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文明史(一) 民族與國家的起源 鈴木亂虎 |
| 送交者: 小談 2005年07月11日09:15:2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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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從體質結構和日本語的起源兩方面來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體,也是日本文明的創造者。然而,這裡所說的“民族”,既不同於人類學中的“人種”概念,也不同於民族學中狹義的“民族”概念,而是較為寬泛的概念。因而,這裡所說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數民族阿伊努族。 從個時代日本人的體質結構來看,屬於蒙古利亞人種是毫無疑義的。考古學已證明在10萬年乃至20萬年以前(即舊石器時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島生息。但是,由於尚無這一時期的人類骨化石的發現,因而無從了解其體質特徵。目前,在日本列島發現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豐橋市牛川町發現的“牛川人”,約生活於舊石器時代,具有“古人”(尼安德特人)的特徵。 除“牛川人”外,在日本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聖岳人”,其生活時代均不超過3萬年前,已進入“新人”階段。它們的體質特徵是身材較矮。例如,在沖繩島發現的“港川人”,距今約18000年,男身高約155厘米,女性約144厘米。與中國大陸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後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較,較之華北地區的身材較高的“山頂洞人”,他們更類似於在中國廣西發現的身材較矮的“柳江人”。可以認為,在冰河時期海面較低而出現陸橋時,“古蒙古利亞人”(廣泛分布於東南亞)之一部,從中國大陸南部移居到沖繩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們便是繩紋時代日本人的母體。 從1萬年前到公元前3世紀,是日本的繩紋時代。由於已度過冰河時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島與大陸隔絕,一般認為,繩紋時代人與大陸來往甚少。目前,已發現數千具繩紋人的遺骨。從其體質結構來看,雖因時代和環境的不同,同為繩紋人也有體質差異,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亞人”的典型特徵,如身材矮小、臉型短、鼻扁平等,與現代日本人顯然不同。 然而,自繩紋時代晚期開始,又有亞洲大陸移民進入日本。到彌生時代,大陸移民急劇增加。1953年,九州大學教授金關丈夫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縣土井浜發現了200餘具保存良好的彌生人遺骨。其體質結構與繩紋人明顯不同,其特點是身材高(平均約162——163厘米)、臉型長等,更接近於現代日本人。經許多學者研究,認為彌生時代的大陸移民,來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蒙古、東西伯利亞等東北亞地區,屬“新蒙古利亞人”系統,最初居住於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後逐漸向東擴散,經近畿地區擴散至關東地區。在擴散過程中,他們不斷與原居民(繩紋人的子孫)混血。不過,學者們對大陸移民的人數與混血對日本民族構成的影響,其估價卻大相徑庭。持“演變說”的學者認為,這些來自東北亞的大陸移民,因後繼乏人,在混血過程中,逐漸為原居民集團所吸收,其影響不大。而持“混血說”的學者,則運用當代的人口統計法和擬態模型法推算,移民過程近千年(從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7世紀),大陸新移民的人數可達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在有些地區應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們認為混血之影響,遠遠超過一般人們的想象。自然人類學家埴原和郎便持此說。誠然,他們也承認地域的差異,認為在彌生時代來自東北亞的新移民大多居住於北九州地區。其一部分曾擴散至近畿和關東地區,而地處偏遠的東北地區、北海道、西北九州、離島地區,則較少或幾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響,仍以繩紋人的子孫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於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認為是未受混血影響的繩紋人的直系子孫。於是,在彌生時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構造,即移民系統彌生人(主要分布於西日本)和繩紋系統彌生人(主要分布於東日本)。而且,指紋、耳垢、齒冠的類型調查以及近年來新興的血液、病毒遺傳因子調查,亦似乎支持這種“二重構造”說。當然,在彌生時代,也可能有中國江南地區的移民,直接或經南島地區進入日本,但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尚不多見。 彌生時代後的古墳時代(3世紀至6世紀),大陸移民仍不斷進入日本,且繼續向東日本和各地擴散,與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續進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構造”仍然存在。直至現代依然如此。只是繩紋人系統的影響,日漸縮小而已。因而,從體質結構來看,日本民族絕非單一民族,而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來自東南亞的人口集團和東北亞的人口集團,不斷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從日本語起源的角度來看,與日本民族起源問題直接相關的,是日本語的起源為何,它屬於哪一語言系統。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使用某種語言的民族的人們到達並生活於日本列島,那種語言才可能成為日本語的來源。通過探索日本語的起源亦可證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於是,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日本語與“南島語系”(即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之間或許有某種親緣關係。“南島語系”是分布於西起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島,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東至南太平洋諸島的一大語系,起範圍可至中國南部的一些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南島語”與日本語的類似是:元音(母音)有5個,音譯讀法(a I u e o),不使用雙重元音;單詞以元音結束;濁音不同於單詞之首等。這表明,使用“南島語”的東南亞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對日本民族的構成曾發生影響。但是,足以證明這些民族曾從南太平洋或東南亞直接進入日本列島的考古學依據,卻十分罕見。一些學者便推測,南島語系的語言可能是經過中國南部,然後傳入日本的。 與日本民族形成一樣,日本國家的形成也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由於日本出現歷史文獻的時代較晚,因而我們只有藉助日本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歷史文獻,以及日本的考古發掘資料,來追溯這一過程的原委。 一般認為,在彌生時代前期和中期(約為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在北九州和畿內地區已出現了許多“原生小國”。中國正史《漢書.地理志》記載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其中的“白余國”,雖非確數,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這一時期,在日本列島小國林立的狀況。《後漢書.倭傳》則記載說:“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雖不能說日本列島上的這些小國均有條件與漢朝建立交往關係,但“三十許過”的數字要比“百餘國”少了許多。這大約可以反映出這些小國在逐漸向地域統一的方向發展。《後漢書.倭傳》特別提及其中的“倭奴國”,說“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其中提及的漢光武帝於公元57年賜給倭奴國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舊曆)於福岡縣誌賀島被發現了。這是一枚長寬約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紐,陰文篆書“漢委奴國王”5個字。在相當長時間內,一些人對此印是否漢代遺物表示懷疑。但是,近年來在中國先後發現了“滇王之印”(1957年)、“廣陵王璽”(1981年)、“文帝行璽”(1983年)等漢代印章。“漢委奴國王”金印與這些漢代印章在紐式、形制、重量或字體上相似。由此可斷定“漢委奴國王”金印確係漢代遺物,也可證明中國史籍對當時日本國家狀況的記載大體無誤。此外,從日本的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灣沿岸為中心的近畿地區,發現了一些屬於這一時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據點集落遺址。這些集落遺址大都周圍築有壕溝。這些據點集落遺址 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數人已具有某種權威的隨葬品,如銅鏡、銅劍、銅矛、銅戈、銅鐸、玉器等。在有的遺址中還出土了用於戰爭的鐵製武器,如鐵鏃等。這些考古發掘資料表明這些集落的內部已有上下貴賤的區別,對外已進行戰爭。因而,每一個集落都可能是一個“原生小國”,當時的日本列島確實存在過“百餘國”並立的狀況。 中國史籍《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則較為詳盡地記載了稍後逐漸形成的地域大國邪馬台國的社會政治狀況。邪馬台國約存在於公元2世紀初至公元3世紀後期。在邪馬台國內,已有上下尊卑區別,“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現了階級區別,有稱為“國大人”和“大人”的貴族統治階級,有隸屬於“大人”的被統治階級“下戶”,還有更為低賤的可作贈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馬台國已形成國家機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為王,“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以後經內亂“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在女王卑彌呼統治時期,其下設輔臣“有男弟佐治國”。女王卑彌呼居城池內,還有常備軍守衛。“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中央一級的官吏,還有分管政治、貿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馬台國已有租賦制度,“收租賦,有邸閣”;也有刑罰,“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家族。”邪馬台國還監督與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國,如“斯馬國”至“奴國”的21個小國和“伊都國”等。女王卑彌呼曾多次遣使曹魏,並受到魏明帝的冊封,稱“親魏倭王”。卑彌呼女王死後,葬儀隆重,“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婢百餘人。”《三國志.魏志.倭人傳》有關邪馬台國的記載表明,邪馬台國已是控制相當大地域的階級國家,儘管其階級分化與國家機構仍未盡成熟。 中國史籍《晉書.武帝本紀》亦記載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王國最後一次遣使入貢的情況。不過,自此以後直至《宋書.倭國傳》記載宋高祖劉裕於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賜詔倭王贊,有近一個半世紀,中國史籍對日本的狀況缺載。而恰恰在這一時期,在畿內地區興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國王權。由於缺少文獻記載,有關大和國的興起及其統一日本的活動雖已不得其祥,但根據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國王權具有強烈的軍事性格。據傳為百濟肖古王贈給大和國的七支刀,現仍保存於奈良縣天理市上神宮。刀上的銘文表明此刀是百濟國王為感謝大和國派兵渡海攻擊新羅而解救百濟所贈送的。現保存於我國吉林省輯安縣境內,建造於公元414年的高句麗好太王(廣開土王)碑的碑文,則記載大和國曾派兵渡海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結果,新羅求救高句麗,擊退了大和國軍。此外,自5世紀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內平原一帶出現許多大型古墳,也表明大和國是較邪馬台國更為強大的存在。 日本成為制度完備的國家,應是在公元7世紀以後的事。7世紀初,推古女王和聖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學生到中國大陸。在與隋的交往中,開始稱國名為“日本”,稱國王為“天皇”。他們認真學習隋的政治制度,開始實行所謂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實行“大化改新”之後,日本更是頻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僧到中國,全面地學習唐朝的各項制度,實行經濟、政治社會改革,並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將各項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為比較成熟的文明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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