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發生的香港浸會大學規定學生必須通過普通話考試才能畢業，引起學生憤怒抗議的事件，媒體的報導和輿論集中在學生抗議講粗口上，我認為是模糊轉移了焦點。

香港人的母語是粵語，普通話不行，強迫香港學生要通過普通話的考試才能畢業，但相反講普通話的大陸學生在浸會大學卻不要求學習在地的主流語言粵語。這種矛盾的現象，已明顯看出在中國主權之下的香港，粵語和普通話地位此消彼漲的趨勢。但這種消漲趨勢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國家權力干涉的結果。在北京要求香港增強對中國國家認同的所謂“國民教育”的情況下，浸會大學這種課程的安排大有可能是來自中共官方或直接或間接或暗示的授意，或是出自校方體察上意，主動獻媚擦鞋

香港人講的粵語實際是一個相當大的語種，全球有一億兩千萬人使用此語言，主要還是在廣東和廣西兩地，香港和澳門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在兩廣之地，粵語已明顯式微。近年官方規定廣州所有的幼兒園必須使用普通話，因此廣州幼兒的母語已逐漸改變成普通話，他們回家後，與父母長輩也是講普通話，而非父母的母語粵語。相信再過幾代人，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可能已不會聽說廣東話了。在香港和澳門，粵語雖然還是主流，是因為暫時還有一國兩制的分隔。但隨著一國兩制的逐漸消亡，在官方的強力推動下，普通話在學校教育中會變得越來越強勢，浸會大學的課程安排只是一個開始，可以想像，香港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很可能開始不講粵語只講普通話。

但這樣的事並非僅發生在兩廣。聽我家鄉四川人說，由於規定幼兒園只講普通話，他們的孫兒孫女現在在家裡也是只講普通話，父母爺爺奶奶也陪著他們講普通話，在家裡形成了一個講普通話的語言環境。有朋友說，過幾代人後，全中國將沒有方言，大家都講普通話。據說，上海的兒童和青少年因為學校教育多數已不講或少講上海話，甚至不會講上海話。

而其他民族語言的遭遇更慘。如西藏，尤其是青海、貴州、四川和雲南四省藏區，很多藏人已不會藏語。為了學習自己的母語，很多藏人兒童和青年要被迫冒著生命危險，翻越雪山偷渡印度進入流亡政府辦的學校讀書。即或西藏的學校教藏文，但藏語教材脫離西藏文化傳統和鄉土素材，直接是從中共官方欽定的統一中文教材翻譯過來的。這好像學英文，學的不是莎士比亞劇本、珍·奧斯丁的小說，而是翻譯成英文的唐詩宋詞。

如果放到一個更大的文化政治背景來看，這實際涉及到一個語言權利的問題。北京政權獨尊普通話，用統治者的語言一統天下，打壓排擠其他語種和方言，是大一統的中國對多元文化的壓制，具有帝國語言政策霸權的性質。

近代人類歷史上，這類語言文化壓迫現象甚多。比如國民政府遷台後，推行國語，在學校禁止使用台語（閩南話），學生不小心說了閩南話會受到懲罰。19世紀沙皇俄國瓜分占領波蘭後，在學校教育中禁止波蘭語，曾兩度獲得諾貝爾獎（一為物理學獎一為化學獎）的著名科學家居里夫人出生於華沙，承受過不能使用母語而被迫使用占領者的語言俄語的痛苦。再如弗朗哥時代的西班牙，甚至完全禁止整個加泰隆尼亞地區的人民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

使用母語是一種人權，聯合國已有多種文件倡言珍重人民的語言選擇權，這些文件包括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反歧視協定、隸屬少數民族或宗教和少數語言族群的權利宣言等。歐洲議會1992年還發表了《關於地區性或少數族群語言之歐洲憲章》，強調多語言主義的價值，強調要保護地區性或少數族群語言，指明不能為了學習官方語言而使這些語言受到破壞。

世界性的非政府作家組織國際筆會1996年在西班牙巴賽隆納召開過一次世界語言權利會議，會議通過了一個《世界語言權利宣言》，指出使用母語是一種人權，任何一種語言與其他語言都是平等的，人類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應該得到保護。國際筆會還為此特別設立了一個關注語言權利的委員會《語言權利和翻譯委員會》。

今天的民主國家，人民享有語言選擇權，所有地區語言都受到保護和珍重。我在巴爾幹小國斯洛文尼亞（兩百萬人口）旅行，到過該國的海港科佩爾（Koper），此城人口僅兩萬五千人，因靠近義大利，有幾千人為義大利裔，但僅幾千人使用的義大利語也獲得該城官方語言的地位。所有街道地名和標示，都同時使用斯洛文尼亞語和義大利語。再如民主化的台灣，台語再次受到肯定尊重，講國語的外省人政治家馬英九從政也要學說台灣話。民主化的西班牙，被禁止的加泰隆尼亞語也死而復活，成為官方語言。

只有專制極權的大一統中國，是一種語言中文獨大，所有方言中普通話獨大，其他語種和方言都受到排擠打壓，正不可挽回地走向式微，乃至最後消失。這一趨勢不但使中國土地上語言的豐富多樣性正在死亡，人類的一些文化遺產將成為灰燼。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人權一種屬性的語言權利也受到威脅。中國的單元語言政策是與今天普世的多語言主義背道而馳的，是文明的倒退。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浸會學生的抗議有其合理性，只是找錯了抗議的靶子，他們應該抗議制定課程的學校行政當局，而不應該到語言中心向老師發洩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