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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廢”產生權力拜物教
送交者: 樊斤品 2018年07月13日19:38:3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大道廢”產生權力拜物教

作者:關敏

東方社會的根本原則是皇權神聖不可侵犯;而西方社會的根本原則是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這是200年前英國公使馬戛爾尼說的名言。崇拜權力是“大道廢,有仁義”的結果。對權力的崇拜,亦稱“權力拜物教”,表現為人不承認自己的軟弱,想通過攫取權力操控他人來克服、掩飾自己的軟弱;這種人自以為是萬民之主,“欲與天空試比高”,將自己視為神明,將自己的偏私標準和有限成就當作至高無上的善。這是人的“罪”性的最高表達。

一,人類最初兩條“大道”法則

王東嶽說:所有的動物都不食同類,在人類社會就是不得吃人。在原始社會,吃人的現象偶然有,但非常少。在動物社會裡,這種食同類的現象也是非常少的。人們再飢餓,見到同類的肉,會覺得噁心,這是一種本能。為什麼?

因為:任何病菌或病毒的威力是分種系的。比如:人的結核桿菌是不感染牛的,牛的結核桿菌基本上也是不感染人的。所以把人的結核桿菌接種到牛身上,把它繁殖200多代,由於它不發病這個桿菌的毒力就會下降。我們在牛身上提取這個繁殖了200多代的減毒細菌即活疫苗,種植到人身上,人就會獲得抵抗結核菌的能力,不得結核杆病。但是,如果吃人肉,必然發生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他人的結核桿菌等病毒會傳染給食人族,大規模的傳染病就會爆發。東漢末年的三國鏖戰,“生民百餘一,千里無雞鳴”的慘象,就是因為吃人肉導致傳染病爆發後的悲劇。因此,生物學家認為:過去曾經有過食同類的物種,可是它早就自我毀滅、自我淘汰了。只有那些在基因里本能地拒絕同類相食的物種才能保留下來。

人類除了不許吃人的“大道”外,還有一個“大道”就是不許殺人!《羅源》這本書裡說,動物的內部爭鬥總是有限的,越是兇猛的動物,越是擁有致命捕獵手段的動物,在內部爭鬥時就越有自制力,越不會置同類於死地。漢語裡的“我”,跟兇惡的“惡”發同一個音。在甲骨文里,發同一個音的字往往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那麼我是什麼意思?是人類的一群人,手裡捏着“格”即武器,大家在一起,嘴裡喊着“我”,營造一種戰鬥氛圍。“我”戴上“羊”頭,即“義”,也就是上戰場的勇士或者“義” 士。初民在戰場打鬥的時候,是點到為止的,像公羊對斗一樣。兩隻公羊為了奪雌性資源,它們是互相打鬥的,可是當一隻認輸的時候,另一隻絕不追擊也絕不殘害那個失敗者,而且是點到為止。這就是“義”。

這樣,不許吃人的“大道”就擴展成為不許殺人的“大道”了。不僅人類如此,叢林中的其他動物如兩隻公猩猩或者兩個公老虎為了搶一一隻雌性動物,也不會把對手弄死!

二,“大道廢,有仁義(權力拜物教)”

但是,人類由於貪婪墮落的本性,隨後破壞了這兩條“大道”。就是有朝一日,突然,人開始殺人了。聖經里說:亞當的兒子該隱殺死弟弟亞伯,後來他逃到東方。該隱的第五代,開了多妻的先河。這就是東方盛行多妻制的原因。多妻制導致人口過快增長,食物相對於人口數量來說是絕對匱乏,這又導致吃人肉的現象的出現以至於大規模的流行。例如,漢武帝橫徵暴斂,老百姓“易子而食”! 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說的就是東方社會破壞了最初的人類“大道”的混亂情況,所以,古華人認為古代最好,才有“人心不古”的說法。

“暴力國家”論認為,國家是暴力的產物;成王敗寇;國家是暴力集團向其他成員榨取收入的工具,國(王)有無限的徵稅權。東方貫徹“天下王有”的君主中心主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宣揚的就是“王”有制。由此,造成了華人的奴才思維:君主是全社會最大的父家長,有權隨意處置臣民。儒家神經錯亂地認為:“天”養活了人類,因此人類要永遠地跪謝天和天的兒子——君王。儒家非常熱衷於宣傳君主是民之父母,從外觀上看十分溫情、然而在當時,兒女只是父母的“動產”,是一種被占有的奴隸制關係。孟子說,子民老百姓(即野人)就應該養活君父統治者(君子)。以此為指導,韓愈在《原道》中歇斯底里地叫嚷:“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其事上者也。”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則誅”。也就是說:民若不交稅養活統治者,就格殺勿論。一個“誅”字,說明了古代統治者可以濫殺無辜,而臣民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這就是《三國演義》裡劉安殺老婆給劉備吃的原因,“野人必須養君子”啊!

隋末唐初,朱粲(?-621年)自稱皇帝,他的部隊以人肉做軍糧。於是便把嬰兒殺死,蒸熟以後當作食物。朱粲對士兵說:“鮮美的食物,哪裡還有超過人肉的?只要我們所到的地方有人,我還擔心什麼?”後來每到一地,他就帶領部下,將搶掠來的婦女和兒童煮成食物,分發給士兵。後來他竟發展到抽取“人稅”,以弱小的男女補充軍糧。唐朝末年,黃巢軍以巨大的石磨做原始的絞肉機,吃了60萬活人。

中國的農民起義能推翻暴君,迎來卻是更厲害的暴君。元朝末年的朱元璋的農民起義軍就是一隻吃人肉的部隊。朱元璋在稱帝之初曾屠殺了幾名讀書人及其九族,理由是他們遁入山林而不願參加科舉。在殺掉他們之後,朱元璋向國人宣布:“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我的財產,都必須服從於我的意志”。他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我統治下的讀書人不願為我服務,就是與我作對。誅其身而籍其家,不為之過!”

曾國藩在家書裡說:“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不順”。在儒教的鉗制下,國人在被暴君處死之際還得高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這樣一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這就是權力拜物教的必然結局!儒家的“仁義”就是一種權力拜物教。

三,儒家文化缺乏私有制和人權理念

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家族財產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個人的財產權的觀念沒有樹立起來。古代有人偷了鄰居的羊,其子挺身而出,揭露了自己父親偷羊的事實。孔子卻痛心疾首,指責小伙子不孝不正直。孔子的“正直”就是侵犯他人的私有財產,包庇罪惡、父子相隱、家醜不可外揚!從這個故事說明,東方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即使今天,整村農民哄搶他人財物、偷車現象不斷地發生;說明今天的中國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在日本,夜不閉戶車不上鎖,無人偷;因為日本擁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

更嚴重的是,儒家把很多明顯的真理給顛倒了,比如說,“大河漲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這種理論忽視對個體利益和私有財產的保護。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即俗語說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人生追求,就不會作亂了。他的話並不表示儒家有了財產權的概念。財產權指處置自己財產的自由,他人不能干涉;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儒家主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中國人沒有真正的財產權。公元前320年,孟軻見魏王,魏王問他:“你老人家千里而來,有什麼利於我國的嗎?”孟軻答:“大王何必說利,只說仁義就夠了。大王說:‘怎麼利我的國家?’大臣們說:‘怎麼利我的家族?’平民說:怎麼利我自己?’上下都爭奪利,你的王國就危險了。”他的意思是:作為國君千萬不能說什麼利,如果老百姓都有利益了,就是都有財產權了,“上下交征利”,那國君還有什麼財富可言,這就“國危矣”。國君只講“義”,讓百姓只知奉獻,這樣,國君才是富有天下啊!可見,儒家是連財產權都不給百姓的:不能讓窮人有財產權,否則,帝王收稅就有道義上的障礙。儒家以為國君徵稅是天經地義的,從來就沒有想到過交稅還需要納稅人同意,更不會產生“無代議士就不納稅”的理念和“人權”意識。當然,儒家反對橫徵暴斂,因為“苛政猛於虎”會危及百姓的生存。儒家只是一味地勸國君行仁政、輕徭薄賦,不要竭澤而漁逼得百姓造反;以免動亂的滔天巨浪吞噬了皇族。。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民主的基礎。民主制的始發原則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這個原則表現為——“無代表不納稅”。正是在“無代表不納稅”精神的指引下,英國革命、法國革命都砍了國王的頭並建立了共和國,美國革命也以“無代表不納稅”而宣稱英王是暴君。美國《獨立宣言》沒有特別強調“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因為在美洲殖民地,這已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法國的《人權宣言》特別強調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是因為法國國王吞噬過胡格諾教徒的財產造成了內戰。

但在中國,由於從來就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理念,所以,統治者剝奪私有財產的權力則具有絕對性和永恆性。漢武帝隨意沒收商人的財產,朱元璋隨心所欲地整死商人……英國公使馬戛爾尼說,是專之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扼殺了中國所有進步的因素。進步只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干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如今,沿街經商的貧苦百姓被打死,強撤民房逼死人命,依然在不時發生,原因都是源於對私有財產的侵犯。

東方從來就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或“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有的卻是“玩皇糧國稅,天經地義”,真是可悲、可憐的君權踐踏人權史。

四,從“契約國家”進化為“民主國家”

“契約國家”論起源於古希臘,它認為:國家是公民達成契約的結果,它要為公民服務。契約界定了公權力行使不得侵犯私有制,也限定了每個人相對於他人的活動邊界(不得侵犯他人的私有權),這就為個人自由提供了空間。西方人很早就確立了個人享有的政治權力與其所盡的義務相一致的原則(權力越大者納稅義務越大,如梭倫改革),而儒家卻確立了“勞心者治人”的政治權力與其所盡的義務無關的原則(權力越大者義務越小,皇帝權力無窮大有殺人權而義務幾乎為零)。

諾思認為: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國家的病態形式。少數人壓迫多數人和多數人壓迫少數人都是非法的。維護社會秩序需要國家,官民矛盾或階級矛盾是可以調和的。階級壓迫必然讓位於階級合作,階級國家會消亡,但作為社會工具的中立性國家具有不朽性。

民主國家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民主國家是理性化的產物,是中性的,國家的主人就是全體公民。現代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則和約束,我們將生活在墮落的叢林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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