上,49頁)

經過大憲章運動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洗禮,在培根,洛克,牛頓,休謨,斯密的教育下,英國人的精神早從王權和神權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他們在不迷信國王和教皇的同時,也深知人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他們是理性的自由人,在獨立自主的認識世界,建設生活。華盛頓有自知之明,不充救世主,不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又能在國難當頭的時刻挺身而出,當仁不讓,義無反顧,正是英國先進文化在新大陸結出的碩果。

華盛頓的偉大,不僅僅在於繼承了先進的英國文化,而且在於他在新大陸的特殊條件下大大向前發展了英國先進文化,領導進行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實驗。在獨立戰爭即將勝利之際,美國大陸上涌動着一股學習英國君主立憲制,在新大陸建立君主制的思潮。手握重兵,領導打贏獨立戰爭,威望日隆的華盛頓自然眾望所歸,成為人們注目的焦點。而華盛頓深知,君主是舊時代的產物,跟自由,民主,平等,正義是不相容的。英國社會從傳統中走來,借用君主制的形式是不得已的選擇,而不是最佳選擇。新大陸要做新實驗,必須讓人民自己來管理自己,讓人民自己來管理國家,把統治者關進籠子裡,因而絕不能再走君主制的老路。美國總統布什認為,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取得的最大成就。他很為這個偉大成就不是由開創文藝復興的意大利,掀起宗教改革的德意志,推動啟蒙運動的法蘭西,實現工業革命的英吉利,而是由後起之秀美利堅合眾國完成而自豪。保證美國成功進行實驗的關鍵人物,就是華盛頓。

1782年5月,華盛頓的一位老部下致信於他,攻擊共和政體,主張君主制,他立即嚴厲批評了這種想讓他王袍加身的思想。“我非常意外和吃驚地閱讀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見。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戰爭中發生的任何變故都沒有像你說的軍隊中存在的那種想法使我更加痛苦。我不得不懷着憎惡的心情看待這種想法,並給予嚴厲的斥責”。“我想不出我有哪些舉動會鼓勵你寫這樣一封信,我認為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國頭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還有點自知之明的話,你不可能找到一個比我更討厭你的計劃的人了。”“如果你還重視你的國家,關心你自己和子孫後代,或者尊重我的話,你應該從頭腦里清除這些想法,並決不要讓你或任何其他人傳播類似性質的想法”。(同上,239-240頁)就這樣,華盛頓和《獨立宣言》的作者及一批自由民主人士共同努力,頂住了要求君主制的歷史逆流,在新大陸為人類開闢了一片自由,民主,共和的藍天。

華盛頓是那樣說的,也是那樣做的。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約簽定,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獨立。12月23日,華盛頓在安納波利斯向大陸會議辭去一切公職,親手交回了大陸軍總司令的委任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程趕回故鄉——弗農山莊。棄甲歸田的統帥心情是恬然的,“戲已經演完了。我不再肩負公職,有如釋重負之感。我希望能在餘生中為善良的人們做一點事情並專心修身養性”。因為洞察社會人情的領袖人物對生活自有高見,“親愛的侯爵,我終於成了波托馬克河畔一個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無花果樹下休閒納涼,看不到軍營的喧鬧和公務的繁忙。我此時所享受的這種寧靜幸福是那些貪婪的追逐功名的軍人們,那些日夜圖謀策劃,不惜滅亡他國以謀私利的政客們,那些時時察言觀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們所無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獨自漫步,心滿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將知足常樂”。(劉文濤《革命之劍華盛頓》,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242頁)所以,他滿足於做一個普通農夫,過平民生活。“我住在一幢小別墅中,四周放置着農具和羊皮。我只求從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順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華盛頓選集》,220頁)“我親手栽下的樹木迅速成長起來,似乎它們已知道我行將衰老,在我與世人告別之際,要用它們的濃蔭為我遮陽蔽日“。(同上,243頁)他的私人秘書托拜厄斯`利爾說,“在弗農山莊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華盛頓先生一生中最快樂幸福和無憂無慮的時光了”。(同上,246頁)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受萬民朝賀的毛澤東,吟誦着“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那是為了教化治下的老百姓,那是為了打倒向他爭春的政治對手。不到死神讓他閉上眼睛,被抬出豐澤園,他是不會離開中南海的。他不知道,在二百年前,大洋彼岸的開國元勛,已經切切實實做到了“不爭春”,“叢中笑”。

華盛頓不戀權位,激流勇退,是基於自由民主理念對國家權力和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是為了新的國家制度的建立,是為了全體人民和子孫後代的長久幸福,不是由於一時衝動,個人好惡。所以,他一旦得悉,“短短數年,變化竟如此驚人。據聞,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無所顧忌地談論君主政體。言論出自思想,再進一步即往往成為行動。這一步卻是無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雖已退出這個世界,但我坦率承認,我不能將自己置於漠不關心的旁觀者的地位。”(同上,230頁) 1787年5月光日早晨,離開社會舞台三年半的華盛頓趕往費城,主持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影響都極為深遠的制憲會議,為新制度的建立,為美國和人類的前途,進行又一輪的戰鬥。1789年他當選美國第一任總統,在國務卿傑弗遜和財政部長漢密爾頓苦苦相勸之下,連選連任,又接着擔當了第二任總統,為新生的美國奠定了發展的基礎,確定了前進的方向。“我所有的行為舉止將從此以後成為一種慣例”。然後在擁戴他的呼聲仍然極高的情況下,堅決不再參加競選,1797年3 月4日出席完第三任總統亞當斯的就職典禮後,過了六天,便登程回鄉,“回到了自己平靜的港灣”。華盛頓第二次歸來比第一次還鄉意義更加重大。第一次回鄉否定了舊的君主制的復辟,第二次歸家確定了新的共和制的成功,從此總統不能超過兩任成為慣例,結束終身制有了保證,統治者終於被關進了籠子。蠻荒之地的新大陸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推動世界走向一體化,推動世界走向信息時代,華盛頓起的作用是關鍵性的。華盛頓不僅是美國人的功臣,而且是全人類的楷模。向美國學習,就是學習走華盛頓開闢的道路。

以曾手握兵權,決定美國存亡的原大陸軍總司令之重,以曾連任兩屆總統的第一位總統之尊,65歲的華盛頓心安理得地過起農莊生活。經過詳細調查,認真論證之後,他親自製訂了長達30多頁的莊園管理計劃,包括新建幾個農場,重建排水系統,改良牲畜品種,實行新的作物輪作制,普遍施肥增加地力等等。為此他每天奔忙,常常在馬背上顛簸幾個小時,樂此不疲。他向朋友寫信描述自己退休後的日常生活,一天隨日出開始,早餐之前先檢查房屋及各項工作。早餐以後,騎馬巡視農場,然後回家換衣服,吃午餐,同時會見一些慕名而來的陌生人。下午按時就餐,散步,喝茶。到了掌燈時分,如果沒有客人打擾,就在書桌旁坐下來,在溫馨的燈光下答覆來信。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如同日月更替一般自然。華盛頓能忘掉昔日的尊貴,華盛頓能讓別人忘掉自己昔日的尊貴,不僅是由於他認識的深刻,他對自由民主理念的堅貞,而且還由於他道德高尚,品質純潔。“我最大的願望是看到國家的幸福“。一切以國家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幸福為轉移,國家需要進則進,國家需要退則退,不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高風亮節,前無古人。中國人景仰華盛頓,一開始就是敬仰他的道德風範。請朝寧波地方政府給美國一座華盛頓紀念塔贈送一塊石碑,說華盛頓簡直是一位奇人,他起義的時候,比陳勝吳廣勇猛,割據的時候,賽過曹操劉備。但這位手提三尺寶劍,開萬里疆土的元勛,卻避開子孫,以選舉的方式把寶座讓給了別人,真是天下為公。“天下為公”,確實是華盛頓崇高道德情操的核心和基礎。

這個核心和基礎經受了重重考驗,最後一次發生在他第二次回鄉務農後一年。由於美英改善關係的《傑伊條約》傷害了曾無私援助過美國的法國,美法關係急劇惡化,戰爭一觸即發。美國參議院在他一不在場,二未事先徵得他本人同意的情況下,一致批准亞當斯總統的提名,任命他為美利堅合眾國軍隊總司令。華盛頓的思想是矛盾的。他不願“捨棄退休的安靜生活”,更不願違背發表“告別演說”時許下的莊嚴承諾,重返權力舞台,“然而我一生所遵循的行動準則,不容許我在這樣重大的時刻拒絕為祖國需要效勞,特別是在祖國的根本權利遭到目無法紀的野心與瘋狂的暴力侵犯的時候,而且這種侵犯違反一切正義原則並踐踏文明國家普遍遵循的法律和協議”,“我是決難以年老與退休為理由而作袖手旁觀的閒人的。同時,離開寧靜的家園,捨棄目下安逸幸福的生活,重新面對我的精力與體力均難以應付的戰亂,確實使我深以為憂。然而,這些不應妨礙我決定自己的行動。”“在我有限的殘年,如我所珍視的一切均處於危險之中,我不應追求安逸,而且更另我滿意的是:我是為了祖國所需而犧牲自己的安寧的。既然野心,興趣以及任何一種個人的滿足都不能引誘我放棄我的隱退生活,我如果對自己唯一應當考慮的目的也心灰意冷,則此種羞辱決非我能以言詞表達。”“當我開始息隱家園時,我絕未料到將會發生重大事件,使我放棄退休生活。如果命中注定如此,我心中苦痛難以言喻。當然,如祖國確實遭到侵犯,或顯然要被侵犯時,我自當時刻準備盡力為國效勞,打擊侵略。”(同上,335,336,337,338頁)結果是,他“冒着失去生命,聲譽,財產,安寧和幸福的危險”(同上,342頁),欣然受命,組織備戰。雖然最後戰事未起,華盛頓臨危受命,公而忘私,老當益壯,馬革裹屍的精神風範還是感人的。

在他辭世之年,不少人仍希望他再度參加總統競選。1799年7月21日,華盛頓致信喬納森`特朗布爾州長,“這不僅是因為我熱切地希望在我退休期間能夠寧靜地住在這裡,度過餘年,除非奉召保衛祖國(那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而且也是從公眾的利益考慮的。雖然我有充分理由感謝上帝保佑我身體健康,但我並非不知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缺陷。我這樣做將是可恥的,因為儘管這是我國同胞的願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當選並任職,但另一個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卻會因此去職。”“如果我參加競選,我就會成為惡毒攻擊和無恥誹謗的靶子,不但會被加上搖擺不定的罪名,而且還會被污為懷有野心,一遇機會便爆發出來。總之,我將被指責為昏聵無知的老糊塗。我承認,和公眾的巨大利益相比,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考慮的可歸結為下列幾點,這也是我所持的原則,即:現在和將來我都不會以任何人作為我的競爭對象;”“在我垂暮之年(年將七十),在不能為國作出重大貢獻,也不能符合預期要求的情況下,我應該慎重考慮,並謝絕我的朋友們的一切意在使我重任總統的善良然而是錯誤的想法。”(同上,359-360)就這樣,在新大陸進行的空前實驗中,華盛頓言行一致,有頭有尾,作出了自己應有的重大貢獻,樹立起人類歷史上一座新的豐碑。像秦始皇那樣,“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像漢高祖那樣,“某業所就,孰與仲多”。像宋太祖那樣,“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像滿清王室那樣,“寧給外賊,不予家奴”。像極左派那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跟華盛頓天下為公的高風亮節相比,不啻螢火比太陽。

作為新時代新人類的表率,華盛頓的崇高不僅表現在公德上,也表現在私徳上。他不要國家給的權力與地位,也不要國家給的財富。擔任大陸軍總司令之職時,大陸會議批准給他個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金,他拒絕了。“對金錢的考慮是不能促使我犧牲家庭的舒適與幸福來接受這一艱巨的任務的。”(同上,47頁)第一次退役回鄉以後,賓夕發尼亞州議會通過代表向大陸會議提出動議,要求對華盛頓的貢獻和犧牲給予補償。他明確表示,絕不接受任何補償。他家鄉所在地弗吉尼亞州議會,將波托馬克河與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贈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舉顯示了國家對他的高度評價,愛護與關懷,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成對國家美意的不敬,蔑視,甚至“被誤解為蓄意炫耀自己的無私與美德”。經過再三斟酌,他最後將全部贈與獻給了慈善機構。在遺囑中,他從自己龐大的遺產內撥出專款資助教育事業,並特別規定,在夫人瑪莎死後,解放弗農山莊所有的奴隸。對兒女沒有任何特殊安排,完全讓兒女憑自己的能力和奮鬥過普通人的生活。他的兒女也就普通的在美國社會無聲無息。華盛頓私徳之高,少有其比。1860年初,日本明治維新的文化巨人福澤諭吉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見到的新人新事很多,驚喜之情可想而知。讓他難忘的是,“當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遂向別人打聽了一下。不是別的,我問的是華盛頓的後代子孫情況如何。那人回答說:‘華盛頓的後代當中有個女人尚在,目前情況怎樣雖不清楚,但想必已經嫁給什麼人了。’回答的語調顯得非常冷淡,實在叫人想象不到,真夠怪的。美利堅是個共和國,她的總統是四年改選一次,這一點當然我很知道。可是我認為華盛頓的後代子孫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為我的頭腦里存在着對源賴朝和德川家族的傳統看法,從這點推想我才提出這個問題來。但對上面那種回答,我卻非常驚訝,當時覺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很清楚。這個問題在道理上講,本來一點也不值得驚奇。”

按照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東方傳統,龍生龍,鳳生鳳,達官貴人沒有不讓自己的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沒有不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的。所以,在東方傳統文化中成長的福澤諭吉初聽到華盛頓的後代子孫默默無聞很吃驚,感到不可思議。他不知道,自由,民主,博愛,平等,公正的理念認為人是平等的,有同樣的權利,沒有龍,沒有鳳,也沒有老鼠;國家權力是為人,為人的幸福服務的,而不是為當權者和他們的家族服務的。這些先進的思想已經不是少數先進分子頭腦中的奇思異想,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華盛頓大而知公,小而忘私,率先垂範,高標獨舉,他大吃一驚,不足為奇。由於福澤諭吉畢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濡染,現在又到了自由民主理念實驗的大本營,所以很快便釋然了,並作了深刻的反省。福澤諭吉的不理解,不正說明華盛頓的偉大?福澤諭吉的反省,不正說明日本進步神速?中國人至今能有幾個深明此理,真正施行?毛澤東當年無視黨紀國法,把老婆拉進政治局,塞進相當於書記處的中央文革小組當獨攬實權的副組長,讓黨,政,軍,民都拜倒在石榴裙下,侮辱了一個國家,侮辱了一個民族,侮辱了一個時代。看他最後深居簡出,只相信家人,用侄兒來傳遞聖旨的舉動,如果兒子健在,根據 “你辦事,我放心”的天條,他傳位太子,建立毛家王朝是不可避免的。私徳好的,如果僅限於明哲保身,謹小慎微,公徳不一定就好;私徳不好的,唯利是圖,唯權是爭,唯欲是足,公徳必然不好。即使開始公徳尚好,最後也必然要以私害公,危及國家,公德私德雙墮落。只有自家的孩子信得過,是典型的家天下思想,土裡刨食,權里刨食的歸宿,只知變化,不知實體的矛盾論,認識論的結果,私德墮落的宣言。不知道創建人才脫穎而出的可靠制度和有效機制,無論是獨裁者宸中獨斷,還是秉軸諸公策劃密室,只要以傳為特色,一切以掌權為目的,都是十足蠶婦田夫的小私有者打天下,坐天下的狹隘齷齪心理。跟天下為公,國家為重的華盛頓相比,滿腦子令行禁止,唯我獨尊的毛澤東,連螢火蟲也祘不上。

時代造英雄。毛澤東和華盛頓都是他們生活的時代的產物,都是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的產物。通過比較他們事業的成敗,為人的得失,可以發現他們時代的優劣,文化的長短。毛澤東雖然沒有找到出路,但他的一生並不是一無可取,他畢竟是第一個為我們敲開建設現代化富強國家大門的人,他的成功和失敗,對我們都有示範和啟示意義。華盛頓雖然是世界現代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他代表的實驗事業時間畢竟還太短,是否成功,仍有待考驗;他開闢的道路時間畢竟還太短,是否有效,仍有待考驗。我們要在中國走現代化道路,我們要使中國永遠擺脫繁榮毀滅的怪圈,必須極大地提高我們的認識水平和認識能力,因而古今中外的經驗教訓都必須總結借鑑。正像愛因斯坦說的,“我們面對的重大問題無法在我們製造出這些問題的思考層次上解決。”總結毛澤東,華盛頓這樣偉大的歷史人物的得失成敗優劣長短,是我們跨上新的“思考層次”,解決中國“重大問題”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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