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淡水暖: 安徽奪命疫苗事件,“元兇”是“市場化”改革 |
| 送交者: 雲淡水暖 2005年07月01日14:38: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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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疫苗接種奪命事件 但借小小細節尋覓“元兇”
-------------------------------------------------------------------------------- 安徽疫苗接種奪命事件 但借小小細節尋覓“元兇” 雲淡水暖 安徽泗縣的疫苗接種引發的小學生大規模嚴重群體反應和並致人死亡的調查,最終的醫學意義上的結論還沒有出來,但據媒體報道,安徽省的醫療衛生主管部門和衛生部官員,比較傾向於心因性群體反應的結論。但是,根據這幾天各種媒體的大量追蹤報道和安徽省、衛生部官員的共識,關鍵問題似乎不在於疫苗本身的質量,而在於混亂的疫苗流通、管理、接種程序,目前,矛頭指向一個被稱為“疫苗販子”的中間商張鵬,似乎只要找到張鵬,這次事件的元兇將水落石出。 張鵬是何許人也,據報道,就是一個個體私營小醫藥公司的集法人、經理、業務員於一身的角色,此類人物在時下的經濟、衛生、工程領域,隨處可見,他們 “現金付款、回扣開路”(媒體報道語),所向披靡,無孔不入。在醫療衛生這個公眾無法脫離的公共服務領域,這種人更是如蝗蟲般地啃噬着公眾利益,公眾有時付出的,甚至是生命的代價,像安徽泗縣這樣的事件,不出現是奇蹟,出現是遲早的事情。 事情出來了,當然又見到各級官員的嚴正執法的身影和義憤填膺的口號,還有慣常的“加大整頓力度”,仿佛很負責,也很“及時”,比如這幾天就到處傳來封殺該疫苗產品的消息。但是,草民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並不是將一個張鵬繩之以法就可以高枕無憂的,抓一個張鵬不難,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無濟於事,判他若干年刑事責任也有理有據。而張鵬們在預防接種領域呼風喚雨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就張鵬本人來說,早在在去年8月就曾扮演了江蘇宿遷市婦幼保健所與多家正規生產企業之間的疫苗掮客角色,並受到當地藥監部門的調查,這次是“二進宮”。 利益當然是連接整個事件的鏈條,據報道,張鵬直接從廠里進貨,出廠價是4.5元/支,賄賂當地防保所所長周世凱,個人“提成”1.5元/支,提到6元,開發票開6.4元,0.4元差價是防保所“公家”的,給學校回扣1元,進貨成本提高到7.4元/支。最後落實到學生們(家長們)頭上是25元,可能包括了鄉村醫生們的勞務報酬、針具、消毒用品等開銷。而據6月一日頒布的《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規定此類接種的價格為18至22元,就像一切醫療衛生服務項目一樣,廠家出廠的藥品價格並不貴,然而即便通過“合法”途經落到民眾頭上已經翻了5倍以上,據報道,如果經過省、市、縣三級疾控部門的正規流轉,成本是11元/支,“因為各級疾控部門要維護其運營成本”。 至此,疫苗接種的利益博弈就清晰起來,誰都要啃一口,啃來啃去,不但從原本並不富裕的農村孩子及其家長的頭上吸血,還孕育了極大的風險,當然風險的後果也是農村孩子及其家長承擔,小女孩李威的死,就冷酷地證實了這一規律。 草民注意到相關報道中的一個用語,“各級疾控部門要維護其運營成本”,一提起“運營成本”,立馬閃現出一個冠冕堂皇的關鍵詞“醫療衛生事業改革”。正是“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導致了事實上的政府對疾病控制事業的干預的淡化,甚至基本退出,各級疾病控制機構如同大多數醫院、衛生院一樣被“推向市場”,由“看不見的手”來“優勝劣汰”,任由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顯神通,自己找飯吃,導致在利益的追逐下,道德、操守、風險統統被漠然置之。 在各種媒體紛繁的報道中,有一個小小的細節被媒體的評論和官員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據報道,目前已經在押的大莊鎮防保所所長侯華峰對記者說,這次買疫苗,是“想防疫站多掙點錢,發工資呀。”、“我們防疫站有6個人(工作人員),財政只給其中4個人每月發150元錢。(這樣做)是想苦點錢,別人能苦到,你苦不到,經濟上說不過去。”。6個工作人員,政府只給其中4人150元/月的工資,平均每人每月100元,年均1200元,要人家安心“防疫衛生事業”,再兼養家糊口,近乎異想天開。而比其地位高的縣級、市級、省級疾病控制部門的境遇如何,草民不得而知,想必那所謂“各級疾控部門要維護其運營成本”,也不乏此種苦衷。在生存壓力的面前,還對基層疾病防控部門和人員奢談什麼“事業”、“規則”、“操守”,顯得不無空泛,也正是這種近乎乞丐的生存狀態,飢不擇食的貪利慾望,才導致張鵬之類的疫苗販子的有空可鑽與猖獗,和相關人員的職業責任和良知的泯滅。 草民不明白的是,疾病控制、計劃免疫、非計劃免疫作為公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線,其建設和堅守,政府的責任和崗位在哪裡。.這些年來,無論何種事業、行業,一提到“改革”,就立即往“市場化”靠攏,非“市場化”不取。在疾病發生後起治療作用的醫療環節已經市場化或者大半市場化了,給患者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以至於每年有近一半的患病人口不去醫院,在家熬着,甚至治療了一段再“逃離醫院”。那麼,作為政府,如果不能夠、不想增加醫療環節的社會壓力和投入成本,如果能夠投入足夠的資源在預防環節,儘量減少患病,應該不失為一件“多贏”的好事。然而,政府連這個環節都唯恐其不夠“市場化”,以如此低廉的成本維持其“不死”而已,基層疾病控制單位的人均經費,只有區區100元,令人只有嘆氣,“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事情哪裡去找,你使他連溫飽都不能夠保證,還指望他們能夠堅守陣地。 當然,政府也有充足的“理由”,就是“政府沒有錢”,但社會的財富“總量”不是一直在“增加”着嗎,從公共開支的角度看,據報道,光各級公務員們一年在車子上的消費,就達6000億,從私人財富的角度看,銀行存款的餘額已經突破10萬億,差不多人均一萬元,比所謂“物質匱乏的年代”,不知道風光了多少倍,但“物質匱乏的年代”中,至少基層疾病控制單位的員工,沒有這種乞丐般的境遇,國家對一些重點疾病的防治,也是竭盡全力投入資源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血吸蟲”,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農村血防站治療血吸蟲病都是免費的,血防站當然也不用“創收”養活自己,然而到“市場化”改革的“春風”吹來,血防系統同樣無法倖免,什麼都要錢,病人看不起,只好輕症拖成重症,直至拖垮一家、一族、拖死。 看來,社會財富“總量”的大幅度增加,所帶來的高度物質文明、衛生關懷,也同財富一樣,更多地被集中在優勢階層的身上,包括有社會地位的“發達地區”的公務員階層、極少數富豪、超級富豪,對他們來說,有沒有基層疾控部門的服務,顯得並不重要。而面對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經濟地位低下的中下層勞動階層的基層疾病防控部門,在經濟投入上的被冷落,彰顯了社會、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嫌貧愛富”,出現各種各樣的怪現象,也就在所難免。 安徽泗縣疫苗群體性接種反應並致死人命的責任者,或者說犯罪嫌疑人,當然不能夠逍遙法外,但,張鵬、侯華峰們罪錯行為的出現,只是問題的表面,衛生防疫部門的“市場化”生存理念,才是真正的元兇,沒有政府的完整投入和認真負責的管理,放棄層層“運營加價”的手段,把真正的實惠落在底層勞動者身上,難保不會有趙鵬、王鵬們繼續謀財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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