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把雄安計劃歸為歷史使命有點言過其實。 雄安可以算作是發揮中國制度優勢， 主動引導資源流向的有益嘗試吧。 算是一個試驗田而已。
中國學者逐漸意識到中國社會的周期性動盪來源於土地兼併和土地集中， 這一點不容易， 因為照抄西方社會發展理論， 不論是馬列主義還是國富論，都與中國歷史嚴重脫節， 屬於按圖索驥，牽強附會。
中國賴以領先世界兩千年的社會制度是西方從來沒有過的制度。中國的制度實際上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資本集中，防止經濟危機。中國周期性動盪間隔周期很長， 實際上是制度被官商學黑滲透而遭到破壞失效造成的動盪。
中國制度的特點就是三極牽制結構， 而西方屬於兩極對抗結構。 西方制度特點是豪強資本家委託僱傭精英主政， 最好的結果是保證豪強利益的基礎上，百姓不鬧事， 不造反。 但是， 權貴富豪的本性決定了其對底層百姓會失去耐心而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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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龍：東方蜘蛛盛衰啟示錄（下）—思索雄安的歷史使命
對於中國的執政者來說，歷史周期律是一個沉重而又必須面對的課題。毛主席當年解放全國進京執政，就以“進京趕考”的比喻，告誡全黨全軍，要戒驕戒躁，不要學當年的進京的李闖王。
實際上，共和國今天的發展壯大，都離不開主席一手設計的體制。主席熟讀二十四史，深知中國曆朝歷代興衰的經驗教訓，因此在共和國黨政軍體系上的設計，都充分考慮了歷史上的弊端。
時至今日，我們的整個國家體制，仍然不脫離主席最初設計的框架。如果說，中國能夠趕超西方列強的密碼是什麼，其實就是“體制問題”——或者是“體制優勢”。
【中國的體制優勢】
中國的王朝更替“歷史周期律”，以往都是發生在農業時代。毛主席作為中國千古偉人，深刻總結了農業社會的歷史周期律，在制度設計上，已經完整解決了農耕時代的致命幾個問題：
——土地兼併和集中，這是王朝後期的致命問題，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大量的農民破產淪為佃農。豐年尚能勉強養活自己，遇到大災之年，無法養活自己的農民，只能遊蕩於社會，或者落草為寇，這時候只需要有號召力的人振臂一呼，立即揭竿而起。成為推倒王朝統治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
新中國的土地公有制度（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從理論上和法律體繫上，杜絕了土地集中的任何可能性。即使後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從根本上的所有權，還是屬於公有制。
土地公有制，還為後來大規模工業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市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比印度的建設徵地困境，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一黨專政制度，一方面避免了封建時代家族傳承體系帶來的人亡政息，以及“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後繼無人的難題，保證有能力的黨的領導擔任一把手。同時，又避免了西方體制之下的多黨扯皮，互相推諉。從執政的效果來看，這一套政治體制制度，無疑在地球上是最為高效，最為穩定的。而且更厲害的是，別的國家只能羨慕，鮮少能夠模仿。
除此之外，國有經濟為主體的經濟體系，黨指揮槍的軍隊體系，為人民服務的軍政宗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策略，有的是TG一路成長過來的深刻教訓總結，有的是歷攬歷史興衰更替精心設計。
想要知道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哪裡，其實可以看一個反向指標。就是西方媒體和各類GZJY宣揚的是什麼，罵中國越兇狠的點，正是我們的最強項、體制最優越的地方。
【改革開放，均衡和妥協】
毛主席把人民看得很高，曾經說過“六億神州盡堯舜”，只可惜，人們的覺悟、教育水平、智商分布、工作熱情，都不可能達到這種理想狀態。俗話說，人一過百，形形色色。單純的公有制體系，很容易走偏到“吃大鍋飯”，或者被一小部分精英，利用在公有制體制里的位置，形成事實上的體制內利益集團。
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在活力和可持續發展之間，需要尋找一個合理的均衡點，需要適當的妥協。改革開放，既是擁抱世界，也是對個人能力的一種解放，算是對全公有制體系的一種妥協而來的均衡。
從這幾十年的發展來看，改革開放是非常成功的。雖然有些人拼命想借着現有的問題，指責286的改革開放。作為經歷過整個改開年代的中年人，我自己有非常強烈的生活經驗對比。所以，對這一類的言論，目之為妖孽怪論，並且寫過文章專門批駁過。
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來看，利益集團可以會在任何環境下成長，所需要的只是時間。因為追逐利益，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只要有機會，每個人都會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就像是人類的欲望一樣，不可能靠長期的壓制方式來管理。
改革開放幾十年，整個社會無疑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當然也培養了一大群先富起來的群體。但是正如“六億神州盡舜堯”過於理想主義，“先富帶動後富”也是另外一種理想主義。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其實證明了一件事。馬太效應（即富者越富，貧者越貧）更符合人的本性，而帶動別人致富，並不適合人的本能意識。事實上，《老子.道德經》上面就說得很清楚：“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以奉有餘。”
前一陣重讀《貨幣戰爭》這一系列的書，這套書可以批判着看。但是其中不少觀點，還是非常有價值的。在《貨幣戰爭4》裡面，作者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一個社會的財富，精英階層應該占有多少比例，才能夠既激勵人的創造力，同時又能夠保證社會相對公平，不至於走向動盪。他提出的觀點是，50%vs50%，即少部分社會精英占有的財富，不能超過50%，否則整個社會將會逐漸走向動盪。
【美國和東方蜘蛛的啟示】
按照《貨幣戰爭》的觀點，我們來觀察美國和東方蜘蛛兩個樣板。
美國是高度私有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由於美國地廣人稀，好歹還有騰挪空間。而東方蜘蛛由於人口集中在一個地方，無處可逃，因此財富集中帶來的負面效應，更為明顯。
美國的國土面積和中國大陸相當，因此美國的國情，和中國有一定的相似度，而從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來說，其實中美已經心照不宣把彼此當做最大對手。
美國現在的產業，高度集中在IT和金融領域，製造業衰敗得相當厲害。市值最高的幾家公司，簡稱FANG（facebook、Apple、Amazon、Google）都是IT公司，另外美國的金融行業也非常強大。作為美國立國根基的軍隊，更不用說了，既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也是世界上開支最大的軍隊。
由於高度的產業壟斷，而各個產業的利潤過度集中在兩三個行業裡面，這些產業能夠僱傭的人又很少。美國社會產生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同時這種問題，和種族問題又正好糾結在一起（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收入很低），這就形成了美國社會巨大的撕裂。
從美國我們可以看到，巨大的貧富差異，最終如何將一個大國撕裂。更為嚴重的是，當問題積累到這種階段的時候，縱使精英們都明白問題癥結，但是已經無人能夠力挽狂瀾。——這正如王朝的晚期，士大夫階層其實很清楚國家的癥結在哪裡，但是要對自己動刀，恐怕是誰都無法付諸行動。一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的力量，對抗一個大的時代趨勢，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一個大國的歷史慣性，比任何一個政治家想象的還要大得多。
東方蜘蛛距離我們比較近，同是華人社會，能夠給予我們更多的啟示。東方蜘蛛的問題，說起來也很簡單，一方面是產業空心化，除了金融美元其他有競爭力的產業；另一方面，也是財富過度集中，通過房地產和金融，整個東方蜘蛛的財富，都集中在幾個大家族手上。如前文所言，更為噁心的是。這些既得利益階層，禍水北引，把鍋甩給了大陸。
雖然東方蜘蛛折騰不起大風浪。但是從美國和東方蜘蛛的發展歷程，我們不妨想一想，他們的社會病，我們到底染上了幾分？是否能夠從他們的發展歷程，找到工商資本社會一點周期律的影子？
因為一直在一線城市行走，我和很多人都有過交流，我自己也有生活的體會。雖然北上廣深仍然充滿機會，但是“先富起來的人群”，利用手裡的各類資產，盤剝“後來想富起來”的人群，這種效應越來越明顯。不光是社會如此，在一些大公司，也是如此。
——一套一線城市的市區房子，單單以收益和資產計算，勝過你很多科學家奮鬥一輩子。
——在H為，老資格的員工，憑藉股份積累的分紅收入，完全可以秒殺年輕的新入職優秀員工。
——深圳的高房價，逼得華為不得不把華為終端的業務，搬到了東莞松山湖。而隨着華為的到來，東莞松山湖一帶的房價暴漲。其中，很多炒房者，恰恰也是華為的老員工。
……
我並不仇富，很多人的資產，也是人家早年把握了機會賺來的。但是，就一個社會來說，聽任這樣的財富集中而不加糾偏，很可能會走入一個“中國向美國方向進化，美國向南非方向進化”的路線。
今年橫空出世的雄安新區，被賦予“千年大計”的使命，其中就有了這樣的考量。針對這個問題，我諮詢了社科院的某位專家，以下很多是他的看法。他一再聲明，這只是他的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雄安使命，打破資本的周期律？】
我認為，在毛主席那一代領導人的制度設計之下，中國已經基本跳出了農業社會的歷史周期律。隨着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糧食的調撥也變得很容易。而農業稅最終的取消，也標誌着困擾中國數千年歷史的農民稅負問題，有了終極的解決方案。
但是，工商業社會，有沒有歷史周期律？我認為是有的，兩次世界大戰，算是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總爆發，也算是周期律的一種體現。如今從美國和東方蜘蛛的發展軌跡上，我們也應該看得清楚這其中相似的周期律。
在農耕時代，耕地是最重要的資產，因此土地集中往往最終導致王朝的垮台。在工商業社會，金融和房地產，其作用與農耕時代的耕地相似。
雄安的成立，就是要打破這個資本周期律的怪圈：
——房地產不再作為支柱產業，租賃和共享為主。
——大量資源走低成本共享方式，包括交通、居住等，以低成本的方式向市民開放。
——讓創新和勞動的價值最大化，將資本特別是不動產資本的收益，趨向最小化。
——不進行過多的沉澱，不斷有老人離開，不斷有新人進來，實現動態的流動。主張在這裡淘金，在他鄉或者故鄉沉澱，不主張在這裡停留。
……
希望雄安不負千年大計的重託，在中國已經跳出農業社會周期律之後，走出一條跳出工商資本社會周期律的道路。從雄安一開始就嚴厲狙擊炒房團的開局，我似乎看到了一絲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