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學者逐漸注意到了關於陳獨秀等學者早期生搬硬套馬克思理論把中國社會歸為封建社會的錯誤。 也逐漸注意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一直延續的生搬硬套馬克思理論， 把中國社會簡單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二元社會之錯誤所在。 轉貼的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比如說作者意識到了劉邦漢武帝抑制豪強的作用。 並且注意到了東漢劉秀與蔣介石一樣，既然被豪強捧上台，就無法抑制豪強的特點，以及接下來豪強必然如癌症，導致社會解體。

作者更解釋了另一個根本性的原理， 那就是底層百姓自己的自由民主反抗鬥爭並不能維護自身的利益。 隱約意識到中國社會三元社會結構是中國興旺並且能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根本原因。  但是， 作者對中國社會的研究還是沒有跳出馬克思理論的框框， 沒有意識到中國社會2000年是歐洲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社會。 也是馬克思社會研究的一個根本盲區。

作者沒有看到秦統一六國背後包含的消滅封建制的徹底革命。 也沒有意識到劉項實際上是反革命復辟， 是復辟了封建社會。 當然，劉邦所建立的社會即有平民性質， 也有封建復辟的性質， 只不過劉邦能力超群， 復辟勢力被消滅在萌芽當中。劉邦平民政權性質是成功的， 但是反覆辟的任務一直到漢武帝才真正完成。

而王莽與劉秀之爭乃是管理方法之爭，王莽試圖分地平田抑制豪強， 而劉秀為豪強們爭取自由民主， 百姓遭遇戰亂分不清是非，為劉秀等豪強賣命而建立東漢。 但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取決與三元結構。 劉秀儘管不能100%的抑制豪強， 但是， 劉秀只要存在還是限制了豪強癌症， 到了三國時代中央政權被徹底架空成為豪強的傀儡， 豪強們實現了他們的“民主”， 然後就是連年不斷的戰亂和野蠻民族的頻繁蹂躪， 對了， 受害者自然是底層百姓， 但是， 那些豪強們也風雨飄搖被洗劫被強姦屠殺也是家常便飯。

但是， 世界上沒有後悔藥， 打碎的雞蛋再修補起來要幾百年。 這還是中國存在老子孔子這樣先賢們留下的各種經典和文化幫助之下。

漢朝：一個平民政權的蛻化變質史; 作者 鹿野 來自察(www.cwzg.cn)               東漢的滅亡並不等於豪強地主的失敗，恰恰是豪強地主們的勝利。而與東漢的滅亡一樣，蜀漢的滅亡並非是勞動群眾的勝利，恰恰是勞動群眾的重大失敗。隨着蜀漢的滅亡，劉邦所開創的“布衣將相”這種政權帶有平民氣質的時代最終落下了帷幕。一個豪強和游牧民族殘酷統治與戰亂頻繁的黑暗時代來臨了。

如果不算陳勝曇花一現的農民政權，那麼我們可以說漢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建立起的政權，其一步步蛻化變質以致滅亡非常值得人們思考。筆者在這裡就簡單回顧一下從西漢建立到蜀漢滅亡的歷史，並談談個人對於這一段歷史的看法。未必正確，僅供參考。

在劉邦與其妻子呂后統治的時代，思想上崇尚法家，政治制度上延續秦制，與秦國的區別僅在於統治者不同。這也是帶有必然性的，因為秦國商鞅變法和秦始皇時代所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意識形態在當時仍然算得上是先進的，唯一落後的就是處於統治地位的舊貴族集團。因此漢代滅亡了這個集團以後，換人而不換制度幾乎是一個必然的選擇。過去，我們常說這表明西漢延續了地主階級的統治，但是統治集團畢竟或多或少的也應該對政權的性質有一定的影響。至少在劉邦與呂后的時代，農民戰爭所遺留的平民化方針政策並沒有被廢棄，也沒有形成新的什麼世家豪強，政府更多的是為了捍衛小農利益。從這個角度上，我們也可以說是初年的西漢是中國第一個農民政權。

但是，在呂后死後改變了政權的性質。其實，勞動者政權的蛻變從來需要經過血與火的洗禮的，這就好像朱元璋死之後朱棣奪取政權也進行了大肆的殺戮。文帝景帝時代的三大政策，輕徭薄賦、約法省禁和放鬆對商賈的限制實際都是為了培育一個新的豪強集團。因為漢代的時候本來包括田賦和口賦兩種，文帝和景帝長期減免田賦，實際就是把口賦或曰人頭稅當作財政收入的全部來源，把負擔完全轉嫁到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身上。減少刑罰實際主要也是加強上層社會的特權，因為基層的私刑沒有也不可能被減少，而且減刑基本原則主要是花錢贖罪，自然而然的也就增強了有錢人的地位。至於減少對商賈的限制自然也是培育新豪強不可避免的過程。

因此，到景帝末年，豪強復活、商賈膨脹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西漢的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當然，社會的變化終歸是有一個過程，即使是在劉邦和呂后掌權的時代，政權的蛻變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否則便不會有呂后一死，元老們輕鬆奪權的事情發生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帝景帝時代弊病叢生，但是多多少少的還是延續了經過秦末農民戰爭之後相對平等的社會風氣，因此縱觀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把文景時代說成是一個“治世”還是毫無問題的。

漢武帝上台以後，國家的形勢又有了巨大的變化，這倒不是說對外政策的變化，而是說對內政策由豪門由放縱轉向抑制。在今天我們往往過高的估計文帝景帝與漢武帝之間的政策延續性，把他們通通說成是西漢前期強勢的表現，其實在古代對於漢武帝的評價文帝景帝的評價是完全相反，強調漢武帝統治的殘暴與文帝景帝的寬仁。的確，漢武帝時代的鹽鐵官營與算緡和告緡等政策讓無數豪商大戶走向破產，至於利益受損者更是不計其數。問題是，如果沒有這些保證，國家的財政從哪裡來呢?與匈奴戰爭等各方面的費用，難道還象文帝景帝一樣收人頭稅，從一無所有的老百姓身上刮嗎?要是那樣的話，估計武帝之後西漢也就土崩瓦解了。相對來說，漢武帝把主要打擊對象指向豪強的政策無疑對於國家興盛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是有利的。

但是，漢武帝時代的政策也造成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意識形態上較之文景時代有更大的退讓，獨尊儒術的方針實際將新生豪強的特權理論化與永久化了。雖然漢武帝本人並不是十分贊同儒家學說，就其實際政策而言，更多的傾向於法家，但是畢竟開創了儒學數千年的正統地位。相應的，諸如文景時代的特權政策，如花錢減刑等等無一例外的保留了下來。第二個方面是由於文景時代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新生利益集團，所以漢武帝的一系列抑制豪強政策必然會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所謂巫蠱之禍表面上是繼承人問題矛盾上的爆發，其實不過是西漢整個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一個縮影。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不得不在晚年作出重大的讓步。輪台罪己詔之後，西漢對豪強傾斜實際已經超過了文景時代。但是，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當然應該看他統治的整體情況。從這個角度來說，漢武帝的確是西漢時代的鼎盛時期。

漢昭帝到漢宣帝時代基本延續了漢武帝的政策，但是具體來說，兩者又有不同。漢昭帝時代主持政務的霍光還算是漢武帝時代的舊臣，但主要延續的是漢武帝后期輪台罪己詔之後的政策，因此處決了桑弘羊等一批主張打擊豪強的人士，總的來看政策對於新興的豪強是有利的，但是其執政並不很長。漢宣帝由於是經歷了巫蠱之禍後長期流落民間，更多的是採取了漢武帝時代“王霸之道並用”，相對對於新興的豪強勢力限制的比較多一些，當然漢宣帝較之漢武帝還是有了明顯的退步。總體上與漢昭帝時代都是處於新一代豪強的成長時期，為後來西漢的衰落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但是，這個成長時期的豪強尚未把持的政權，因此國家還算相對興盛，例如今天的新疆被納入西漢中央政府的版圖是在漢宣帝時代。舊史家們這一時期稱之為“昭宣中興”，如果從國勢上來看亦無不可，但是那些人強調的是漢昭帝與漢宣帝時期相較之漢武帝政策較為溫和，對豪強較為寬容的合理性，其實恰恰將這一段歷史解釋反了。到漢元帝時代全面奉行“王道”對於豪強勢力讓步，西漢也就走向了無可奈何的衰落。

不過，總體看起來西漢仍然是一個豪強勢力相對弱小，民眾生活狀態較好的時代。因此，在西漢走向衰亡的時候，社會各界並沒有把責任歸結到西漢之上，而是普遍把王莽當作背鍋俠，希望能夠恢復西漢前期到中期的強盛。當時，無論是農民起義軍一方還是豪強地主一方推出的均是劉姓的後人，打着反對王莽的旗幟。不過鬥爭的結果是最為平民化的劉盆子輸給了豪強地主的代理人劉秀，因此東漢延續西漢後期豪強地主統治下的頹勢也就無可避免了。

在東漢初年，劉秀也不是在限制豪強地主的勢力方面完全無所作為。其頒布了度田令，希望能夠通過掌控田畝數來限制豪強地主的勢力發展。遺憾的是下屬們回答，河南南陽等地不可能進行度田，因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帝親”。也就是說，劉秀集團本身就是豪強，自己去限制豪強無疑是一個笑話。因此，劉秀也就無可奈何的終止了自己限制豪強以振興國家的希望。

這導致東漢王朝出現明顯的早衰跡象。整個東漢都是以政治黑暗，豪門林立，國勢衰落而聞名於世的。而且越到東漢的後期，這種形式也就越加明顯。當然，東漢較之後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的門閥政治來說，豪強勢力還沒有那麼大，而且這個政權至少在理論上同屬於漢室，是布衣天子劉邦的後人，因此也是不可能得到豪強徹底滿意的，在豪強地主進一步膨脹後必然會拋棄這個政權的外殼。最終，東漢政權既為豪強地主所拋棄，也讓廣大勞動者失去了最後一絲耐心，滅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與西漢是完全不同的。西漢末年，準確的說是在新莽王朝時期，各路農民軍仍然舉着恢復漢室反對新莽王朝的旗幟，東漢末年的農民軍卻公開打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幟。這表明經過東漢豪強地主一個半世紀的統治，已經把漢王朝的名聲敗得差不多了。故此，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毫不客氣的對兩漢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

實際上諸葛亮所說的僅僅是表層的原因，如果更深一層的話就是兩漢的階級屬性不同，西漢政權更偏重於平民化，以“布衣將相”而聞名，東漢政權則偏重於豪門化，以世家大族而聞名。所以兩漢一興一衰，早有註定。現在流行陰謀史學，認為當權者越壞越越能夠取得勝利。在歷史上，廣大勞動者雖然真正掌權的時候不多，但是其態度仍然對於國家的發展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一個吃相太難看，缺乏群眾基礎的政權是很難崛起的。

但是，東漢的滅亡並不等於豪強地主的失敗，恰恰是豪強地主們的勝利。正如前文所說的，隨着豪強們的發展，他們本身已經對於漢王朝的外殼越來越不滿意，希望自己能夠接手政權。東漢末年，割據一方的軍閥大多是豪強地主。不過，畢竟在戰爭之中獲得民意支持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因子，因此像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袁紹袁術曇花一現就滅亡了，最後取得勝利的三個政權恰恰是豪門化比較弱的魏蜀吳三家。

三者相比較而言，吳國最具有豪門色彩，早在孫權時期就通過推行有利於世家大族的政策來獲得江南豪強們的支持。魏國在建立之前的曹操時期對於豪強是持打擊態度的，但是在曹丕為取漢室而代之極力拉攏豪強地主，建立九品中正制等一系列有利於豪強的政策。僅從這兩個政權來看，三國時代較之東漢時代豪強勢力進一步坐大了。

不過，蜀漢卻與曹魏和孫吳不同，始終奉行的是打擊世家大族的政策。這可能也跟劉備在三國君主當中出身最為低微，完全是平民化出身有一定的關係。其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先祖布衣天子劉邦的政策，使得在後來晉朝到唐朝門閥士族在四川的勢力最為薄弱：北方曹魏故地有山東士族集團，江南東吳故地有江左士族集團，唯有蜀漢故地沒有知名的士族集團。從這一點來說，劉備父子與諸葛亮的確繼承了西漢開國時的精神。

遺憾的是，經歷了東漢一個半世紀統治，漢王朝在勞動者心目中的名聲差不多被敗光了。劉備集團雖然採取了區隔東西兩漢的策略，但是也不可能真正贏得勞動者的支持。而且，其在東漢末農民戰爭當中，同樣對於農民軍採取的是鎮壓態度。因此，蜀漢既沒有得到民眾的充分支持，也沒有得到豪強地主的擁護。今天很多人討論蜀漢的滅亡僅僅從國勢與軍事戰略等角度分析，其實弱勢未必註定失敗。劉邦剛開始不也僅僅擁有蜀漢一地嗎?蜀漢之所以在三國中國式最為弱小，也最先滅亡，根源還是缺乏社會基礎。其存在說到底也只不過是漢王朝的迴光返照，誕生時便註定了迅速滅亡的命運。

但是，與東漢的滅亡一樣，蜀漢的滅亡並非是勞動群眾的勝利，恰恰是勞動群眾的重大失敗。隨着蜀漢的滅亡，劉邦所開創的“布衣將相”這種政權帶有平民氣質的時代最終落下了帷幕。一個豪強和游牧民族殘酷統治與戰亂頻繁的黑暗時代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