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系列廿三:新時訓詁學
──向古巴和北朝鮮學習什麼
-老鄲-
過去我們的“西學為用”是學大──學蘇聯,學美國,起碼是向比我們強的榜樣看齊,至少那榜樣要有富的一面才放下架子去學。而那些比我們小的,都在跟屁蟲似地學我們,比如柬埔寨,尼泊爾一流。學習的目的,當然都是要想搞出點什麼名堂,可惜這一連串的學習,最後都不了了之,落花流水。好不容易到了二十一世紀,也該風水流轉,不撿大的挑小的,開始大學小了。這就是我們的接班人公布的底牌:要反過來向古巴和北朝鮮這二小學習,學些我們已經揚棄過的老古董。
(一)
第一個問題,向古巴和北朝鮮學習什麼?好多人認為,向古巴和北朝鮮學習,是因為這二小沒有開“社會主義”的倒車。至少我們的接班人是這樣聲稱,所以大家也真以為還有那麼一回事。
古巴有什麼好處?在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身邊,不怕威脅,不怕叛逃,堅決作到“四個堅持”。可是誰不知道,那個老卡斯特羅,把個古巴搞的政治僵化,經濟崩潰,民不聊生。不論叫誰去看,都說不上那種社會主義道路的好處,或者優越性到底在什麼地方。
朝鮮有什麼好處?近在兩大“修正主義”身旁,照樣“四個堅持”,經濟分崩,人心離析,餓得實在撐持不下去的朝鮮老百姓,把“避難”的國際遊戲連連在我們的首都上演,這是中國人天天看得見的“社會主義現實”。看看流了中國戰士鮮血,化了中國人民銀子支撐起來的北朝鮮與它的南一半對比,我們自己都覺得造孽,不僅是五十年前,而且是五十年後。
那麼為什麼要學習二小?如果略去僵化的暴力的封閉的舊“社會主義模式”──二十一世紀了,誰還會指望那種模式對任何人的吸引,誰還會盼望自己的明天就是他們的今天──唯一該學的,就是二小共同的舊式接班模式。
(二)
古巴當然是學習對象,它在“四個堅持”之幕後的最根本堅持,就是堅持“無產階級領袖人物的堅定終身制”。當時走“槍桿子裡出政權”武裝鬥爭“打天下”的卡斯特羅,近五十來,還是他一個人“坐天下”,不知老之將至。
北朝鮮更加是學習的榜樣,它在“四個堅持”之幕後的最根本堅持,不但堅持“無產階級領袖人物的堅定終身制”,更進而堅持“無產階級領袖人物的堅定終身制後的血統遺傳”。在北朝鮮,最革命最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是靠血緣繼承,絕不會出在血緣之外。
合起來,向二小學習,就是要學習它們的“堅持”,堅持原色的封建終身制,把中國共產黨人剛剛開始的“廢棄”終身制的努力倒退回去,把剛剛開始的權力和平轉遞中止下來。想想看,是誰在拐彎抹角地提倡終身制,家天下?竟然是我們剛剛接班的小胡哥們,看樣子,他不虧是比老僵那塊姜更辣,他不但才上崗就放出戀棧到底的決心,而且甚至要堅持不懈地把血緣承繼的中華民族老傳統重新定位在紅色帝國。
(三)
看過二小的革命接班模式,我才回味出,為什麼我們的接班人,不遠百里地跑到西柏坡遞帖認宗到偉哥名下。
在他看來,那矬弟是不是有點神經毛病?好端端的江山不往死里坐,非要急着“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硬把兩次廢儲的惡名攬在自己身上。不知道中國人都是阿慶嫂,“人一走,茶就涼”?看樣子還是早年留學歐洲,中了西化之毒太深。只有我們的偉哥,是我們唯一抵制“西化”的革命榜樣,雖然也高喊培養革命接班人,甚至還用黨章來明文指定接班人,但誰也不敢在老頭子生前就想接班。
你想,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們,都在終身制的光輝指引下,才能作到“死而後已”,才能有最高度的蓋棺論定,才能有最亮的水晶棺材。那其實都是他們生前已經計劃好的,只有那些缺心眼少計劃的非導師們,才會落得個遍撒祖國大地的灰飛煙滅的下場。要繼承中國特色的革命傳統,就一定只能從偉哥那裡繼承,而千萬不能投錯了胎,跟了矬弟的彎路。
(四)
我們又注意到,學習二小是在加強“意識形態控制”的大口號下提起,那麼,有必要看看二者的內在關係。
根據偉哥的教導,“要推翻一個政權,先要作意識形態的準備”。我們的接班人一上台就強調“大抓意識形態”,與政權有什麼關係?一般人認為他是在防禦國人越來越強的對“黨天下”的非議譴責,為黨的利益而揮舞大棒。而我認為,他是在“一石二鳥”:首先為黨保住黨天下,同時為自己過渡到自己的家天下,起碼為復辟終身制,作自己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準備。
不是嗎?他很清楚,要推翻好不容易在中國大陸出現的非暴力的和平的權力交接程序,也必須“先要作意識形態的準備”。為了走回中國特色的終身制,為了重新開始血緣繼承的傳統,就得預先進行鉗制輿論的準備。
“輿論一律”的妙處就在於,它在把喉舌的功能向上遞交,是比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更強調“集中”而忽略甚至於反抗“民主”的專職法西斯化的工具。我們在研究中國特色的“輿論一律”時,一般認識到它對社會公議的割喉作用,其實,它在那個所謂的“執政黨”內,也是一樣的窒息民主。它把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統統收交到那個黨的最高決策機構,而在中國,這個決策機構,說穿了,就是那一個人。
從整個社會的“輿論一律”,到全黨全國的“輿論一人律”,這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寫照嗎?“輿論一律”,說得好聽,是一黨的黨同伐異,實際上是一人,即那個孤家寡人的一言堂的開路鑼鼓。任何時候的“意識形態控制”,都是打有明顯的私黨以及私人的功利烙印。
(五)
可以看到,在對付人民大眾的言論自由時,只須強詞奪理,因為人民是“禮不下庶人”的專政對象,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他們就不能也不敢亂說亂動。老百姓敢於“亂說亂動”的,先來個大獄大刑伺候,然後再來殺頭割喉,這樣的殺一儆百,社會上再調皮的傢伙,也不在領袖的話下。但是,要在黨內行“輿論一律”,就得多幾道彎彎腸子,把大家涮進鍋子,引進圈套。
當然,“階級分析”,一抓就靈,先說世界上言論只有兩家,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而我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當然捷足先登“無產階級”的道德高地,你說的與我不出一轍,你就必然是資產階級,你就必死無疑。領袖有什麼戰略優勢?不辯而屈人之舌。這你沒當上領袖,沒被欽定接班,那是你活該。比如說,你要質問市場經濟是計劃經濟的對立面,是資本主義,我只要說,不辯姓社還是姓資,你不就已經先屈了你的小舌?
可領袖要建立“話語優勢”,要進一步來他“因勢利導”,就得有技術。什麼技術?國產技術,老牌的了。簡而言之,就叫“指鹿為馬”。什麼是“指鹿為馬”的核心?那就是似是而非,或者是似非而是,關鍵要有幾分近似,才能夠話一出口在斬釘截鐵之外,有幾分含糊。
要指二小為榜樣,就得循着趙高的方向,先給出馬鹿二者的共性,然後窮問,難道有馬的特性的動物就不是馬嗎?難道二小不是我們時代僅存的“社會主義碩果”嗎?然後再追問,為什麼他們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樣,那還不是因為他們有堅定的“無產階級領袖人物”?過於頻繁的接班,實際上沖淡了領袖的決心,弱化了領袖的決策,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更有害於黨的最高綱領。
“指金為馬”,把金日成的接班模式,說成是馬克思的模式。這是我們二十一世紀的思辯唯物主義。金家王朝於是成為迄今最接近馬克思原先設想的社會主義,最接近列寧的“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小國勝利”的原始模式。
(六)
“有恆產者有恆心”,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也仍然有效。當天下都是一個人的,只屬於一個領袖的,只屬於一個領袖和他的子孫們的,那個“大干社會主義”的恆心,或者橫心,才是最有效的,才是最積極的,才是最全心全意的,才不會招致我們現在引起思想混亂的“姓社還是姓資”的分岐。
禁止“天下的恆產化”,就是違反北朝鮮和古巴為我們樹立的真正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就是馬克思主義最兇惡的敵人,就必須“全國共討之,全黨共伐之”。
這樣的結論由我來作,可能太早了一些,但是如果現在沒有人出來指出這一方向轉變的內在動機,到時候生米做成熟飯,那就只能說是太遲了。
在研究蘇東劇變的根源時,科茲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中指出,“一個由少數精英管理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老一代的革命家過世,很難保證繼承者們不通過實行資本主義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他說得不錯,但還太狹義,應該適當地擴展為,“一個由專制系統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使老一代的革命家不過世,也很難保證當權者們和他們的繼承者們不通過實行權力高度集中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他們已經占據了國家名下的一切資源和手段,他們更有恆心“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努力,而處心積慮。
過去人們過於天真,相信或者想象所謂“共產黨人的大公無私”,或者至少是共產黨領袖人物的公心,不到一個世紀的共產主義實踐,向我們證明的只是一點──這個世界是無神的,是拒絕造神的,那些神話,在人們活生生的,或者慘死去的,實踐中,被鮮血破解。那個黨,那些領袖,其實是最大的私心所在,只不過躲在自己為自己畫好的畫皮之後,藏在最好的最神奇的羊頭之下。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內所發生的一切,之所以發生,就只能溯源到這些陰暗的靈魂。
而暴力專政的最大好處,就在於,有了政,它可以更血腥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改造世界,可以更上一層樓的權力專一化,利益專有化。專到什麼程度?專到他們的這些努力可以不被社會的輿論和意志所動搖,所阻擋。專的頂峰,不就是一言堂。到了那個最最最專的時刻,就最高領袖一個人說了算,他想要什麼,誰也別想阻攔。那天下雖說是“黨天下”,那其實還不是“朕天下”嗎?黨內有敢叫勁的,大不了發它個“反黨集體”,政治局裡要來刺頭,飛他去溫都爾汗,看他誰敢來拼死冒犯?
我們的《接班系列》本身,不就是利用暴力“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的政治舞台上的表演的文字記錄嗎?
(七)
任意“指定”社會發展模式,這常常預兆一個非常重大的社會發展轉機。暴力專政,鉗制輿論,則是保證獨裁者的預計方案如期進行的工具。
我們自己五十年的風雨蒼黃,不止一次地用實踐證明這是一條代價極其慘痛的錯誤道路,可是,實踐即使能判別和鑑定錯誤,它不能自發地糾正自己,尤其是當暴力是實踐的唯一動力之時。每當有人彈起老調子,或者重新祭起“輿論一律”的法器,或者指出“美好的社會主義”榜樣時,我們都必須格外提高警惕,尤其是警惕一場圍繞集權的政治風浪又在醞釀之中。偉哥為了“推翻一個(由劉少奇代表的)政權”,大造意識形態方面的輿論,大樹特樹個人崇拜;矬弟為了“推翻一個(由華國鋒代表的)政權”,大批特批“兩個凡是”,那還都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犧牲整個國家的利益和前途的極不負責的行為嗎?
學大的時候,我們似乎還有些盼頭,因為那些大的榜樣們起碼有做得好的一面;學小的時候,我們則底氣盡泄,因為我們很難領悟到,我們究竟是在學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