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後的中國是半民主社會

秦朝以後，中國雖然是中央集權制，制度上是專制的，但是除了那些事事親為的工作狂外，像秦始皇朱元章就是工作狂，中國的皇帝多數並不專制，他們中甚至出現許多甩手掌柜，明朝這種皇帝很多；即使這樣，也能保證皇朝正常運轉，可見這套制度還是不錯的。宋朝更好，從制度上，限制了皇帝的獨裁專制。

眾所周知，秦朝以後的中國，它的皇權直接管轄到縣一級，也就是說中央集權只到縣一級，縣以下是民眾自治狀態。可以說，政府統治的活動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往下只到縣一級官員的正規官僚機構的活動，另一類是由民間自己自治的非正規的網狀系統的活動。

中國農民大多是聚族而居、以血緣和地緣關係聯繫在一起的宗族社會群體，是鄉村社會群體中的重要部分。它所擁有的強固的內部凝聚力，是其他社會群體所無法比擬的。漢文化獨特的格局和傳統的生成機制，血緣紐帶在幾千年的古史乃至於近代史中一直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自明朝廢除關於建祠和追祭的世代限制後，庶民皆有權建置祠廟，以至一村鎮中幾乎所有農民都被納入一個族姓的宗祠。在這種群體中，外部的權力根本就伸不進來，自治是唯一途徑。

中國人的民主自治時間很早，跨越的時間更長，長時間地與中國人的生活緊密相聯，中國人深受其福。那種說中國人沒有民主經歷、沒有民主意識的說法，那是對中國人污衊，也是對人類歷史的歪曲。

咱們以事實說話，以研究成果說話。

北方農村——民主自治

日本人在1939年至1943年，仔細調查了華北地區的中國村莊。搜集到了無數的資料，包括家族、村落概況、水利、稅收、買賣、租佃、金融等等，寫成《中國農民慣行調查》（也叫《滿鐵農村調查》）。他們在調查中發現：“很少可以在華北的村落里看到地主，這個階級在村莊事務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他們甚至開始懷疑半封建這樣的詞是否可以用在中國村莊身上”（注5）。日本人說話比較縮水，實際意思就是：“半封建這樣的詞用在中國村莊身上不合適，當時的中國不是封建社會，連半封建都算不上。”

報告中記載，當時中國北方農村的民主非常成熟，有迴避制度，也有監督機制，還有奉獻精神。有人說中國人沒有民主思維、沒有民主經歷，這是污衊，中國人的民主很成熟，而且開始的時間非常早。雖然沒有成文的村規家規，僅靠習俗把北方農村治理得很和諧。

在北方很少有單姓村莊，大部分是雜姓村，每個村少則十多個姓，多則幾十個姓。每個姓的家庭和人口所占的比重不大，一個姓最多十幾戶。這些村莊，用民主的辦法選出比較有威望有能力有時間的人擔任村長，每年一選。不能給同族的人投票，限制了人口多的宗族控制村莊事務，村長和村副也決不能同族。看清楚了吧？人口多的宗族當村長的幾率更低，也不是地主就能當上村長。那種把地主說成是統治階級的說法荒唐可笑。

村長代表村莊與外界打交道，也摧收田賦和攤款，並處理村莊公共事務，調解各類糾紛，家庭、家族糾紛也得村長調解，當村長沒工資，也沒什麼實實在在的好處，都是奉獻，義務地為村里付出，村長事務煩多，許多人不願意當村長。

村長是村里最高權力者，如果有壓迫，一定是村長壓迫別人，事實並非如此。既然大家信任你選你，怎麼可能欺負人！中國的文化，是以情為紐帶的。可以想像，大家鄉里鄉親的，從小一起長大，祖祖輩輩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兄弟，抬頭不見低頭見，你當了村長能欺負別人嗎？再說你欺負別人，沒兩天全村人都知道了，怎麼做人？明年誰還選你？當了村長被選下來是很丟人的，你敢胡來？階級壓迫這東西是看不到的，連階級也看不到。

在北京附近的順義縣，日本人調查了34個農村，那裡的耕地都在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手裡，連地主都很難找到，根本沒有“地主擁有大量的土地”這一事實，所以當時的中國不是封建社會！日本人的結論是：“有階層，但是沒有階級；有變動，沒有固化；有富人，沒有剝削。只要勤勞，人人都有希望。”

從日本人的報告中可以看到：“中國北方的農村是一片和諧、自由、民主、自治的農村，看不到階級與階級鬥爭，更不存在像馬克思和中共所描述的殘酷剝削與激烈鬥爭。生活困難是全體人民的困難，是生產技術落後和耕地少造成的，不是剝削造成的。”這是什麼封建半封建社會？真是最和諧的新農村！當時農村的民主程度，超過現在大陸農村的民主程度。

不僅是清末民初的北方農村如此，中國自古農村都是如此。自秦始皇到清末民初，中國歷來的中央政權只到縣一級，下面就是村自治，與日本人調查時的外部環境相同，內部文化習俗相同，北方農村沒有理由出現另外一種情形。二千年的北方農村基本都是這般陽光明媚。

所以，北方農村就是民主自治的農村。

中國的地主只是小地主，稱不上大地主，與封建社會的封建主根本不是一個等級，中國地主的地以畝來計算，封建主的地以平方公里來計算。中共當政後，有幾十畝地的就打成地主，幾十年在恥辱中渡過，連兒孫都無法解脫。其實幾十畝地連溫飽都很難解決。當年所謂的地主，生活都非常艱難，也很節儉，平時吃不到葷，過年過節才有肉吃。我們現在普通的市民，每天都可以吃到肉，論生活水平比當年的地主高許多，那麼我們這些市民都是剝削階級了？

南方農村——救窮扶弱的仁義社會

南方社會更特殊，台灣學者許倬雲先生的文章《延續千年的中國人情社會》，記載了一直到近代，南方農村非常仁義的情形。

南方農村，同村人的血緣、宗親關係更加緊密，是一個生活共同體，就是結合成親緣或類親緣關係的人群，以深度的合作，組織為一個同生死共榮辱的共同體。有公共財產，用以救助弱勢群體——鰥寡孤獨與貧殘病者，還資助無力趕考求學者和嫁娶者，強力地扶起了弱勢群體和貧困者，發達者會用自己的能力增添公共財產，回饋小社會。這種親族圈內的“小共產”，在將近一千年左右，使中國相當一部分人口，免於饑寒，而且還有發達的機會（注6）。許先生講得非常肯定，中國的南方農村，大概都是如此。

許倬雲先生還說：“中國的親緣組織，擴大為類親緣的共同體，其淵源甚久，而且又有儒家的倫理，作為其合理性的依據，在世界歷史上，中國的注重家族，就成為民族學和社會學上，幾乎獨一無二的例證。”

“與今日西方文明中，個人主義的極度高漲相對比，可以救濟個人主義的孤獨，也可以防止因為個人主義過度發展，社會必然面臨的碎裂與瓦解。而且，這種共同體，並不是出於利益的合約，而是基於人性的感情。利盡則交疏，人性之間天然的感情，卻不會因為利益之有無，而就此斷絕。這是中國文化中超越性的價值，也可以擴充成為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以補現代文明的不足。”

看中國村莊的名稱就知道，李家村、馬家寨……多數都是以姓放在前面，一個村莊多數人都是同姓，祖祖輩輩生活在一起，甚至許多是同一個宗族的，每年祭祖的時候更加加深了村民們的情感，成為某種程度的生活共同體。

這種共同體中，不可能有“階級鬥爭”，甚至連階級都不存在，連封建社會的影子也看不到，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不適合於中國的社會現實。在中共上台後搞的“鬥地主、分田地”運動中，南方許多地方都普遍出現了，本村人不鬥本村地主，農民分了地主的農具生畜，晚上偷偷送回去，中共調外村人來斗。

看看閩南的客家民居，那麼多的人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着，這是多麼美好的社會啊！

中國人的情義，已經注入了生命的最深處，時刻發光發熱。

在南方，即使是缺乏很親密血緣關係的農村，人與人之間也是很親密的，“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最低程度也不比北方農村的民主自治狀態差。最近在騰訊大家裡看到一篇回憶，一位偏僻農村的學子在改革開放後考上大學，整個村莊都為他感到驕傲，村離有公交車的縣城幾十里，在離開的那一天，早上四點，全村人自發地打着火把，送他很遠很遠。這個學子背負的不只是自己的家族，還有整個村莊。

這是人性的光輝，幾千年來照耀着中華大地，我們祖祖輩輩就是這麼過來的。與存在着“村八分”的日本封建社會農村相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呈現出兩個極端，難怪內山完造號召日本人向中國人學習。

中國的農村是一片和諧、一片仁義，不是像馬克思所描述的階級鬥爭農村。

中國人只要仔細回顧，仔細調查，真的就是如此。

自古以來，中國的皇權只是到達縣一級，下面的社會處於自治狀態，也就是說，很早以來，中國農村的社會就是這麼民主與仁義的。古人云：“禮失求諸野”，農村正是中國的禮儀守護所。二千餘年來，中國能長盛不衰、中國人口能快速成長，就是中國人的文明與仁義促成的。當歐洲正處於黑暗落後的封建社會時，中國人已經非常民主與仁義了，中國人的素質非常之高。現在世界上很難看到有什麼社會能達到中國傳統社會的仁義水平。

秦朝以後的中國，社會制度上先進，比同時代的歐洲和日本的封建社會都美好。中國近代的貧窮落後是科學技術落後造成的。

城市也是自治的社會

中國的城市也是自治的。自古以來，由於官員數量稀少，官府的治理達不到社會的底層，就是在城市裡，街坊社區全是自治，社會各個行業也靠自治的行會管理。

《許倬云：延續千年的中國人情社會》如是說：

“雖然中國號稱是大一統的帝國體制，自古以來，中央的權力其實不大，真正的治理實體，各個時代並不一樣。遠的不必去說，以近古而論，從宋代到清代，大致都是以縣級作為真正的治理單位。縣級的社會，乃是自主性的共同體。清代縣令，單車上任，身邊只有三五個秘書，再加上屬僚和助手，整個縣政府工作人員，也就不過二三十個人。一縣人口，通常在十餘萬到五六十萬之間。真正的日常事務，其實不在縣衙門，而是在民間（注6）。

……

每天早晨，管事的士紳們，在‘新公園’的一個茶室聚會，討論公眾事務；外面的大間，則是一些想提出請求的百姓，等候提出請求。也有各行各業的主要人物，隨時聽取士紳們向他們交代的工作和承諾捐助的款項。一縣之長，在將近中午時，才會到達茶室，聽取這些士紳們的決定。整個一縣事務，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在管，政府奉行他們的意旨而已。

這種形態的組織，不是無錫獨有；當時整個的江南，幾乎處處都有同樣的社會結構，以當地民間力量管理當地事務的體制。江南以外，我相信，中國各處，比較富裕的地區，大概都會有類似的社會。”

在這裡再推薦《王笛：從晚清成都人的生活看中國城市自治傳統》（注7），寫的太生動，不得不大量抄錄如下：

“過去中外歷史學家都普遍認為，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因此傳統中國城市被國家權力緊密控制，人們沒有任何“自由”。然而，如果我們進入到一個中國城市的內部 、深入到城市的街頭和鄰里，我們會看到實際上市民們有着相當程度的“自由”，並非通常理解的完全被控制。”

“傳統中國城市缺乏正式的市政管理機構，由此而產生的地方自治使社會各個階層的成員都能較為平等地使用公共空間。普通民眾在街頭自由從事各種休閒和商業活動，與他人分享諸如街頭巷尾、廣場、廟宇、橋頭、茶館這樣的公共空間。街頭主要由鄰里組織和保甲系統控制。街首和保正、甲正等頭面人物從居民中挑選，儘管有時他們也代表政府履行一些諸如治安等“官方”職責，但是他們不是城市管理機器中的正式官員。清朝的地方政府很少直接參與城市的控制，這種管理模式對城市日常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那些由街區鄰里組織的活動清楚反映了社區認同和自我控制的程度。正是因為精英沒有官的頭銜和權威，他們在管理公共空間方面的作用相當有限，其結果便是街頭生活事實上並未受到太多的局限，這與過去我們對中國城市的“常識性理解”相去甚遠。”

“是什麼因素導致有清一代中國城市缺乏市政管理？其根源甚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當時的政府結構。衙門的正式官員有限，無法滿足控制轄區內龐大而分散人口的需要。例如，晚清巴縣（即今天的重慶）只有兩百多個衙吏，但總人口卻超過了99萬。另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絕大多數這些衙吏實際上是“差役”，只是縣衙雇用的跑腿，諸如壯班、快班、皂班、收發、值堂、跟班等，並非能司其責的官員。因此政府機構只能用於處理最重要、最緊急的事務，諸如地方的稅收、犯罪、治安等問題。但即使在這些問題上，地方政府也甚感力不從心，根本無法把它們的觸角深入到社會基層，而不得不依靠地方精英來組織社會生活和進行社區控制。其實，直到20世紀初警察的建立，國家權力都基本沒能觸及城市最基本的層面，市民享有相對較高的自治權，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自由地使用城市的公共空間。”

在成都，有“土地會”組織，它們不是由宗族而是由社區組織的，負責籌辦拜土地神等活動。會首由本街居民選舉。

“土地會不僅僅是社會共同體內人們精神生活的組織者，而且在人們日常物質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清明節期間，土地會組織居民清理陰溝，掏挖水塘。成都由於周圍環江且有河道橫穿城市，雖然這提供水運的便宜和迷人的景色，但由此也帶來了經常的水患。因而成都修有數十池塘如上蓮池、下蓮池、王家塘和馬王廟塘等，以存積雨水和廢水。清掏工作必須每年進行，否則在雨季將導致水災。然而在民國時期，地方政府控制了社區的公共生活和剝奪了土地會的組織之權，這項事務便無人理睬，許多陰溝池塘年久淤積、壞損，逐漸廢弛。再加之人口增長，城市生態的惡化導致災害的頻仍（後面是具體的災情）（注７）。”

也就是說，中央集權的入侵，反而使地方正常治理受到傷害，使社會秩序紊亂，連影響城市如此之大的澇災都不能治理，中央集體簡直是反作為。地方自治比中央集權更有效、更人性化、更有益於地方。

“在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之後，雖然土地會的影響逐漸降低，但許多事務諸如公共衛生、賑濟、慈善等活動仍多由自治組織負責。慈善機構像慈惠堂、濟貧會在社會福利、道路維修、清掃街道等公共事務中非常活躍。如果說土地會主要在其街區和鄰里範圍內活動，那麼慈善團體則有更大的影響範圍。開粥廠是它們最主要的責任之一，每當有饑饉出現，即立灶煮粥分發窮人。當自然災害發生，社會共同體仍起着積極的作用。如在1914年夏的水災中，當少城被淹，大量人家不能生火做飯，許多小販也失去生計，慈善團體便挨家挨戶登記災情、捐錢和分發鍋魁；當米價上漲而米店囤積居奇時，慈善團體在少城新開一米市以避免米價瘋漲；當南門至東門的路失修，雨天泥濘，晴天塵土飛揚，也是慈善團體集資修路。在這個時期，街首仍然扮演着組織社區生活的角色。”

“在晚清，像上海、漢口、重慶等大城市，會館和行會是組織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最重要的社會機構。在上海，會館捲入社區從經濟到娛樂的各項活動；在漢口，行會的事務和權力遠遠超過對會員和貿易的管理；在重慶，“八省首事”扮演着半官方的角色，負責稅收、慈善和其他社會事務。與這些城市不同的是，雖然成都有許多會館和行會，但它們的活動大多局限在商業事務，而組織社會生活則是由土地會和慈善會來承擔的。它們作為一個社會單位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比其他任何組織都扮演着更為重要的角色。從民國以及到人民共和國時期，隨着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發展，國家逐漸取代了過去社會自治組織發揮的各種功能，中國城市才真正進入了中央集權控制的時代（注７）。”

中國的中央集權制，上面是中央集權，下面的、龐大的社會基礎是民主自治的社會。所以說，秦朝以後的中國是半民主社會。真正起着最至關重要作用的是民主自治。

民間自治涉及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

秦朝以後的中國，政府實行官員任職迴避制，加之官員的數量很有限、官員在一地的任期不長(一般為5年)、官員與廣大民眾的直接接觸很少等原因，社會存在嚴重的“官治”不足問題，需要地方自治來彌補。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全靠民眾自治，可以說是情勢所逼，不自治不行；是中央集權的軟弱、政府職能的退縮，才導致民間自治的興盛，幾千年來支撐着整個社會。

知縣是政府派來治理一縣的唯一行政官吏 ，其治理一縣數十萬民眾的確勉為其難。由於縣令的俸祿有限，大量使用幕僚輔佐治理是行不通的，因為幕僚沒有俸祿而由知縣負擔。依靠縣級官吏治理數十萬鄉民的鄉村社會非常困難，因而自治組織直接控制鄉村是其參與行政的主要方式。

中國民間自治的範圍非常廣泛，涉及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搭起官方與民間的橋梁，解決官民紛爭。當然，多數時候它作為民眾利益的代表，保護地方利益，對政府採取一種對抗態度。

第二、對發展鄉里經濟有重要職能。對鄉里社會來說經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自治組織一直把鄉里經濟發展作為重大事情來抓。主要表現在督促生產、興修水利、植樹造林、管理工商等。

第三、調節糾紛、處理疑難和訴訟案件等方面也發揮重要職能。有的案件老是難以解決，最後只能靠自治組織決斷。

第四、在文化教育建設上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辦學辦校、重修重設社學、書院，重視鄉里社會的文化教育事業。有的還舉行文會，對鄉里百姓進行文化教育。另外，修纂地方志，可以說許多地方志是在自治組織參與下完成的。

第五、在公共福利方面、在成立與監督慈善機構方面，也得自治組織來完成。許多官員認為，由民間自治主管的公共福利事業其效率比書吏管理高的多，而其成本卻低的多。在發生饑荒或災害時，自治組織不僅募捐賑災資金，而且直接操辦救濟事務。並經營大量的義倉。

第六、維護鄉里社會的政治安寧，組建地方民團。在組建地方民團以保衛家鄉的過程中，總是自治組織領導。

再往下，在宗族組織系統內部、村莊內部，當然也是自治的。鄉村自治，實則由宗法制度負責管理社區的一切事務。

是民間自治而不是紳士自治

在各種自治場合，一個特殊的群體——紳士出現最多，有的研究者就把中國的民間自治說成是“紳士自治”，我認為這種認識是錯誤的。

老百姓選擇給大家治理的對象當然是大家信得過的，有文化、有地位、人品高大家都信得過。一個地方就一個見過世面、有地位的讀書人，當然大家什麼事都找他，他就是當然的領頭人，治理當地當然是他。但是一個村都是見過世面的、又有文化的人，也就都是紳士了，那麼這些都是領頭人嗎？不可能。就是說，不一定是紳士才能治理，也不是紳士一定都是治理者。所以並不是紳士治理的社會，而是民間自治的社會，只是紳士機會多一些。

只要不是官府任命的，就是民間自治的，與官方無關，因為官方力量不足，民間填補。自治者也不一定是什麼社會身份、什麼階級。中國的文字與外國不同，外國是表音文字，會說話幾乎就會寫字，中文是表意文字，雖然更高級、更優秀，但是門坎高，需要專門的學習，識字率不高，所以識字的人地位一般都比不識字的高，當然獲得治理的機會就多。但是，中國人比較欣賞講義氣的人，說某人“很仗義”，是很佩服的，在許多時候，做事公道的人與有江湖義氣的人，獲得治理的機會更多，比紳士還多。

所以這種形式是民間自治而不是紳士自治。

紳士不等於地主，兩者劃分標準不同，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是經濟。地主必須占有相當數量土地；紳士之所以為紳士，它主要以智力作為謀生的手段，並不是看其有無土地，而是以有無功名身份而定。紳士因貴而尊，地主因富而顯。紳士是靠智力功名界定，地主是靠財富土地界定，是不同的兩個類別。如果劃分階級，是劃不出來紳士階級的。好比文化程度靠文憑來劃分，籍貫靠地域來劃分，是兩類不同的東西，用文化程度劃不出籍貫來。所以，中國只有紳士，沒有紳士階級，“紳士階級”與“廣東階級”一樣，這種詞本身就是一種錯誤，不靠經濟劃出來的都不是階級。地主與紳士不同，流氓也可以當地主，文盲也可以當地主，但是流氓與文盲都當不了紳士。用現在的標準看，紳士就是地方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領袖。

《滿鐵農村調查》中，順義縣的農民認為，光有錢是成不了紳士，光有學問也成不了紳士，一定要有公益精神，品格比較高尚。沙井村村民認為，就只有前村長周紹棠是紳士。百姓對紳士的期許很高，所以才把自治權委給他們。

民間自治，沒地主什麼事。從這裡又可以看到，地主與農民的地位相同，都不如紳士。那種把地主說成是統治階級，一點道理都沒有，還不如把紳士說成是統治階級更靠譜，其實都是錯誤的。紳士不一定很有錢與很有地，有的紳士是教書匠。在中國，只有統治家族（皇族），沒有統治階級。紳士、地主、農民都是被統治者，紳士的地位比地主還高，一般來說地主比紳士有錢。

自治者、紳士是代表民間與官府打交道的，是民意的代言人。有的史學家，把紳士劃為統治階級的一員，這又是錯誤的。紳士是被統治者的代表，而不是統治者的代表。

中國的史學家們，總是以馬列理論來分析社會，劃分什麼地主階級、紳士階級、農民階級，真是無聊。中國人本來沒有階級，硬給他們套上。如果自治者是地主，就會被馬列學者說成是統治階級、就坐實了階級鬥爭的佐證。中國的社會現實，不劃分階級才能真正正確地了解中國，劃分階級就搞亂了人的思維。

與政府治理相比，民間自治具有效率高、成本低、速度快、人性化強、安全可靠等諸多優點；二千年來，使我們的社會高效率、低成本地運轉着，為我們及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

共和國之後，政府的權力滲入基層，民間自治最終消失。中央集權的強盛，是民間自治退縮與消失的根本原因，再次證明民間自治人士包括紳士，是被統治階級而不是統治階級。那種把紳士與地主當作統治階級的說法是荒唐可笑的。

其實什麼人當自治者沒有必然性。只是我們的史學家不顧社會現實，總是以一種階級鬥爭的模式分析社會，恨不得先斷定其階級成份，打上階級標籤，再安上所謂的社會屬性，套上階級鬥爭學說，把好端端的正常社會肢解，歪曲成階級鬥爭史，可惡也。

中國傳統社會與極權社會極大不同

“中央集權”不過是政權的組織方式，可以同為民主社會和極權社會採用。中央政府集中權力都是為了高效推行行政命令。傳統中國雖然也號稱中央集權制，但中央集權只到縣這一級，縣以下是民主自治的社會。

傳統中國的自治非常原始，是官家無能力也不想管，把責任推給人民，人民只好自己管自己而已。與現在西方“平等、自由”的民主社會相比，有一定的距離，若以西式極權國家去類推，未免失之千里。

著名學者蘆笛說：

“（中國傳統社會）無論是官家還是百姓，都不會覺得官府既然收了錢糧去，就有責任興辦公共事業，負責維護治安，賑災救荒。相反，這些事從來是百姓的責任。造橋、鋪路、賑災得由人民自己募捐解決。如果朝廷能在荒年豁免了賦稅，那就已經是皇恩浩蕩了。類似地，如果出了罪案，首先必須為之負責的是當地百姓而不是官家。在亂世，甚至保境安民的責任都落到了百姓頭上。”

“傳統社會的君王對百姓基本上沒有什麼直接控制，如我在舊作中早就解釋過的那樣，它對百姓實施的主要是所謂‘心治’，即以孔孟之道為士紳洗腦，再通過士紳影響全民，以用佛教因果報應說教加強了的儒教的綱常倫理……這就是傳統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秘訣所在，它其實與社會結構乃至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沒有什麼關係，其效應乃是對唯物史觀的否定。”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中，政治只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極權社會雖然也有經濟、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領域，但所有這些領域最終都在專制權力的作用下，歸結為極權者的政治意志。所以，極權社會是政治社會，極權政治則是陰謀政治。”

德國納粹是極權社會，政府的權力滲透最底層，那是徹底的中央集權制。現在我們的共和國也是如此。與秦朝以後的傳統社會相比，相差是何等的巨大，幾乎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用現代極權社會去類比中國傳統社會，那就謬以千里了。兩者控制人民的程度有天壤之別。現代極權社會對百姓的控制無所不包：政治控制（包括思想控制、信息控制、組織控制等等）、經濟控制、警特監視、武力威懾等等，與傳統社會完全是兩回事。

中國秦朝以後的社會，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相比，先進許多，但是如果與現在歐洲的民主社會相比，卻落後很多。很不幸，中國的這種社會時間太長，2000多年，跨越歐洲的這兩個時代，我們本來比別人先進，後來卻落後了。這是我們近代落後於世界的重要原因。腐爛就腐爛在朝廷到縣這段中央集權上，而不是在民間自治這一段，是中央集權向封建社會倒退。

中國人原本素質很高

中國人本來非常的善良誠實，素質非常高，即使是戰亂頻繁的民國時期，也是如此。

日本人內山完造在中國生活了35年，寫了不少關於中國人的書。中國人——從商人、知識分子到普通店員，甚至是那些掙扎於社會底層的農人、縴夫和苦力，他們身上的真誠、善良、勤勉、樂天、隱忍、向上的品性，默默地感染着內山完造，令他深深地震撼。

他的一本叫做《花甲錄》中記載：內山原本帶着“中國人低”的偏見來到中國，他認為世界五寸高，他自己四寸五分，來到中國這個四寸高的地方，更容易生存與發展。內山從社會的底端起步，在中國社會不懈打拼、上升的過程，他從老百姓生活細節中發現，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民族並非像世界想像的那樣愚昧，而是個有智慧的先進民族。

比如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看到（中國）“避難者成群結隊涌過，卻全然不見任何混亂跡象，卡車穿過馬路時，也平安無事。與日本人動輒歇斯底里狀相比，完全不成問題，實在是平靜如常”，完造的內心其實很難平靜。特別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帶走時，也淡定自若”，而“躁動不安的是日本人，兩相比較，自然不難看出民族的輕率與持重。”

他還在書中提到，1914年，他去長沙行商，順道訪問城裡的英華大藥房。這家店在五六年前曾寄售他所代理的眼藥水。他想了解一下售賣情況並回收貨款。但萬萬沒想到，這家店已經在四年前易主。貨款多半是拿不回來了。正當他準備離開時，現任的店主卻表示，前任店主當時跟他交接店鋪時，還專門留下了一個紙包，裡面是賣眼藥水的所得貨款。內山完造打開一看，裡面分別包著寫有明細的紙條和余剩的殘品及貨款，分毫不差。紙包外面嚴實密封的封蠟，還有裡面大清銀行的鈔票，都表明這確係前任店主四年前所包

儘管店家易主，銀行已倒閉，貨款卻一文不少，完璧歸趙，令關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內心受到很大震動，而且他相信，此等事體並不限於湖南人，在中國普遍存在。可以說，正是這種作為行商的四處遊歷和與中下層民眾的廣泛接觸，構成了內山其人中國觀的底色。

在內山書店，他也感受到了中國人的偉大。

那時，上海內山書店的中日方店員曾組織過一個內部儲蓄會，每人每月繳納一元，並把錢存進中南銀行。可後來，那家銀行因公債暴跌而蒙受巨額虧損，其所發行的紙幣被外國銀行拒收了。於是內山向書店的中國人主管王寶良建議：「中南銀行比較危險，還是把儲蓄會的存款取出來，轉存正金銀行比較保險。」可王寶良卻說：「沒關係，先擱在那兒吧。」他不解，「萬一銀行破產怎麼辦？」王寶良答道：「人家虧損時去提款，銀行便會破產。還是在人家賺錢時去取錢比較好。」內山聽罷，頓感羞慚。要知道，王寶良只不過是一個13歲就進店當小夥計的普通中國人，他都能有這番見識，不計較個人得失。原來，普通中國人身上，也不乏偉大之處。

這也可以解釋，當抗日戰爭爆發時，會有那麼多中國人毅然毀家紓難，抗擊侵略者。國軍在抗戰中，成營成團成師全部犧牲，一個人都沒活的例子比比皆是。當時日本是現代化的軍事強國（二戰時日本有航空母艦29艘），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連步槍都不能自給自足。如果多數中國人是貪圖小利不顧大義的鼠輩、沒有正義思維者，那中國還不知道亡了多少次！如果中國當時都相信鼓吹民族內部窩裡鬥的階級鬥爭，那中國還不知道亡了多少次！

我們都認為日本人手藝精緻，器物皆有美感。內山卻覺得這只是小聰明，而小聰明成不了大事業，「日本人之所以工作細緻、擅長製作精巧的東西，原因正是在於他們只重視手的動作，而非全身。」所以，日本人很擅長像園藝、盆栽、盆景這種手上的活計，但是人生的一些大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日本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

他認為，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裡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而非常睿智，「懂得忍辱負重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所以他在書中告誡日本人說，中國人在歷史中已經掌握了很多東西，「而我們只有2000年，是人家的一半而已。我們需要學習的第一步就要從這裡開始：不要自殺（日本人喜歡自殺），要堅強地活下去，用實際行動做到盡人事、聽天命」。

他在另一本書《隔壁的中國人》中也提到，“日本人去別人家做客吃飯，第二天再見面時會說起昨天的事情並感謝對方。過幾天再相遇的話，還會說前些日子多謝招待。甚至於一年之後還要為這件事道謝。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只要當場表達過謝意，這件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那麼，日本人就是重情重義，中國人就是忘恩負義了？其實不然。內山完造為我們辯駁說：“將施助之類妄作恩德，方是大誤。君子之交淡如水，豈僅指古聖人之言呢。若一言謝，何等減色。”

你看，連一個日本人都在為我們的偉大而感嘆，我們真沒理由妄自菲薄。

古話說：“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全此三者，善莫大焉。”我們中國人才是最珍貴的，日本人看到了，我們不要辜負了自己。

中國自古被稱為“中華上國”，道德與科技引領世界，讓人羨慕。近代雖然科技落後了，道德還在。1949年後，道德才被摧毀。

中國人的素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那場世界最大的民主訴求中也充分體現，那時不但黨政機關、公檢法人士上街要求民主，連不少地方的小偷，也宣布“罷偷”支持正義，這是世界小偷史上最偉大的創舉，堪稱世界小偷的光輝典範。在經過多年的馬列主義、辯證法、進化論與無神論灌輸之後，在三反五反、反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之後，還有這樣的表現，可見中國人的素質非常之高。

注5：日本人做的社會調查改變了中國學界？

http://www.toutiao.com/i6195158383639626242/

《滿鐵農村調查》閱讀指南(一)_高山仰之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1384ef0102wcub.html

《滿鐵農村調查》閱讀指南（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1384ef0102wcuc.html

注6：對什麼人可以期待援手？每個中國人都懂其中的分寸——許倬雲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xzhy161202.html

延續千年的中國人情社會——許倬雲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xzhy20161209.html

注7：王笛：從晚清成都人的生活看中國城市自治傳統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wd20160831.html

金劍

2018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