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主張分裂中國為二十七國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8月01日12:15: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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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的湖南自治運動中,青年毛澤東為救湖南救中國而奔走呼號,奮筆疾書,發表了諸多見解,提出了種種方案,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忱和奮鬥精神。這是史學界的共識。但如何評價毛澤東在湖南自治運動中的認識和主張,則有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的主張“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屬於新民主主義範疇” 【注:李吉、王興國:《從湖南自治運動看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求索》1981年第2期。】;另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場不觸動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和私有制度的爭民主、爭人權的運動”【注:黃國秋:《青年毛澤東完成世界觀轉變的時間——兼評一九二○年湖南自治運動》,《黨史研究》1982年第1期。】;還有一種看法則認為,是“從激進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方向轉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第一次體現出毛澤東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的萌芽”【注:蕭延中:《毛澤東早期“湖南共和國”思想芻議》,《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筆者以為,青年毛澤東的世界觀確實處在轉變過程中,他的湖南自治的認識和主張,有不少激進之處,但總的說,仍然屬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範疇;實現自治的手段,也還是改良的。對此估計過高,並不能如實反映毛澤東的成長過程。 湖南自治運動是在“驅張”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1920年6月,皖系軍閥張敬堯在直皖戰爭的背景下逃離長沙。譚延闓、趙恆惕率湘軍入主湖南。這種軍閥更易的統治卻表現為驅張的勝利。一般社會人士認為這是“湖南自治”千載一時的機會。譚延闓為利用皖系倒台後的形勢站穩腳跟,於7月22日宣布湖南“實行地方自治”和“省長民選”。湖南自治運動乘勢展開。 青年毛澤東積極投身於這場自治運動,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就撰寫了20多篇文章和書信,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主要有: 一、提出了“湖南們羅主義”的口號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在致國會咨文中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號,反對歐洲列強過問美洲事務,目的是為美國向拉丁美洲擴張作掩護,是為門羅主義。毛澤東為促成湖南自治也借用了這個口號。1920年6月,他提出:“湘人自決主義者,們羅主義也。”【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0頁。】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湖南不得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不得干涉湖南事。在毛澤東看來,中國20年內民治的總建設“無望”。在此期間,“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88頁。】。 關起門來搞建設,不問外間事,這確是一個富有浪漫色彩的“桃源”計劃,這是否是一個不着邊際的計劃,是否因此而沒有什麼可資研究的思想價值呢?其實,這一設想雖有其脫離實際的一個方面,但也有其合理之處。第一,順應了湖南的民心。自民國以來,湖南歷經北洋軍閥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的反動統治,“九年三被征服,屢踐北人馬蹄。”【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14頁。】尤其是張敬堯督湘的兩年中,客軍數十萬,“淫掠焚殺,無所不至”。湖南各界人民對此恨之入骨,對北洋軍閥“假中央統一之名,行地方躁躪之實”的倒行逆施感到極度的厭惡和絕望,強烈要求脫離中央政府和外來勢力的控制。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十幾年以後曾同美國記者斯諾談到過。他說,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可以更加迅速地現代化,所以主張同北京分離。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注: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0頁。】可見,毛澤東提出湖南“桃源”構想,是基於情勢,並非閉門造車。第二,毛澤東力圖從美國經濟發展中借鑑得失。這固然需要考慮到中國情況,非簡單搬用可以奏效的。但毛澤東在原則上提出了加速湖南現代化的目標。按此設想進行下去,由於沒有解決政權問題,其結果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但這對當時的中國和湖南來說,仍然是一種進步的事業。第三,這是出自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發展前景的估計。他認為,全國無政府、大亂而特亂的狀況至少要持續七八年,並將由此引發一種“新現象”,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變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由此各省人民必然“奮起而爭自由”,先實行各省自治,到10年20年後再作全國的總解決。所以毛澤東幾次宣布“湖南們羅主義”主張,強調先把自己的事辦好。他說:“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們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33頁。】第四,提出省門羅主義,還在於通過各省的自主建設,將來為解決整個中國問題打下基礎。毛澤東曾說過:“凡物沒有基礎,必定立腳不住。”“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不先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國民全體是以國民個人做基礎,國民個人不健全,國民全體當然無健全之望。”【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07頁。】而中國正好沒有基礎。“外強中乾,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如“建層樓於沙諸”。他不贊成中國問題先做總的解決,認為這難以做到。他說:“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原因暫不說)。”“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07~508頁。】 上述主張,作為改造中國的一種思路,即從局部着眼全局,先由各省突破,再解決全國,有其可取之處。但是,在全國和各省強大封建買辦勢力統一統治下則是不可能實現的。 二、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國”的方案。“湖南共和國”的方案,乍看起來,似乎不可思議。其實不然。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戰爭等事件中,各省宣布“獨立” 的事例屢見不鮮,成為反清、倒袁的一種手段。這種獨立又隨時根據鬥爭的發展而取消。誠然,以某省建某國的宣傳和實踐尚無先例。 1920年9月3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題為《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的文章,十分明確地提出要反對“大中華民國”,建立“湖南共和國”,並認為這是湖南建設中的“根本問題”。他揭露了袁世凱竊篡中華民國“假共和大戰亂”的真相,主張“索性分裂”,將全國22行省3特區2藩地“分為二十七國”【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03—504頁。】。這是毛澤東當時的一種建國方案。為了論證這個方案的合理性,毛澤東還援引了“民族自決”口號和捷克、匈牙利等國脫離奧匈帝國而獨立的事例。當然,這樣來說明中國國內的問題是不恰當的。 但是,毛澤東很快就對“湖南共和國”作了實質性的闡述。10月3日,他發表《“全自治”與“半自治”》一文指出:“我們主張‘湖南國’的人,並不是一定要從字面上將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個‘國’字,只是要得到一種‘全自治’,而不以僅僅得到‘半自治’為滿足。”【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26頁。】什麼是全自治?毛澤東以資產階級國家三要素為據,認為國家的要素為土地、人民和主權,而主權則是諸要素中的主要素。具體地說,就是湖南人“有自己處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權”,完全擺脫中央的控制。 至於“湖南國”將採用什麼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毛澤東在6月14日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中,雖未提出建立“湖南國”問題,但對湖南實行“根本改造”問題已提出了一個概略的意見和設想,即在政治組織模式上仿效直接選舉的聯邦制國家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為吾儕‘理想湖南’之影相,從今日起,三千萬人滌慮洗心,向前奮進,未始無實現之一日。”【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682頁。】 毛澤東把湖南的改造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去張”,第二步是“張去如何建設”。在上述“宣言”末尾,特別列出了“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從軍政、財政、教育、自治、交通和人民自由權利等六個方面作了概括並徵求湘人意見。毛澤東把這些設想的基本精神,概括為“以‘推倒武力’及‘實行民治’為兩大綱領”。以廢督、裁兵達到“推倒武力”的目的;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保障人民權利、便利交通,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682頁。】。 為爭取湖南的“全自治”,毛澤東堅持兩條原則:第一,對中央強調自決主義,即湖南人管湖南事;第二,在湖南內部則強調民治主義,即人民要當家作主。雖然當時譚延闓在其自治通電中也提到“民治”的問題,但只不過是幌子而已,因為譚與毛澤東的“民”字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實際上是“官治”。為反對把湖南自治歪曲為 “湘人治湘”,毛澤東特意撰文說明“湘人治湘”只是對“非湘人治湘”而言,仍然是一種官治,不是民治,如果滿足於這點,只是換湯不換藥,如張作霖治奉,倪嗣沖督皖一樣。他認為這個口號仍然可能把少數湘籍軍閥、官僚、政客等當“治者”,而把一般平民當“被治者”,繼續着主人和奴隸的對立狀態,所以他堅決反對 “湘人治湘”的口號,明確表示:“不僅不願被外省人來治,並且不願被本省的少數特殊人來治。”【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24頁。】從這裡可以看到毛澤東重視社會下層的進步傾向。 毛澤東反覆強調自治運動應該由“民”來發起,否則是不能長久的。他批駁了所謂“民智未開”,人民“不懂政法”不便過問政治的謬論,並且在“人民”的概念中,特別突出了工農的地位。他認為大戰以後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裡,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裡。他們對於政治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他們對於法律,要怎麼定就怎麼定。”【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19頁。】這話雖然說得有些偏激,但反映了青年毛澤東觀念中的人民的主體就是工農大眾,而不是“穿長衣”的,政治法律必須反映和維護工農大眾的利益和意志。既然按照西方民主國家的模式來設計湖南,那普遍的民權,民眾普遍參與政治生活是必須充分保證的。對於制定法律或其他大事,每個年滿15歲(毛澤東定的成人期)的湖南人,只要沒有神經病,都有發言權。3000萬湖南人民都應該普遍享有民主權利。考慮到全國四分五裂,一時難以形成統一憲法的情況,毛澤東十分重視湖南“憲法”的制定,以確保湖南自治的順利進行。這個憲法“即與美之州憲法和德之邦憲法相當”,是各省的“分憲法”,然後才有全國的“總憲法”,“一如美、德所走那一條由分而合的成路”。【注:《毛澤東早期文稿》,第694頁。】毛澤東當時雖然也提出了1918年通過的蘇俄憲法,但畢竟對蘇俄的情況研究不多,這裡借鑑的仍然是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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