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其荣
    秦孝公即位，以改革图强而招贤纳士。商鞅由魏受招入秦，并为秦孝公重用，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衡和建立县制系一系列变革。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为秦统一天下奠定基础。商鞅变法对此后秦代以后的影响是甚是深远的，也堪称法治的典范，至今也为法学界津津乐道。
    人类历史上，大凡改革必然会触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也由此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而改革其实质也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使得改革不得不面对阻力。而要将改革推行下去，必然去克服阻力，商鞅变法又如何来做到克服这些阻力的呢？那就是向秦孝公借权，因为皇权是最高权力，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商鞅为了变法，不可避免把皇权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把改革中的任何措施直接等同于君王命令，并为违反者制定苛严的制度。例如，官吏必须逐字逐句地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在执行过程中，无论谁胆敢对法律的规定增减一字，都要一律格杀勿论，这使得做官的就必须精通法律，特别是其主管事务的相关法律，若有一条背不出来，都要受到惩罚。对官如此，对民更如此，轻者断手断足，重者车裂灭族，也是常事。
    当然惩罚只是手段，也非目的，商鞅变法要推行，还得取信于民。商鞅变法又是如何取信于民的呢？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徙木立信或称移木赏金。商鞅为取得百姓信任，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长约三丈的木杆，招募百姓如有能够搬到北门者就赏十镒黄金。百姓刚开始对此并不信任政府，没有人愿去搬木杆。于是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重赏之下有勇夫，终于有了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示诚信以此取信于民，接着开始颁布改革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商鞅变法博取信任，用的是耍小聪明，不是去说服民众来取得社会共识，而是不惜采取一些极端和匪夷所思的手段来恩威并重，用的不是办法的办法。
    任何为改革制定法律或法规，都存在合理与不合理的内容，但商鞅为树立法律的威信以便于推行，却不允许任何人评论。说不好的不行，好的也不行，那些溜须拍马说好的照样被他杀掉了。商鞅给出的理由是，法即君命，只能服从，不能评价。说穿了，商鞅所谓变法，无非就是通过权力强制来推行愚民政策，而非依靠人民的信任来支持改革。
    愚民的目的无外乎是奴民，奴民与愚民，就好比狼与狈的关系，狈欺骗设套目的就是让狼吃人。愚民的目的就是奴民，奴民不外乎是穷民和役民，通过役民达成民穷国富，实现利益输送。那么商鞅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一是焚书坑儒，打压知识分子，商鞅的焚书坑儒可谓是天下一绝，不光禁绝民众接受教育和评论时政，商鞅还奉行严格的扫黄打非，黄和非的东西更被当众焚毁，来禁了民众的欲望，一辈子为君王当个无忧无欲的螺丝钉，或勇往直前的冲锋陷阵者，来实现秦国的强国和富国梦想。再者禁止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这里说明一下，秦国当时是一个农耕国家，又因山川之险，河流之隔居民流动很少。商鞅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像是“十伍连坐”社会控制措施。事实上商鞅也是第一个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民无得迁徙以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阻断民众对国外的了解。在商鞅眼里，只有秦国与他国，控制外界的信息在秦国传播，以达成愚民的目的。
    在治吏上，商鞅认为国家任用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也即任用善良之人，那么民众就会信任官员而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之人，那么民众就会敬畏君王。因此治吏上非奸勿用，导致社会道德大溃败。所以，深究商鞅的改革目的无非就是通过愚民以奴民，穷民以富国，弱民众以强政府，来实现秦国的大国崛起。改革之目的，并非以民众带来富足和幸福为依托，通过强国强军强权来实现秦国争霸天下的梦想。
    秦始皇在商鞅变法后，如愿以偿统一了中国。但如此改革，早己民怨沸腾，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到秦朝快撑不去的时候，又出现了广为人知的另一段故事，这就是指鹿为马。在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位，朝臣赵高把持了朝政，赵高测试朝中大臣对他是否忠诚，就牵了一头鹿来到大殿上，指着鹿硬说是马，而群臣附和。经历过商鞅变法的当朝文武官员，无一不是精通秦国法律的专家和学者，更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来以身作则。但他们冒着欺君之罪，对着秦二世当面撒谎时，早己心如明镜，这时的权力己经易位，权力早己不在秦二世，而在赵高的手里。而由商鞅提拨的这些则民亲其制的奸官，自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可能再去坚持所谓忠君的原则，自然让商鞅变法由权力始，更因权力而终。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快玩不下去的时候，主政者自希望改革图存，也会搞一些反腐治吏之类的改革，几乎都是失败的。究其原因，这些改革无非是通过改革来维持权力，而以权力为中心进行任何改革，没有达成社会的广泛共识，更非以民众带来富足和幸福为依托，就犹如商鞅变法一般，自然由始力始，也因权力而终，使改革难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