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智庫為什麼預測錯了幾乎所有國際大事？

2017-12-20                                        鄭永年 牛新春 

【按】測不準除了迎合，根基之外，還有格局問題。看問題的格局，也是是把握不住“勢”。

中國的智庫為什麼預測錯了幾乎所有國際大事？

2017-12-14 鄭永年 牛新春 東方思想庫

【導語】2001年以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學界對國際問題做出過大量預測與判斷，其主流判斷和預測，戰略性判斷以及戰術性預測，大多與今天事實相去甚遠，幾乎是集體性走偏。如果蓋棺式總結，這是一幫廢物點心。現在，又輪到韓國和朝鮮過來打這幫“專家”的臉。（科羅料夫語）

真的，特別痛心。其實哪兒僅僅是伊戰、阿戰，那些千山萬水之外的事！

所謂學界的人們也就是怎樣到付國內的老百姓拿了一曲又一曲的基本國策，而對於國際舞台上總是“窮途末路”“無計可施”“撒手溜之大吉”。

花錢保安寧。人們不要忘記，那是中國式納稅人的血汗錢。是中國式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人性資源的最大付出。

就是在自己國家周邊的那些“同志加兄弟”的鄰國，現如今的關係也被一一遠離，甚至於傾斜到了他處。

難道都是人家的不是，來掩蓋自己的失誤？國人一清二楚，只是話語權的喪失殆盡，而被霸占在那些“腦殘粉”們的“足智多謀”上去“指手畫腳”着國家的命脈。

集體性失明，源自於集體性失語而至。集體性失語，源自於集體性“單個腦”的傾向性“只能這樣論述，而不能逆向思維一下”的整體性語境……悲哀。更何況“國事國民智”則被“放置高閣”而置之不理。

鄭永年：我對中國所謂的智庫很悲觀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其最新兩本著作《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和《未來三十年：改革新常態下的關鍵問題》中，對中國學界的現狀及發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討。鄭永年認為，中國當然需要大量的智庫，而且現在好像有幾千家的機構自稱為智庫。但我是比較悲觀的，我們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這個智庫，還是因為我們想做個新型智庫，實實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為很多智庫沒有獨立性，不客觀。這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問題，更是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新加坡的知識分子比較獨立客觀。我以前寫過文章說，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不見得一定跟政府有關係。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往往跟權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但換個角度看，中國的智庫還是有發展的空間。中國有兩撥人太多了，拍馬屁的人太多了，罵政府的人太多了。這兩撥人都沒有建設性的東西，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庫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庫，獨立觀察與客觀是最重要的。具體來講，比如機制的設計、政治環境、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和文化問題等。美國的智庫跟歐洲不一樣，歐洲各個國家之間也不一樣，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樣，但不管怎樣，客觀性都是普適性的標準。怎樣做到客觀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環境、文化體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國目前也正積極探索。

中國目前的智庫雖多，但很多都是有庫無智。2013年在北京開了個全國智庫大會，大家就談怎麼對政府產生影響力。我認為智庫不能老想着怎麼產生影響力，只要我們能做出實實在在的研究，自然就會有影響。根據我的經驗，只要你說的是真話，接近現實，即使政府不認同，最後還是會有影響。因此影響力只是一個副產品，而不是一個智庫應當追求的東西。

智庫就是要在知與行之間建立起一個橋梁。馬克斯·韋伯提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我們首先要問價值有沒有可行性，沒有可行性就是沒有理性的東西，是烏托邦。智庫的任務則是研究通過什麼樣的工具來實現這個價值，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智庫可以告訴執政者實際情況如何，有幾條路徑可以實現這個目標。至於選擇哪條路徑，則由政治人物來決定，我們也無法干涉。

具體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勵民間智庫，讓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點也沒問題。其次，要給它寬鬆的政治環境，允許大家進行理性的爭論，這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理性爭論的空間就沒有理性的共識。

不過我的擔憂還是在知識界自身，我覺得中國知識界不成氣候。政府並不會限制你怎麼想，只要你能客觀地反映問題。而中國的知識界比較缺少獨立、客觀研究問題的傳統。

鄭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網採訪時談到：“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識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有沒有提出某種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沒有自己的東西？我在寫一本新的書《知殤》。中國的文明是一個對話文明，但是以我為主的對話文明。中國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體系，後來受到佛教的影響，宋朝之後又出現新儒家。先秦的百家爭鳴是文明內部的對話，然後和印度文明對話，吸收了一些新的東西。近代以後中國和西方文明對話。但到現在為止，我們自己產生了什麼？到現在還在照抄照搬。中國社會轉型比起歐洲不知規模要大多少，歐洲轉型產生了多少偉 大的思想家，我們現在的轉型呢？我們對世界社會科學的貢獻呢？

中國很多學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識，用中國的素材來論證西方的命題，而我們自己的命題還沒找到，都是假命題。社會科學領域大部分發表的內容，都是西方的命題加上“來自中國的證據”(evidence of China)，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我們大部分學者的腦子還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學者連西方實際上怎麼運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會公正等在西方有獨特歷史的東西，都看成普世的東西，都是拿一個抽象的、西方都不見得存在的理想狀態來評判中國，這能產生知識嗎？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麼主義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學問，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東西是怎麼產生的。從經驗出發，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中國現在很麻煩的是，誰都想當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都還沒有當好呢，就想當公共知識分子，這不是自欺欺人嗎？這不是把自己當成政治家了嗎？你在規範層面，因為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性，支持反對也好，都沒有問題，但作為學者就不應該。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東西實際上是怎麼樣的。現在 誰知道中國的社會、經濟等體系是怎麼運作的嗎？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來看待中國的蘋果。”

集體性失明：中國國際關係和情報界的職業病

本文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牛新春的作品，發表於《現代國際關係》2014年第4期。牛新春的研究領域包括美國外交、中美關係、中東政治、美台關係、台灣問題等。

作者認為，十年前中國國際問題專家對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的預測與判斷，不論是戰略判斷還是戰術預測，大多與事實相去甚遠。當時那些預測背後的理論、事實、邏輯、方法，不僅反映出學界對兩場戰爭的研究軌跡和缺陷，還可以折射出國際問題研究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中國傳統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無序混雜，構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奇形怪狀的基石，浮躁的學風和研究激勵機制則進一步加劇了亂象。此文堪稱近年來少有的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反思之作。隨着中國國力的增長，國家利益需求的複雜多樣化，國際關係學領域的研究正得到政治、經濟界越來越多的重視，因此，此文足可以作為重要參考。

我們國家，一切懈怠惰政和理論混亂、只知媚上，拒絕改革，坐井觀天的領域，打臉都會迅即到來，最後不可收拾。這不，韓國和朝鮮又過來打這幫國際問題專家的臉了。

問：中國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做出過哪些努力？

中方一直堅持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而且在這個問題上國際社會是有共識，而且是有目共睹的，中方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比如從2003年開始，中方就一直成為六方會談的召集方和主辦國，而且免費的提供場所，免費提供咖啡、飲料、點心像這些一些，我們做了大量的努力。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2013年2月13日

2001年10日7日美國出兵阿富汗、2003年3月20日美軍攻打伊拉克，這是21世紀初國際政治中的大事。當年，圍繞戰爭目標、戰爭進程和戰後重建等問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學界曾做出過大量預測與判斷。2011年12月18日，美軍戰鬥部隊全部撤出伊拉克。目前，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問題還在談判過程中，儘管2014年底能否全部撤出仍是未知數，但可以確定撤軍只是時間問題。至此，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長期軍事行動基本落下帷幕，可以做蓋棺式的總結。當年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判斷和預測，不論是戰略性判斷還是戰術性預測，絕大部分同今天的事實相去甚遠，幾乎是集體性走偏。

反思是進步的階梯，如能通過尋找當年判斷的理論、事實、邏輯疑點，勾勒出學術研究的軌跡，就能看到我們今天是否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一、判斷

本文選擇2001—2004年國內學者涉及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文章為研究對象，以《現代國際關係》、《西亞非洲》代表學術刊物，《世界知識》代表通俗刊物。四年中，三家刊物共發表4219篇文章，其中直接、間接涉及兩場戰爭的文章為400篇左右，這些文章基本上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在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解釋、說明、評論類的。關於預測的隻言片語往往淹沒在文章的海洋中，整篇文章從選題立意、謀篇布局到邏輯推理都以預測為目標的可謂鳳毛麟角，甚至是絕無僅有。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戰爭打響之前，大家普遍看衰美國，認為美國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權，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美國怎麼能打贏呢?敵人在哪兒它都不知道”；美國軍事打擊的手段不多，且要顧及後果，以空襲結合小股特種部隊人境緝兇的可能性較大；美國通過軍事行動來改變阿富汗政權結構，並非易事，軍事反恐不會取得多少實際效果；甚至，美國一旦將塔利班作為敵人，反而會使其浴火重生，其政權得以鞏固；“我有個預感，就是再過二三十年回過頭來看，也許這是美國由盛至衰的一個轉折點”。只有一人認為，美國憑藉如今的超強國力，又有各國合作，“極有可能取得對塔利班戰爭的勝利”。事實上，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勢如破竹，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權，2002年3月布什總統宣布反恐第一階段結束。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學術界的判斷迅速逆轉，懷疑美國軍事能力的聲音煙消雲散，質疑美國能否搞定阿富汗的聲音也迅速消失，轉而誇大美國的軍事、戰略成就。比如，有學者認為：美國已確定無疑地在阿富汗立定了腳跟，輕而易舉地進入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格魯吉亞，這是亞歷山大大帝以來西方軍隊第一次駐紮中亞，最典型地說明了實力中心的動態轉移是何等巨大；美國霸權性優勢出現新的躍進式擴展，其歐亞地緣戰略大大推進了一步，中國西部受到威脅；21世紀初，美國的實力地位似乎已經登峰造極。還有學者認為，阿富汗戰爭證明國際政治的性質變了、大國關係性質變了。戰爭中，世界主要大國、阿富汗周邊國家積極配合美國，大國關係的融洽程度似乎前所未有。2003年1月，《現代國際關係》召集10位專家討論阿富戰爭後的國際局勢，會議主持人總結：“恐怖與反恐怖是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的世界主要矛盾，這已是大家的共識。”因此，國際政治的主題變了，主要矛盾變了，大國競爭、霸權與反霸權不再是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形成一種以美國為主導、兼顧各方利益的新型大國關係，這是21世紀與20世紀的一個根本區別；美國認識到，唯有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合作才是方向，這是美國的一次大覺醒。

然而，僅僅兩個月後，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與世界主要大國以及與伊拉克周邊國家產生激烈衝突，大國關係一團和氣的局面不見了。面對這樣的事實，學界判斷再次大轉折。不少人認為，國際政治的性質又變了，大國關係的性質也變了，美國反恐戰爭具有強烈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色彩，國際政治中心仍是單極與多極、戰爭與和平、霸權與反霸權的矛盾與鬥爭；世界更亂了，國際法、國際組織和國際秩序將在很大程序上癱瘓或瓦解；大國關係正在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動盪，大國良性互動趨勢面臨逆轉；西方出現“二戰後最嚴重的分裂”，美歐漸行漸遠具有長期、戰略性與結構性，因為共同威脅不存在了，共同的價值觀受到質疑，聯盟的基礎坍塌，同盟將名存實亡。

同戰前激烈的大國博弈相反，美國攻打伊拉克異常順利，21天推翻薩達姆政權。對此，學界預測伊拉克戰爭將極大地改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地位，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得以分別鉗制伊朗和敘利亞，新生的伊拉克極可能成為伊朗的強大對手；“可以肯定地說，一個美國主導下的中東正迅速轉變為美國霸權下的中東”；美國在中東已占有絕對優勢地位，伊拉克是美國插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根“支柱”，是美國根除中東恐怖主義的基地、整合中東的大本營；美國可以控制中東，進而實現以石油為後盾的全球霸權；大國力量對比更加向美國一邊傾斜，一超正向獨霸發展。

但是，又過了幾個月，由於美國在伊拉克受挫，上述評估站不住腳了。同一批學者提出，“中東：美國霸權的陷阱”，從餡餅到陷阱只有幾十天時間。學者們再一次認為美國霸權出現轉折：美國實力已經達到階段性峰值，地緣擴張沖頂回落，其國際權勢和地位局部出現了嚴重逆轉，總體來說凸顯“形勢性贏弱”和“結構性贏弱”；現在，兩場戰爭的戰略影響非常清楚，伊朗的兩個死對頭“塔利班”政權和薩達姆政權被消滅，伊朗明顯壯大，地緣政治力量嚴重失衡、伊朗“獨大”的局面當然也嚴重威脅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如果說兩場戰爭是美國走向衰落的轉折尚有爭議的話，那麼美國的霸權沒有得到鞏固、美國在中東和中亞的戰略地位也沒有得到改善則是不爭的事實。

可見，早前關於兩場戰爭的戰略預測與事實相去甚遠。其實，早在2004年11月美國陷入阿富汗的態勢明朗後，已經有人看到中亞是一個“地緣政治黑洞”，而不是之前的亞歐心臟。

在戰術判斷上，學界一方面對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的困難估計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對戰後美軍駐留問題預測完全失准。

令人奇怪的是，從2002年3月阿富汗主要戰爭行動結束後，學術界極少有人談論阿富汗，似乎阿富汗問題已經解決了。2002年底阿富汗面臨非常嚴峻的國內動盪，有學者仍然認為：“目前阿富汗已完成新舊政權的交替，迎來了由亂轉治的新契機。走向穩定與發展是阿富汗的大勢所趨。”在伊拉克，2003年5月1日布什宣布戰爭結束，大家也都比較樂觀，認為美國大體實現其戰略設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時間也不會太長，一般的估計是第一階段可能持續3—6個月，第二個階段可能持續兩年左右；在美國對伊拉克實行占領的情況下，伊拉克局勢不會失控。還有人認為，戰後重建是一個各方爭奪的巨大“戰略利益”，歐盟及德法都要在重建時搶奪戰略紅利，因此，重建面臨國際主導權之爭、經濟利益之爭；從中、長期看，這是美國石油公司進入伊拉克的絕好機會，扶植起親美政權後，通過對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可以影響世界石油市場走向。

2003年8月，有人認為“伊拉克問題基本解決”，“無人懷疑美國實施其改造中東戰略的嚴肅性和能力”；在實現其計劃前，美國不會輕易撤兵。到2003年l1月，伊拉克恐怖襲擊非常嚴重，學界仍有判斷稱“反美抵抗力量對美尚難構成實質性威脅”，“布什不會放棄先在伊拉克樹立起‘民主樣板’進而改造中東的戰略”。直到2004年9月，才有學者認識到，想要將伊拉克政權打造成美國設計的“民主樣板”只“不過是美國人的一廂情願”。

在戰後駐軍問題上，沒有一個人明確提出美軍會全部撤出阿富汗、伊拉克，相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美國將藉機在兩國永久駐軍。2012年2月，阿富汗大規模軍事行動還在進行之時，有專家認為，“美軍長期在中亞保留軍事基地已成事實”；美軍將在中亞長期駐紮下去，幫助當地的民主化進程和市場經濟建設；美國的觸角伸進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美國試圖賴在中亞不走；不僅美國在阿富汗的長期軍事存在是必然的，而且美國很可能借反恐之機，在亞太地區進行新一輪軍事戰略部署，配合北約東擴進程；美國即使不能完全達到目標，也極有可能找藉口在阿富汗留下軍事力量。2004年11月，美國已經陷入伊拉克戰爭泥潭，有學者仍然相信“即使局勢穩定到可以撤軍的程度，美軍也決不會遠離中東，而是要在阿拉伯半島和紅海地區長期安營紮寨”。

沒有人預測到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的結果是，美國先後有200萬軍人參戰，6000多人死亡、4萬人受傷，直接開支1．5萬億美元。兩場戰爭幾經波折，預測失誤實難避免。然而，對於國際政治的性質、美國全球戰略的態勢、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等戰略性問題出現數次誤判，值得深刻反思。同時，不論是戰略性預測還是戰術性預測，不同觀點之間的爭鳴較為少見。即使有一些不同意見，也是各說各話，沒有交集，沒有對邏輯、理論、事實的檢驗、質疑，而只是拋出自己的觀點。

二、學風

學風是個大問題，這裡只涉及研究的專業性和客觀性。理論、邏輯和方法都是研究問題的工具和路徑，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對問題本身的專業知識，對工具的研究不能取代對問題的研究，否則就是捨本逐末。正是在具體問題上，特別是在國別研究領域，中國缺乏真正的專家。

國別研究是國際問題研究的基礎，也是戰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需要真正的專家而非“大家”，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恰恰缺少專家。在兩場戰爭前後，在期刊上、媒體上露面的作者群大體上是同一批面孔。不論是阿富汗問題、伊拉克問題、美國外交還是時代特徵、國際形勢走向，檯面上的人都似曾相識。這批人可以稱之為“大家”、戰略家，他們掌握着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學術話語權。現代戰爭是全面戰爭，涉及美國、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專業知識，這些知識是準確把握變量的基礎和關鍵。然而，在關於兩場戰爭的研究中，幾乎看不到專業研究，而到處都是戰略研究，都是從大戰略、大棋局高度看問題。沒有紮實的國別、領域研究，戰略研究就是空中樓閣。仔細分析前述400多篇文章可以看到，兩場戰爭期間居然沒有湧現出阿富汗問題專家、伊拉克問題專家、巴基斯坦問題專家。中國的國別問題專家本來就少之又少，在國際關係研究界又難以立足主流，久而久之形成惡性循環，越沒有地位、研究的人越少。相反，“大家”、戰略家們卻如魚得水，話語權越來越大，涉及的面越來越寬。因為缺乏真正的專家，所以關於阿富汗、伊拉克形勢的分析都是一些常識性知識，缺乏深入的第一手材料。戰略家們往往轉述美國觀點，“美國領導人的許多言論表明，他們對在阿富汗作戰的實際困難、對美國可用的軍事能力的局限性、對軍事打擊所涉及的外交麻煩和地緣政治陷阱、對戰後安排的複雜性和可能代價，都有比較清醒的估計。”即使是偶然有國別問題專家的研究成果，也難入“大家”、戰略家的法眼。專業知識缺乏、國別研究與戰略研究脫節，戰略預測就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專家需要中國傳統學風中“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但在信息時代、家國天下新月異的背景下，很難求得這樣的人才，目前的科研體制也不鼓勵這樣的人才。

政治因素對學術研究的干擾不可避免，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政治正確問題，只不過有的國家更嚴重些罷了。在中國學術界，看壞美國是正確的。把美國的威脅估計得嚴重一些、長遠一些，在政治上永遠是正確的，這是政治避險的捷徑。過去幾十年的學術歷程大體表明，中國學術界對美國威脅的估計往往偏於嚴重。中國外交史專家章百家指出，從我國的經驗來看，我們對外來威脅估計過高。同樣，唱衰美國也永遠是政治正確的。有一位學者指出，很難否認有一種傾向，就是判斷美國地位下降，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可以論證多極化；而說美國地位沒有下降甚或上升，會產生“感情、立場有問題”、“跟多極化唱反調”之嫌。

預測國際事件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特拉克(PhilipTetlock)20世紀80年末90年代初做過一個實驗，分別訪談189位蘇聯、南非、中東領域的專業人士，包括教授、情報分析員、記者、政策分析員和研究生，讓他們對未來一到五年的事情做出預測。五年後發現，預測結果令人失望，預測準確率略高於概率。人類永遠不可能找到完全科學、準確的預測結論，但是可以努力向科學靠近一點點。人類社會科學數千年的歷史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專業知識、專業方法。然而，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仍然重視出思想、出觀點、出點子，靠的是諸葛亮、筆桿子。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要專業化、科學化，必須依靠理論、方法，必須積累大量的案列研究，必須研究具體、實在的問題。十年前有一位學者指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寫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寫“大”題目的多，研究“小”問題的少。今天看來，形勢沒有好轉，似乎還有惡化趨勢。但願十年後若有人回顧今天的學術研究，不要再得出相似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