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西方人對歷史的感覺，或者說“歷史觀”是不盡相同的。西方人感興趣的是歷史事件，因此西方人寫歷史時，主角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革命》這樣的歷史事件。而中國人對歷史事件的興趣，遠小於對歷史人物的興趣。中國傳統的歷史書是把人物傳記作為歷史的主角，從來沒有過以《赤壁之戰》《商鞅變法》等歷史事件為題目的歷史研究書籍或文章。中國人對歷史的關心在於：哪些人是清官忠臣，哪些人是貪官奸臣；哪些人是主戰派，哪些人是主和派；哪些人是愛國的，哪些人是賣國的；哪些人是民主的，哪些人是獨裁的。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成為中國歷史研究的中心問題。

西方人的歷史感覺是 “談事為主”，中國人的歷史感覺則是 “談人為主”。中國文化是“褒”與“貶”的文化，褒讚賢者和貶伐奸者，似乎是中國人生來就有的國民義務。中國歷史貫穿了“褒”與“貶”，一些歷史人物被定位為正面人物進行歌頌，另一些歷史人物被定位為反面人物進行貶斥。岳飛廟和秦檜跪像，就是中國人歷史感覺的濃縮。由於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影響，中國人感到傳統上一刀切式的好人壞人兩分法太過絕對，於是又有了“三七開”的十分法。某人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某人是四分功勞六分過失，某人功過抵消後“功”大於“過”。

自從因特網發達以來，六四一直是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之一。可是縱觀這些年來的六四議論就會發現，中國的“褒貶”文化仍然起着主導作用，大部分人的出發點是試圖評價六四的功過是非，熱衷於討論六四搞好了還是搞壞了，學生領袖和民運人士在六四中“有功”還是“有過”，政府鎮壓六四“有理”還是“無理”等等。很少看到不談“搞好搞壞”“有功有過”“有理無理”，而只是把六四單純作為一個歷史事件來“研究”的文章。

此外，中國“褒貶”文化影響，也使一個人寫文章時，必須先擺明自己的立場。寫關於六四的文章時，作者就要明確寫文章的目的是替中共說話，還是替民運說話。西方學者寫一部《二次大戰史》，大概不會有人問他：你這本書是替德國人說話還是替美國人說話。中國學者寫一部《二次大戰史》，如果中國戰場的篇幅寫少了，會被責備為貶低了中國的作用；如果日軍的殘酷性寫少了，又會被譴責為美化了侵略者；中國軍隊的腐敗問題寫多了，還會被指責為醜化了抗戰英雄……。 總而言之，中國學者研究歷史時，背上有很多道德的包袱，很難對歷史的真實暢所欲言，稍有不慎就會受到人們道德上的非難。

儘管現實中的人是有立場的，可是作為一個學者來研究歷史，就不應該把自己的立場與研究的結果混為一談。比如狼吃羊這件事，我們把立場站在羊的一方，必然會對狼的兇殘暴行無比憤慨，對羊的悲慘遭遇深切同情；而我們把立場站在狼的一方，又必然會對狼吃羊的迫不得已性感到理解。因此只有從第三者，既不是狼也不是羊的角度，才能對狼吃羊的事件給予一個客觀公正的描述。

同樣對於六四事件的“研究”，當我們試圖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以一個與此事無關外國人的心情來研究六四，才能得到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結論。從旁觀者的角度、以第三者的立場來研究歷史事件，正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特別缺乏的。筆者在這裡試圖作一個嘗試：不談好壞，不論功過，不講對錯，只是從純歷史學的角度來“探究”一下六四事件。

一、六四發生的社會背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六四事件的發生，也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1920年代，中國正處於風雨飄搖的存亡關頭，怎樣才能救國強國，成為當時中國人的首要任務。馬克思主義流傳到中國以後，給中國人帶來一個新的希望：引進馬克思主義，學習蘇聯，用共產主義來治中國病。1921年，一批救國心切的激進知識分子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發起共產主義運動。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主義運動的主體，不是掌握物質財富的有產階級，也不是掌握精神財富的知識分子，而是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雖然是一批知識分子，但他們把共產主義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工農大眾身上。中共深入群眾，搞工人運動，創辦工會；搞農民運動，組織農協。由於共產黨的口號是解放工農勞苦大眾，對於世代被壓迫在社會最底層的工農百姓來說，自然會支持那些來解放他們、讓他們翻身當家作主的共產黨人。因此中共成立後僅4、5年的時間，就成為中國一支極有聲勢的政治力量。

1927年國民黨與中共反目後，中共被打為非法組織，很多共產黨人被拘捕和處刑，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時進入低潮。但中共黨人並沒有“見好就上，見壞就收”，而是向逆境挑戰。政府不讓他們搞合法的工農運動，他們就搞非法的武裝反抗。搞非法的武裝起義，很難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沒有相當的獻身精神是不行的。周恩來發起南昌起義時，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日後會做總理；毛澤東發起秋收起義時，也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日後會做主席。這些中共黨人發起反政府武裝暴動，上山打游擊，沒有人保證他們會成功，更沒有人保證他們可以活着回來，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獻身精神。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謂的“老一輩革命家”，的確是一批既不怕死，又有鬥爭策略的“有勇有謀”精英。1927年最早一批發起反政府武裝鬥爭的中共黨人，能活到中國建國的都是幸運者。中共常自豪地說：我們的政權是用幾百萬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此話不假，中共政權的確來之不易，是用無數人的生命鮮血換來的。凡是來之不易的東西都不會輕易放棄，所以中共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政權，向中共政權挑戰的人，恐怕也要作好付出流血代價的準備。

中共奪取政權時，儘管有一些外援，但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靠工農大眾的支持。中共政權的支持者和根基是工農大眾，這就決定了中共對知識分子有一種天然的不友好。掌握精神財富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統治政府的主要依靠對象。而中共政權第一次讓知識分子精英們靠邊站，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從“老大”一下降為“老九”。

中共建國後的一件大事就是知識分子改造，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兵學習，樹立起“老粗光榮”的社會新風尚，打掉知識分子以往對工農大眾的優越感。“公子、小姐、先生、太太”等知識分子階層用的風雅稱呼，也被“小鬼、姑娘、愛人、老婆”等大眾俗話代替（近年來這些知識分子風雅稱呼又捲土重來）。當時形容工農兵心情的最常用詞彙是“揚眉吐氣”，而知識分子則給予一個警告：夾着尾巴做人。

當然知識分子不甘心自己被打為“老九”，他們要為自己抗爭。建國初給知識分子制定的工資待遇還過得去，所以當時知識分子的不滿主要不在物質待遇上，而是“外行領導內行”。中共掌權後，一些文化素質較低的工農幹部，成為學校、機關、科研單位的領導，這讓知識分子有一種恥辱感：那些連寫封信都別字連篇的老粗，怎麼能領導得了我們？1957年中共號召知識分子提意見，最大最廣泛的意見就是：“外行領導內行”，要求中共尊重知識分子。

對於中共來說，知識分子不滿外行領導內行，嫌共產黨幹部文化素質低，就是不服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中共不能容忍的。中共領導層達成這樣的共識：知識分子還沒有改造好，他們還不服氣中共的領導，他們還在翹尾巴，要對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更加嚴厲深刻的大改造，這就是反右運動。

經過反右運動，知識分子的傲氣基本被打壓下去，多數人開始夾着尾巴做人。反右運動以後，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也明顯下降，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腦體倒掛”現象。然而中共不尊重知識，不重用知識分子，靠工農幹部治國的政策，也有一個極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停滯，物質奇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的經濟已到崩潰的邊緣，毛的接班人華國峰和後來上台的鄧小平，都意識到要改變當前的經濟困境，就不得不依靠文化素質高的知識分子來治理國家。

中共改變了以往的知識分子政策，重新重用和依靠知識分子治國。鄧小平做的第一件事是為知識分子在名譽上平反，聲稱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是共產黨依靠的對象。而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並不是共產黨依靠的對象，僅是可以團結的小資產階級。鄧小平做的第二件事是幹部體制改革，強調幹部的知識化和年輕化，一大批工農幹部靠邊站，學歷成為提拔幹部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到1980年代中期，知識分子在社會地位上已揚眉吐氣，重新得到了社會的尊重。但知識分子的經濟待遇方面，卻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農村出現了萬元戶，城市裡擺小攤的也發了大財。工廠被允許自由發放獎金，工人的收入也有明顯增加。而知識分子成堆的機關學校科研單位，知識分子基本都是死工資，缺少獎金等額外收入。當時知識分子對“做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腦體倒掛現象怨聲載道，要求政府進一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六四學潮之際，也正是知識分子對經濟待遇不滿情緒達到巔峰的時刻。這種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促使他們加入了支持學生的遊行行列，所以六四運動的主體除了學生外，就是機關學校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可以說六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共政權積壓了幾十年不滿情緒的總爆發。

對於工人農民來說，學生們提出的“民主運動”，和以往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不同，既沒有依靠、也沒有號召工人農民參與進來。在工農大眾看來，民主運動是一個知識分子發起的，與自己無關的政治運動。不過當一部分學生提出“打倒官倒”後，單純的知識分子運動發生了質變。六四前後中國大陸正值物質緊缺時代，那時普通老百姓要購買彩電冰箱等大件和緊俏商品，僅有錢是不夠的，還要憑關係走門路才能買到。一些高乾子女利用父母的職權倒賣緊俏物質，大發其財，一般民眾對此十分不滿。因此學生提出“打倒官倒”後，引起廣大市民的廣泛理解和同情，六四運動也從一場知識分子運動，演變為一場城鎮居民群眾性反政府抗議運動。

二、為什麼會發生流血事件

中共政權自誕生以來，第一次遇到這種大規模全國性反政府抗議運動。當時中共領導層為怎樣結束事態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種意見是主戰派，主張用高壓暴力手段鎮壓運動；另一種意見是主和派，主張以安撫和解的方法平息運動。但鄧小平等打江山的老一輩革命家迷信暴力，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靠暴力上台的。同時中共也深知學生運動的厲害，當年中共與國民黨爭江山時，中共領導和發動了國統區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對國民黨的敗退起到相當的促進作用。當時中共指導的學生運動的口號也是向國民黨政府“要民主，要自由”，按現在的標準也應該算是要求民主的民主運動。

由於歷史原因，六四學生喊出“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老一輩中共領導人很自然地懷疑到學生是受人煽動利用，因為當年國統區的學生運動，絕大多數都是中共指使和煽動起來的。1986年的學潮才平息下去，1989年的學潮更加變本加厲。鄧小平下決心以強硬手段，用流血的恐怖一舉徹底平息學潮。六四成為流血事件是鄧小平的決斷，不流血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用流血來換穩定，這是當時中共高層最後達成的決議。當然趙紫陽等主和派反對用流血的方法解決問題，但軍隊聽從鄧小平的指揮，趙紫陽無力回天。

儘管鄧小平有意製造一個流血的恐怖事件，但鄧小平並沒有想殺那麼多人。鄧小平事先估計軍隊開槍，不過打死打傷數名、最多數十名頑固不退的學生，再抓捕一批學生領袖和他們在社會上的支持者，就可以用血的恐怖嚇倒知識分子，他明白中國的知識分子比較軟弱，害怕流血。然而開槍的結果出乎鄧小平意料之外，他沒有想到軍隊會打死幾百、打傷幾千人，而大多數都是無辜的市民百姓。為什麼軍隊向無辜的市民百姓亂開槍，這很可能是出於農民士兵對城市人優越傲慢的報復（詳細請參見拙文《親歷六四》）。

六四血案後，鄧小平意識到開槍的打擊面太大了，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表示他有意和解。六四北京城平民百姓的大量傷亡，從客觀上幫了知識分子一忙。本來鄧小平和中共高層是準備秋後算賬的，徹底剷除那些有反骨的知識分子。可是六四牽扯到大量非知識分子市民的犧牲，從嚴查處六四事件，必然牽扯到共產黨的主要支持者工人市民，使共產黨站到工人平民的對立面。中共不怕得罪知識分子，但害怕得罪市民大眾。

因此六四以後鄧小平從主戰派轉為主和派，開始向知識分子和解妥協。鄧小平的第一個和解姿態是不用李鵬等強硬主戰派接總書記的班，而是起用江澤民這個與六四沒有直接關聯的人物接班；鄧小平的第二個和解姿態是輕判六四學生領袖，當年魏京生不過貼了幾張大字報就判刑15年，而王丹是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帶頭人物，只輕判了4年刑。中共對民主活動人士的境外逃亡也採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沒有趕盡殺絕。鄧小平的第三個和解姿態是淡化六四，對六四的普通參加者不作追究，而積極鎮壓六四運動的“共和國衛士”也沒有撈到什麼好處。參與六四運動的人不記過，反對六四運動的人也不記功。

促使鄧小平採取和解態度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的態度。六四開始時鄧小平等中共高層曾經懷疑美國是六四的幕後黑手，美國有意煽動和利用學生，試圖推翻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六四後美國政府立即派出密使前往北京，將美國的態度交了底：美國政府有意與中共政府合作，並無意推翻中共政權。鄧小平明白美國人並不想搞倒他們後，對在美國的中國民運團體放心下來，讓一批反政府的異議分子出國赴美，以表示中國政府對六四運動的妥協姿態。同時美國做出不支持推翻中共政權的承諾，也是鄧小平加速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的重要因素。

六四流血慘事的主要責任者，無疑是鄧小平，是他決定用流血來換穩定。但六四後鄧小平的和解與妥協態度，又大大消解了人們對鄧小平製造流血事件的憤恨。中國人對鄧小平的感情是複雜的。

三、六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六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巨大深遠的，特別是它加速和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轉變為代表知識分子和有產階級利益的政黨。

六四前鄧小平等中共高層對經濟改革的進度是謹慎的，知識分子的地位雖有所改善，但中共的主要依靠對象還是工人階級。工人是工廠企業的主人，工廠企業不能隨意開除工人，這個社會主義企業的基本特徵沒有變化。六四以後，鄧小平意識到六四運動的根源，是知識分子對中共政權長期以來輕視知識分子政策的不滿，為了防止再次發生學潮，最重要的就是改善知識分子待遇，讓他們成為社會的受益者，用金錢收買知識分子對中共政權的支持。

六四後中共大大放寬改變了以往嚴格的幹部條例，允許教師科研人員兼職創收，允許幹部下海做生意，把知識分子從死工資中解放出來，向他們開放額外的生財之道。根據1980年代的社會調查，中國的新興富裕階層的文化程度很低，平均只有初中程度，那時的新富主要是農民個體戶、城市小商販。而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已成為有穩定收入的高薪階層，“腦體倒掛”成為被人們遺忘的過時詞彙。

鄧小平南巡後，中共明顯加大了對外開放力度，加速了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也加速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工廠廠長開始有權解僱工人，工人不再是工廠的主人，而成為老闆的雇員。最近中國出台了保護私人企業主（即資本家）財產的法律和允許資本家入黨，標誌着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革命家擔心的資本主義復辟，已真的在中國成為現實。

如果沒有六四，中國的知識分子待遇恐怕不會這麼快得到改善，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進程也恐怕不會來得這麼快。從客觀上看，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六四事件的得益者。因此六四運動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與其說失敗，不如說成功，因為六四促使中共政府徹底改變了知識分子政策。六四後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經濟各個方面，都占據了主角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