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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民主國家國民應對公共決策後果負責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07月18日14:33:0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冼岩:民主國家國民應對公共決策後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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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07月18日 02:32 PM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伊拉克戰爭對現代政治學及國際關係理論提出了全新課題。


這場戰爭有兩大特點:1,它是一場由民主國家發起的、意在“先發制人”而非應對“迫在眉睫威脅”的戰爭;2,戰爭發起方美英兩國的國民普遍支持發動戰爭。這場戰爭給伊拉克平民造成重大傷亡,如果承認戰爭對平民的傷亡是一種罪惡,需要追究責任,那麼,罪責當然只能由戰爭的主動發起方承擔。

在這裡,美英聯軍及兩國政府固然要負責任,但作為戰爭推動者的兩國國民是否也有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正是在美英兩國民意的強大支持下,兩國政府才悍然發動了戰爭,攻打、占領了伊拉克國土,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在這種強大民意的裹挾下,發動戰爭甚至一度成了美國公共言論中的“政治正確”,反戰聲音被迫噤若寒蟬。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兩國國民已成為擁有左右政府公共決策能力的強大政治力量,沒有強大民意的支持,政府不可能發動戰爭;反之,如果民意已決心開戰,民主政府也無力阻止戰爭。

在實踐形式上,成熟民主國家的國民憑籍背後有選舉權、彈劾權支撐的社會監督權,在實際上擁有了參與即時決策的政治權力。兌現這種權力的唯一條件是民意必須凝聚成“公意”,如果國民普遍對決策事項漠不關心,公意無法形成,等於他們自願放棄了參與決策的機會。而公意一旦成形、一旦左右了公共決策,參與公意的國民就應該承擔相應責任;對於後果嚴重的重大決策,如果未能形成公意阻止,國民也有失職之責,這才是“民主”的真意。

從某種意義上說,國民是成熟民主國家重大公共決策的最終決定者及責任人,他們應該對公共決策的後果承擔責任。在民主制度下,國民是主人,政府是僕人,這是民主理論對民主制度的一貫標榜。權責對稱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如果作出決策的主人無須承擔責任,一切責任只能由負責執行的僕人承擔,那麼其它政治體制下的決策者也無須為其決策承擔責任,這意味着希特勒無須為二戰、毛澤東無須為文革承擔責任。如果決策者(民眾)只享受權力,無須承擔責任與後果,其結果必然導致不受制約的權力、不負責任的決策,決策者(民眾)淪為暴君(暴民)。

在國內事務上,由於國民是公共決策後果的主要承受者,他們以這種方式承擔了他們作為民主制度所規制的國家“主人”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因此無須再另行問責。但在國際事務上,政治決策的後果溢出了一國邊界,它的主要後果並非總是由本國國民承受。當一民主國家的公共決策給其它國家人民造成重大傷害、構成犯罪時,對決策擁有重大影響力的國民應該承擔相應責任。

當然,民主國家國民在影響公共決策時,他們的認識可能被人誤導、他們的情緒可能被人蠱惑,但是,這些並不構成責任免除的充分理由。任何決策者都可能受到蠱惑與誤導,既然在此位置上、享有此項權力,就應該承擔相應責任。“蠱惑與誤導”不是決策者免於責任的理由,“不受蠱惑與誤導”才是決策者應盡的義務。

既然成熟民主國家國民對公共決策負有相應責任,就應該為界定及追究這種責任設置一種有效機制。但是,現代政治學理論對民主制度的敘述主要局限於國內事務方面,對民主制度的界外效應少有涉及。在此之前,人類實踐也沒有為全面研究民主制度的界外效應提供足夠經驗材料。因此,有關民主政治的理論並未提及這種追究,更遑論在國內或國際政治領域中設計相應機制並付諸實施。

在民主制度的界外效應方面,迄今為止國際上有兩種流行觀點。一是“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證諸史實不難發現,這一結論其實只有在主要民主國家隸屬同一軍事同盟或國際利益集團時才可能成立;第二種觀點是“由於民主國家民眾具有左右公共決策的政治能力、由於民眾的理性,民主國家一般不會輕易主動訴諸戰爭,因此民主制度的擴展有利於世界和平”--這一結論成立的前提是:世界上幾大勢力相互制衡,戰爭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導致嚴重危險。但是,當國際格局演變為某一民主國家及其利益同盟一強獨大、其它力量難以制衡時,民主制度的界外效應就會發生質變。在民眾的理性中會失去對戰爭危險性的預期,在這種缺少制衡的民意推動下,戰爭會成為民主國家解決國際爭端的方便手段,民主制度的這種界外效應且將成為影響國際事務越來越重要的因素。

在沒有一種權威能夠約束強勢民主國家的民意、追究其濫權責任的情況下,被損害的弱勢國國民求告無門,他們在絕望下往往只能採取極端手段自行報復,這就是伊拉克戰爭後“恐怖活動”針對美英兩國平民的理由。國際社會無力約束強勢國家的民意,但至少應該承認弱勢國家民眾的復仇具有某種正當性。被奉為當代《萬民法》的羅爾斯“正義論”,只有在加入對這一變化的考量後才談得上“正義”、談得上“重疊共識”,才能具有當下的普適性。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此次倫敦襲擊具有與以往恐怖活動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正當性。同樣是針對平民,但此次遭襲的英美主戰平民已非無辜,他們早已犯下“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罪過,因為戰爭必然傷及無辜平民乃是早已共知的常識。在襲擊中被無辜誤傷的,只是英美的反戰人士、中立人士及其它國家人民。

因此,對恐怖活動也“不能一言以蔽之”,並非所有恐怖活動都邪惡,也並非所有恐怖活動都情有可原,必須具體辨析因果。“民主國家國民應該對公共決策的後果承擔責任”此一論點的提出,意在對民主制度的界外效應進行深入探討,防止具有重大決策影響力的民主國家民眾成為國際事務中的濫權者、不負責任者。沒有對這種迄今不受制約的民意的制約,民主國家就可能淪為當代戰爭的策源地,淪為對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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