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家裡有事太忙，無暇上網。加之911我說話太多，如今以色列得寸進尺，不但出兵巴勒斯坦，而且直攻如阿拉法特官邸，將其圍困，我應該調整立場了。可是我不說。為什麼？

我倒要看看這幫中國人，尤其是六四分子和民運人士如何評論這新一輪的阿以衝突。果然到今天為止，沒有一個人在坦克的推進下被驅趕的民運分子對以色列坦克推進下的巴勒斯坦人誰一句公道話。而曹長青剛在他的文章里盛讚以色列1967年對阿拉伯國家空中偷襲的成功，卻隻字不提以色列是否應該從1967年擴大的領土上撤回去。

最近蘆笛發動的“掃蕩民運”其實已經取得了成果。這幫民運分子，從方勵之、嚴家其、曹長青到鄭義、王丹，甚至胡平，沒一個人對正在此時發生的重大是非問題上有任何仗義的表示，全都效《紅樓夢》裡鴛鴦罵乃兄乃嫂的那話∶“王八脖子一縮，生死由他去”。甚至還有自命記者道德化身的曹長青站出來大讚1967年的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的偷襲。

撇開這幫這些酒囊飯袋的民運分子不提，不少網上高手已經表現出了應有的大智大勇。比如豬頭書生、安替、化外、金錄、問問、筋斗雲…等一系列文章大致都能做到持平之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漢奸蘆笛的新作，《瀕於惡化的中美關係》，更是把問題說得層次分明。小布什不但總統職位有訛來的之嫌，而且是我從艾森豪威爾任總統時開始注意美國以來最笨拙的總統。

本來我應該就對以巴衝突多寫一些文章，以便平衡我在911時已經說過的話。但現在實在沒空。故只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美國為什麼不肯出兵隔離阿以衝突？

“種族隔離”曾經是南非白人政權最受世人詬病的政策。但人家通過“種族隔離”最終達到了國家內部種族之間的和解。此事外人都以為是南非白人統治者最後屈服於國際社會的道德壓力而被迫放棄了這項“種族隔離”政策。但有一回，當我與實驗室同事們共進午餐，那些美國白人同事閒談中恥笑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時，一位來自南非的非常漂亮的女博士後聽罷大怒，指這些美國白人根本就不了解當地實情。

我也是在全世界聲討南非的“種族隔離”，甚至對南非實行石油禁運的宣傳下長大的，自然而然地就站在了與這些美國同事相同的立場上。直到這位已經三十多歲，至今未婚的南非白人大姑娘表達了她的憤怒之後，我才回過味來。

尼克松曾有個說法，叫“一代人的和平”。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大概沒有多少人仔細想過。所謂“一代人的和平”，是指互相仇殺的雙方若能保持住“一代人的和平”，就不再習慣於仇殺了，便能實現持久和平。

所謂“一代人的和平”至少應該有二十年吧。自從中美之間因朝鮮戰爭直接交手，造成戰場上的互相仇殺，終於在1953年停戰以後，到1973年尼克松任總統，雙方互相隔絕，不再仇殺差不多正好二十年。

儘管雙方都在自己的營壘里妖魔化對方，但畢竟互相脫離了接觸。經過這種連外交關係都沒有的“一代人的和平”之後，新長成的一代已經不可能再有父兄一輩互相之間直接刀砍槍殺的經歷。僅僅來自意識形態教育造成的仇恨與“刺刀見紅”的仇恨不可同日而語。故經歷過“一代人的和平”（即使是核導彈瞄準下的和平）之後，再重新溝通，便不會再有“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時那種刻骨名心的仇恨了。

毛澤東作為一個成功的大政治家是看到了“一代人的和平”後果的。所以他後半生不遺餘力地重新鼓吹階級鬥爭，甚至不惜頻繁發動政治運動，以便加深新一代的仇恨心理，使由他開創的「革命事業」可以後繼有人。而同樣看到了這一點的尼克松卻利用“一代人的和平”造成的老一代逝去，新一代長成的機會，重新開始與中國溝通。當年的國務卿杜勒斯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也是這個意思。

把互相仇殺的雙方隔離開來，經過強制的“一代人的和平”，讓雙方把仇殺的歷史忘掉，或至少忘掉一些，然後再重新開始溝通交往。南非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冒着全世界的吐沫星子堅持了“一代人的和平”之久，終於結束了黑白人之間無休止仇殺的歷史。

當年南非黑人對白人無孔不入的隨時襲擊，那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如今絕望的巴勒斯坦人以自殺炸彈的方式報復以色列對自己領土的占領，攻擊者明明白白地慷慨赴死，恐怖則恐怖矣，但是否符合傳統意義上的“恐怖主義”定義，是大可懷疑的。

自從我明白了原來遭受到全世界譴責的南非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竟然能收到化解南非黑白仇殺的奇效，我不但改變了對當年南非白人政府的惡感，而且懷疑經過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譴責南非白人政府“種族隔離”政策的全世界一致的所謂道德正義感究竟有什麼價值？

當我在和我的藏族朋友阿沛·晉美通信時（見《漢藏通信》）。我曾對他們藏人譴責中國政府的鎮壓時用到“種族隔離”一語時提出異議。——如果能永久隔離漢藏種族，豈不是藏人事實上的獨立嗎？

如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和許多阿拉伯國家已經公開申明願意接受聯合國關於以色列建國的決議，也即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家。但聯合國還有更多的決議，要求以色列回到1947年的領土疆域之內，退還1967年戰爭新占領的土地，並允許半個世紀前被驅趕出家園的巴勒斯坦難民回家。而沙龍政府卻在阿拉伯貝魯特會議之後明確表示絕不退還1967年新占領土，也不會允許巴勒斯坦難民回到他們原來在現以色列境內的家園。

現在以色列沙龍政府指明阿拉法特支持恐怖主義。而阿拉法特曾多次譴責和下令制止對以色列的自殺攻擊。就如沙龍不聽美國總統要他撤軍的要求一樣，巴勒斯坦各自為戰的自殺炸彈攻擊組織也不會聽從阿拉法特要求他們停止這種攻擊的命令。

以色列不允許三百萬巴勒斯坦難民回到以色列境內的家中有他們安全上的考慮。現在以色列有四、五百萬人口，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巴勒斯坦人。這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在民主制度下無論怎樣投票，也不會把個巴勒斯坦總統或總理選上台。但若允許當年被以色列驅趕出家門的巴勒斯坦難民回到以色列境內的家中，則即使這些難民徹底放棄對以色列當年把他們驅趕到難民營里達半個世紀之久的仇殺，僅這“三百萬”的難民數字，就可以使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數與猶太人數大致相當甚至超過。而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一樣，對外特別齊心。一旦展開民主選舉，究竟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哪頭票多，真是說不準的事。巴勒斯坦人有可能僅通過票決就可以把猶太人合法地驅趕走。

即使以色列拒絕三百萬巴勒斯坦難民回家，但1967年新占領的土地可不是當初聯合國允許以色列建國的合法領土。不管從道義上還是法理上，以色列都應該歸還新占領的土地。但如果以色列真歸還了1967年新占領的土地，則自己又處在戰略地形不利的境地。周圍的阿拉伯國家可以很輕易地利用這些有利地形（比如戈蘭高地）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軍事偷襲。以色列將再度面臨着亡國的危險。

至於現在那些文明國家的元首或者什麼當代大賢說的諸如“以色列人有生存的權利”或者“巴勒斯坦人有生存的權利”等都是些解決不了問題的空話。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能讓以色列退還1967年新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之後，能在當地保持“一代人的和平”！

等這些互相仇殺的雙方壯士和義士都老死病榻之後，又新成長起來的一代重新溝通交往，最終達到亞伯拉罕的嫡出與庶出的子孫後代之間和平共處。辦法並不難，只要美國肯出兵，隔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接觸，並保持在那裡二十年，以達到強制性的“一代人的和平”，則最終的和平就能達到。

以色列得寸進尺，在1967年攻下耶路撒冷以後，居然把首都從特拉維夫遷入這個在歷史上曾造成千年攻防，倍受爭議的城市。儘管美國拒絕承認以色列遷都，但以色列照遷不誤，美國也並未因此而與之斷交。

其實當伊拉克攻入科威特時，美國曾在聯合國決議之下派兵將伊拉克軍隊強行驅逐，解放了科威特，並在兩國之間駐軍隔離。那麼在聯合國無數決議，要求以色列退出1967年新占領的領土之後，美國為什麼不肯出兵將以色列從新占領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以解放巴勒斯坦呢？

問題很好解決。以色列退出所有1967年新占領的阿拉伯各國土地，但只允許一半或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經隨機抽象或某種考核（比如三服之內的親屬沒有參與過對以色列作戰的條件）之後的巴勒斯坦難民返回以色列舊家。其他不被允許回家的難民可仿照加拿大和美國給每個印地安人每人七百加元或五百美元的終身津貼那樣，付給這些剩下不允許回以色列境內家園的難民五十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的的終身津貼，買他們一個不再搞自殺性攻擊。猶太人不是有的是錢嗎？

同時由美國派沒有猶太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參加的軍隊為主的聯合國軍插在以色列和周圍阿拉伯國家之間，將雙方隔離開來，並在那裡保持二十年或更長的一些時間。使雙方，尤其是巴勒斯坦的政府能建立起來，正常工作，逐漸忘掉對對方的仇恨，忘掉血腥場面的刺激而增加對血腥的恐懼，則雙方搭成公平的和解是有可能的。

美國不是曾在世界上那麼多地方派兵隔離互相仇殺的雙方嗎？為什麼不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派兵呢？

這主意也不是我想出來的，而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請美國人派兵到巴勒斯坦看看，究竟是以色列理虧還是巴勒斯坦理虧。可不但美國絕不出兵，而且連阿拉法特這個建議也從不曾見諸美國傳媒。我還是從其他途徑聽說的。

最後說一句，即使美國派沒有猶太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參加的軍隊進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但仍是無法排除基督教徒士兵的參加。因耶路撒冷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三教的聖地，故即使派了基督教士兵參與隔離，仍是無法真正置身宗教鬥爭之外。

認真說起來，中國也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日本也擁有舉世第二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中日兩國，再加上印度，都不是這三教國家。這本來應由中、日和印度出兵隔離巴以之間才是最合適的人選。可惜這亞洲三國之間已是形同水火。除了印度，中、日兩國連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都沒有，如何才能承擔得了這付國際重擔呢？

好容易等來這麼一個中國人“九和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機會，只因為手中沒有航空母艦戰鬥群而眼睜睜看着撿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