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今天起将逐日上传新近完成的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美日印（度）澳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博弈的文章。全文共两万一千余字，分上、下两篇，结构上包括一个导言，六个主要部分，一个结语，以及英中文参考文献，见下：

“一带一路”倡议与美日印（度）澳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博弈 （上篇）

导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战略是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

I．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全面的战略意义

II．             美国与“一带一路”：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及其对带路倡议的围堵

“一带一路”倡议与美日印（度）澳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博弈 （下篇）

III．           日本与“一带一路”：排斥、遏制、竞争到适度参与

IV．          印度 与“一带一路”：以国家主权考量为由拒绝与中国合作

V．            澳大利亚与“一带一路”：出尔反尔的奇葩政策

VI．          剑指中国的美日印（度）澳“四方安全对话”

结语：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机遇前所未有， 挑战分外严峻

英中文参考文献

欢迎关注及评论。

“一带一路”倡议与美日印（度）澳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博弈 （上篇）

导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战略是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

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制定了一整套对其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国际秩序，在经济领域内，通过贸易、投资和商业流动作为西方经济体系中相互依存的基础。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曾经必须依附在发达国家的羽翼下，经过多年艰苦的成败探索与打拼才成为一个独立地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力求维持的国际体系，却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国际法规等领域内设置了重重限制和障碍。要突破这些不合理的霸主窠臼，中国最终认识到必须走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与创新的道路。

本世纪中国上升到国际大国的地位明显地改变了全球实力结构的性质。中国以自己独特的、迅捷的和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宣示了中国有能力摒弃以现存的西方经济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不必再试图通过谈判和调整使自己适应当今掣肘性的全球格局，而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替代性的国际经济秩序。“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多处简称“带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内改变现状的空前努力。依笔者所见，带路倡议的最初酝酿和提出，对中国而言，一是可以高效地利用自身发展的能力去帮助欧亚非大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二是能有力地抵消美国孤立中国而主宰亚洲经济的企图，三是将凭借带路倡议所产生的经贸机会争取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权。总之，从大战略上来看，中国的带路倡议代表着对二次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空前未有的挑战。

从现实层面上看，“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实践并不是在地缘政治的真空中展开的。亚洲地区的几个大国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巨量投资和宏大基建项目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其外交、政治和经济上的战略利益表示担忧、恐慌、甚至是敌视。这些国家，以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的带路倡议或排斥遏制又被迫参与，或以主权为由公然反对，或先表赞颂继而对抗，甚至与一向视中国为其强敌的美国联手，组织针对中国的非正式同盟，策划推出替代性的经济走廊和投资项目的一揽子方案，试图与带路倡议一决高下。

本文在搜集与整理大量中英文有关材料和文件的基础上，尝试分析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对中国倡议分别展示的不同态度和政策，各国据以制定基本战略与采取对应行动的国内国际复杂背景，以及在亚洲政治风云变幻中某些政策和战略的演变导因及其过程，借以揭示带路倡议在重塑欧亚大陆经济秩序中面临的空前机遇和严峻挑战。

I．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全面的战略意义

1.       “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布局

2013年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时，宣布了中国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景；一个月后，他又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总称 “一带一路”）。中国政府在有关文件中指出：“一带一路”是“促进欧亚大陆所有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倡议是一个地缘经济和地区战略的宏伟构想，自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

带路倡议经过中国有关各方的合理论证以及着手运转和实施，结合了经济、外交等多重目的，并协调了各方利益的持有者—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现在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合作工程以及涉及面广泛的的分阶段发展的项目系统。其重点是强调地区的连接性，通过港口、机场、公路、铁路、输油管道和通讯设施等庞大的基建项目来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 同时寻求发展各国的工业区、经济特区和其他相关工程。据报道，中国保证为带路项目投资14, 000亿美元，美国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已经纳入规划或即将成型的项目总值已经超过了 9000亿美元。

国外媒体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比作二战后美国推行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但事实上带路倡议无论在规模上或是在地理范围上都远超前者。整个带路框架包含“六大经济走廊”：中蒙俄走廊、新亚欧大陆桥走廊、中国-中亚-西亚走廊、中国-中南半岛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中孟印缅经济走廊。“一带一路”的构想涉及近70个国家，涵盖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欧与北非，地区总人口44亿，GDP总量 23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总数的69%和 29%。据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预测，这些国家到2050年将向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80%。

自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还有其他多个不容忽视的战略因素。带路倡议在欧亚大陆范围内适应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需求，是中国在全球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国际范围内的延申，旨在与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 努力打造泛亚共同体；就中国国内情势而言，带路计划在发展自身经济、保证能源供应、强化国家安全以及扩展外交战略上具有多重考量：

第一，  为国内某些有过剩生产能力的工业开拓新市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以双位数的增长速度取得迅猛发展，但是近几年逐渐缓慢下来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的“新常态”，比如说，2013年带路倡议提出之际，中国的GDP增长率为7.7%， 远低于2010年10.4%的增速。这就要求中国政府为国内过剩的基建和工业生产能力开拓新的市场，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突出地体现在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导致囤积的大量钢材、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带路倡议中所支持的基础建设项目可以提高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为那些过剩工业出口其闲置设备提供机会；

第二，  打造更安全的四邻地区。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国西部政治上的安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降低横跨西部地区的安全威胁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西藏和新疆的分裂主义组织的恐怖活动、毒品的走私、他们在国外的鼓吹者和伊斯兰极端分子通过中亚对中国西部的渗透、甚至是外国支持的在边境地区发动所谓的“颜色革命”。支持中亚地区的基础建设和加强地区经济的连接性，使中国临近地区的人口摆脱贫困，从而消除政治上不稳定的根源；同时又能带动中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将那里的经济更紧密地捆绑在地区性的经济中。简言之，建设一个更安全的西部边界意味着在那里可以减少战略分心，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

第三，  谋求更有保障的能源供应和运输通道。中国的海外能源供应极其倚重马六甲海峡以及其他海上航运路线的咽喉点。中国的石油进口在各种危机期间可能受到外国海军的封锁。一带一路的某些项目，例如连接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新疆的输油管道以及连接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二个中俄石油输送管道，可以有效地消除中国对极易受攻击的海路的依赖。中国某些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中国通过海外的港口建设，开拓海军新的海外后勤基地；

第四，  增强中国经济和外交在亚欧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美国在欧亚大陆没有重量级的战略存在，这就给中国创造了在该地区扩展其外交和经济影响的机会，与此同时又避免了与美国进行耗资巨大的直接竞争。再者，带路的建设项目不仅对该地区的经济整合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还支持了中国与关键的参与国巩固双边关系的努力。比如自2013年以来建设的中国-哈萨克的货运和客运线路把两国的关系提升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定期的高层外交、反恐合作和双边贸易的扩展。

2.        “一带一路”在亚洲关键地区的投资与基建项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地域上横跨亚欧非三洲，基础建设投资以亚洲为主，其中又以 在南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尼泊尔）、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沿岸（泰国、印尼、老挝和马来西亚）和中亚（涵盖狭义上的中亚五国，即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为主要的投资和基础建设项目地区。

在南亚，“一带一路”计划建设的六大经济走廊中有两条位于南亚，分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和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始于中国新疆喀什，经巴基斯坦北部，抵达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和瓜达尔港，全程3000多公里，总投资460亿美元。至于能推进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三大板块联动发展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国领导人均表态支持该走廊建设；中国企业已经参与了在斯里兰卡以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等建设为龙头的大批基建项目；而尼泊尔总理于2016年3月正式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同意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制订双边合作规划，在倡议框架下推进重大项目的实施。

在东南亚，中国政府全力推动建设泛亚铁路，以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中泰已经签署中泰铁路合作的政府间框架协议，将建设从昆明到曼谷长约840公里的高速铁路；中国正式获得印尼高铁订单，建造从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中国和老挝也已举行铁路项目签约仪式，将建设从云南昆明至老挝首都万象的高铁，全长418公里，项目投资超过60亿美元。而在马来西亚方面，中国将参与建设该国东西海岸之间的高铁以推动区域交通线建设（据最新报道，此项目可能因马新政府要求而暂停或取消）。

在中亚，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为该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哈已达成51个产能合作项目意向，总投资达265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中乌已经签署了有关电网升级改装、燃煤电站等项目的贷款协议；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纲领提出要“努力修复和养护公路、发展国际运输走廊和扩大国内公路网”；土库曼斯坦制定了把本国打造成国际交通运输枢纽的战略计划，还实施了一批交通基建项目。从整体上看，中亚各国非常支持带路倡议，认为是搭乘“中国快车”的难得机遇，与中国的合作已经被纳入各自国家的战略框架中。

II．     美国与“一带一路”：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及其对带路倡议的围堵

为了要明确中国“一带一路”提出以来美国对此倡议的基本态度及具体政策行动，必须首先阐述自奥巴马政府2009年初执政伊始直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亚洲总体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变。

1.       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

冷战结束后，亚洲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上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美国过去的以遏制苏联为主的亚洲政策不能反应这个现实。有研究文章指出，小布什政府曾试图调整美国的亚太政策，意图把北约扩展到亚洲，或者与亚洲盟国建立一个制衡中国崛起的小北约。但是2001年的911事件，使美国不得不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反恐战争中去。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1月上任后，其外交政策着眼于欧洲和中东，没有提出明确的亚太地区政策的表述。

但经过差不多半年的酝酿，该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曼谷首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构想，这是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先声。次年10月希拉里在夏威夷再次发表“美国的亚太政策”演说，这一名为“前沿部署外交”的政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亚洲政策的基本战略目标及其实现路径，清楚地表明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意图，标志着美国的亚太战略经过近两年的摸索与调试已经趋向完整。晚些时候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所作的“太平洋轴心”的演说，进一步印证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决心。

希拉里所谓的“前沿部署外交”涵盖了美国亚太外交的基本立足点、资源配置和接触框架的三方面内容，即：第一， 在亚太地区采取进取型立足点。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的未来连在一起，而该地区的未来取决于美国；第二， 全方位的外交资源投入。根据这一原则，美国把各类外交团队派遣到亚太地区的每个角落和每个首都；2010年11月初，奥巴马借首尔G20会议之机，二度踏上访问亚洲之旅，对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展开访问，并出席于日本举行的APEC会议；希拉里就任国务卿以来，六次到访亚洲，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及南太平洋等众多国家； 国防部长盖茨两年中先后访问日本、韩国、印尼，并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第三， 多层次的接触路径与全方位的接触框架。通过与“同盟国家、新兴伙伴国家和地区合作机制”三个途径加强与亚洲的合作，构建美国在亚洲的“前沿”外交战线。

2011年11月奥巴马利用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表明美国政府计划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撤出，同时寻求外交政策的新亮点。其要旨在于认定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未来持有重大利益。从美国在中东和中亚投入的军力和资源来看，尤其是对照亚太地区，显得比例失调。这是奥巴马上台以来外交政策调整的核心，目的是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洲，加强与亚洲同盟国家和友好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与联系。

非常清楚，在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的背景下，美国要将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源的分配向该地区倾斜；通过参与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介入亚太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并制定以威慑和击败中国的“反介入”实力为主要目标的新军事战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2013年连任后，奥巴马表示将在未来四年中继续把东南亚作为这一战略的着力点。

由于中东问题在2013年后的优先性有所回升，而外交议程受国内因素的钳制甚大，在奥巴马第二任内初期，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呈现某些“失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尽管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受到否定，但仍不应低估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政策资源的投入、重塑和巩固其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决心。

2.       整合中亚、南亚经济，打造“大中亚地区”的计划

2010年12月，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首脑和印度政府签署了TAPI（TAPI 为四国名称的英文首字母之结合）项目实施的政府间协议。根据协议，四方规划建设一条起自土库曼东部气田，途径阿富汗坎大哈和巴基斯坦木尔坦市到达巴印边境的天然气管道。管道全长1800公里，投资约110亿美元。协议公布后，美国认为该规划符合美国在欧亚地区的能源利益，并可以此为基础，推进中亚地区经济的整合，借以实施美为战后的阿富汗恢复经济的计划，打造一个“大中亚地区”，立即对此项目表示支持。

2011年7 月，希拉里在印度举行的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会上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而后又将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战略，标志该计划正式成为美国官方政策。希拉里对该战略的解释是“一张能将这个长久以来因纷争和政治隔离而被撕裂的地区重新整合在一起的经济和运输网”。计划分三方面：第一，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将阿富汗打造成连接中亚、南亚资源与市场的枢纽，促进经济一体化；第二，吸引外资参与阿富汗国内建设，使之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第三，在美国的主导下多国参与，共享红利。但如仔细研究该战略，可以看出“新丝绸之路”有将中亚、南亚与俄国、中国割裂开来，构建美国主导的中南亚地缘经济板块的意图。

美国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出整合中亚经济的战略？

众所周知，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统治长达一百多年，即使到今天，俄依旧与中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战后美国的政策重点始终是把中亚作为遏制俄罗斯的平台和前沿阵地。美国虽然认识到中亚地区是构成世界政治的“地理枢纽”或“心脏地带”，但从总体上来说，对中亚的重视远不及对其他亚洲地区的重视，例如中东和东亚。

首先，中亚离美国海岸十分遥远，对自己或其盟国没有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其次，历史上美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量极小，比如2011年美国对中亚最大经济体哈萨克斯坦的出口额仅为16.2亿美元；第三，虽然中亚有些国家能源资源丰富，但其能源出口在美国的整体能源供应上几乎挂不上号；第四，美国公司在这个地区固然有些投资项目，但中亚国家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特征，例如腐败、裙带资本主义、无效的和缺乏透明度的法制，都对美国的投资者没有吸引力。结果是，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从来没有取得过优先的地位。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亚各国有限的经济援助也只是着眼于填补俄国撤出该地区以后所留下的空间。

但是2001年发生的911恐袭事件以后，美国投入了打击阿富汗境内塔利班政权的战争，而这一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变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美国为长达十几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为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耗资近万亿美元，而自2010年以来在阿富汗铺设全国性的公路以及为其能源项目又投入了近40亿美元。 2009年美国向阿富汗增加额外兵员三万以后，奥巴马政府设想以此为几年后彻底撤出阿富汗奠定基础。但是十几年来美国虽然勉强实现了摧毁塔利班政权和驱散基地组织的目标，但在重建阿富汗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打击毒品生产与促进经济发展—却举步维艰，没有根本性的改善。所以美国不失时机地利用上述TAPI四国天然气管道项目推出自己整合中亚经济的战略。

2014年9月美国时任副国务卿威廉•本斯在一次主要的政策演说中，勾勒了美国对中亚经济整合的大体轮廓。美国战略的中心是建设一个中亚地区的能源市场，三个主要目的为： 第一，管道过境将能推动阿富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重建进程，为阿带来估计为每年10亿美元的运输收入，提供约12000个新的就业机会；第二，该管道将成为建设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的有效替代，遏制伊朗能源向外部市场出口；第三，管道同时还能满足印巴对能源的需求。虽然TAPI管道目前已经动工，但建造管线需时甚久，最快也得在2019年年底才能完工。再者，该管道途经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南部地区均有安全问题，加上里海法律、俄罗斯和伊朗等因素，TAPI管道所遇到的阻力不少，投入使用之日很有可能推迟。

美国对中亚的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反映在2015年11 月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中亚地区C5+1 论坛。所谓C5即中亚五国 （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1就是美国。论坛以对话形式设置，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宣布了一系列的联合方案，旨在应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进展反映了美国充分认识到中亚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具有显著价值的地区：其北面是俄国，东面是中国，南面是伊朗、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无论从安全的角度或从经济的潜力来看，在未来几年里中亚都将要发挥非常重要的国际作用，在这一地区发生的任何危机都有转变为国际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因而都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并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3． 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孤立主义政策否决“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朗普在其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的各种议题占据了主要的辩论地位，同时不得不花大力气来应对不断增强的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危机，虽然特朗普大力挞伐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却未能够及时形成自己的新政策；2017年1月就任总统后，俄国一直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占据主导地位，此外，朝鲜的核武问题和叙利亚的内战也耗费了大量精力。

但是特朗普主导性的政策思维是“美国第一”，并给与这个孤立主义口号在一切内外事务中以最高的优先级。特上台第一天，就签署总统令，宣布美国退出布什总统支持的、奥巴马政府惨淡经营数年而最后敲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议是2006年首先由新加坡、新西兰发起，而后包括美国在内的12国共同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奥巴马政府曾明确表示，美国的目标是扩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将通过支持盟国的经济发展和重申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承诺来加强美国对亚洲的更广泛的外交和军事的再平衡。

其次，特朗普还与奥巴马政府把亚洲作为外交政策重点的战略彻底决裂，即将亚洲排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和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之后的地缘政治问题的第三位。2017年3月，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在谈到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时，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正式结束，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将可能有新的方式。

她指出，特朗普政府意识到亚太地区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美国还将增强其在亚太的参与度，但“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这样的表述都是上一任政府亚洲政策的措辞，已经过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尤其是经济贸易上的活动，必须有益于美国劳工、美国人民和美国公司的利益。但目前的现状并不公平，不少美国公司遭受了不公正的商贸交易。她表示将同中国发展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必须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并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准则。

虽然如此，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在实践上仍然保持了甚至加强了该战略的军事方面，美国五角大楼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军事准备和派出阻遏性的军事力量方面都在以前的基础上升了级，比如，从2017年6 月到11月的六个月中，美军在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加紧演习和巡逻，并组织了四次展示航行自由的行动。

但是美国退出TPP的贸然行动，使TPP的其他参与国大失所望，而且在退出TPP 后，美国没有再出台过可与TPP相提并论的或与中国带路倡议相当的亚洲贸易和投资计划。本来，亚洲许多国家曾视TPP为美国是否会在亚洲维持主导地位的试金石，而美国的退出，不仅使自己游离于占全世界GDP 36.6% 的经济体以外，还严重削弱了一项实际上可与中国带路倡议竞争的地缘经济方面的重大协定，这对其他TPP的缔约国而言不啻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打击，因为这些国家原来还能利用TPP提供的贸易增长和投资替代性渠道的优势，选择性地参与带路项目，即只有在某一个具体的带路项目与这些国家最佳利益相吻合的场合下才加入。但在美国退出TPP后，这些国家的战略空间无疑是大大缩小了。可以说，中国的带路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TPP，成为中国在亚洲地区扩展贸易和投资的关键性倡议。

有美国专家评论说，特朗普坚持“美国第一”，但是他退出TPP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和战略上的后果都是非常消极的，事实上变成了“美国最后”的结果。“美国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前一届政府的很多人努力了近十年才拿出一个TPP， 现如今分崩离析令人扼腕。”香港牛津经济研究院负责人评论说，在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开放、进一步积极参与的美国时，美国却弃之不顾。又说，“中国正努力用这一倡议（指一带一路）填补其中空白。。。。美国有朝一日必将倍感后悔。”国际评论预测中国鼎力打造的“一带一路”将因为美国的退出而迎来巨大的发展契机。

在此背景下，一些亚洲国家开始采取避险手段，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求经济和安全联系上的平衡。除了那些有较强实力的国家如印度和日本尚能以自己的替代方案来抵御中国庞大的带路项目外，一大批印太地区的国家则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调整自身政策以便适应中国的带路倡议。

4.  美国与“一带一路”：从纠结心态到联合盟国的公开对抗

中国学者 王湘穗在 三居其一：未来世界中的中国定位  一书中指出，美国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成为传统世界秩序和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美国认定中国有挑战的实力，带路倡议加强与俄罗斯和大陆国家的合作，正在把美国推向战略边缘地段，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是，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在开始阶段上是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显示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是因为，其一，本质上美国政府秉持着冷战思维看待倡议，认为带路是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政策工具，是中国谋求战略上“西进”、打破美国包围、重整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构建一个“去美国化”地区新秩序的蓝图；其二，自带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明确支持，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国，如英国、以色列等；其三，公然与中国对抗可能给那些希望得到带路提供的投资机会的美国公司带来损失，并会恶化美中关系；其四，如果顺应带路倡议也可能助长中国在带路沿线地区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影响力，并且疏远像日本和印度这些紧密盟国，这些国家已经对中国的项目表达了严重的关切。总之，美国政府在做出决策时必须权衡国内外相互冲突的各种因素。

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 。这个总部设在北京的银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在于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曾邀请美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但是被美国以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功能相似，没有必要再建立一家为由拒绝了， 并对第一个提出申请加入的英国做出激烈反应，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

虽然如此，特朗普上台初期，美国对带路倡议还是有过某些积极的表态。其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4月举行的高峰会上同意改善两国的贸易关系并举行谈判。耐人寻味的是，该年5月4日，中美签署的贸易协定显示，美国获得立即进入中国牛肉市场的权限 ，作为对此项利好的回报，美国也向中国做出让步，商业部长威尔伯•罗斯承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虽然该协定不具法律上的约束性，也没有对“重要性”作出具体阐述，但如联系美国已经在特朗普就任之际退出TPP协议的背景，有关专家认为这是象征性地接受倡议中一个深层的战略目的—承认中国在亚洲有更大的经济领导权。

其二，2017年5月14日，中国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将此次论坛定性为规格最高的国际性会议。美国派出了以特朗普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格为首的团队参会，以示对中国带路倡议的重视。这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官方给予的最为积极的回应。会后中国声称美国愿意就倡议进行合作，甚至暗示美国准备通过亚投行帮助带路项目取得投资。从表象上看，此届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拒绝参与计划的原先立场出现重大背离。

但是，美国对带路的态度和行动在此后很快就出现大幅度转弯，变为对抗性的公开反对和抵制，并准备联合印太地区的一些美国盟友讨论取代带路倡议的基建项目和金融机构。

2017年9月末，在与印度官员会晤后，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显得很自信，认为作为带路组成部分的中巴经济走廊穿越了印巴争议领土，从而认为美国应该做出努力来抵制带路倡议。10月3日，在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他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有许多带和路，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把自己放在主宰一带一路的地位上。”马蒂斯这番讲话异乎寻常地直截了当，直指中国的带路倡议，而且，这个明白无虞的论调以后就成了其他美国官员鹦鹉学舌的样本。

无独有偶，10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访问印度之前，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了一份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暗示美国确实形成了针对中国带路计划的政策。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快要出台一个对抗中国通过带路项目把周边国家吸引到中国轨道上去的重大政策愿景。他在演说中宣示，印度洋-太平洋国家在提出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和金融机构的替代性方案上的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实现这些项目原先声称的可以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工作和繁荣的许诺。蒂勒森开出的消除这个限制的处方就是“扩展透明度，提供高标准的地区性借贷机制—可以实际上帮助这些国家而不是使他们承受越益加重的债务的工具”，显然是指责中国的带路计划给某些国家带来了债务负担。

蒂勒森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实现这项计划，但美国政策的此后发展很清楚地表明，美国会联合有相同观点的国家—包括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共同做出努力， 也即四方联手对抗中国。蒂勒森的许多措辞明显地是在借用奥巴马政府关于亚洲的观点，比如，前奥巴马内阁国防部长卡特就提出过“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即倚重把有相同观点的亚洲国家联合在一起，来支持和巩固该地区的安全结构。简言之，特朗普亚洲政策的中心就是防止中国主宰该地区的经济秩序。

2017年末美国发表题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虽然没有提及带路的名字，却警告说“中国试图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扩展其国家推进的经济模式的范围，并且将按其所好重组这一地区。”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也直接称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特朗普在2017年11 月访问亚洲之前即明确表示支持由日本首相安倍于2016年提出的 “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并称他可能愿意开始一个与日本合作的有竞争性质的基建发展投资机制。而后，特朗普在亚洲之行的越南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说，即美国已经拟定一份综合性的亚洲战略，虽然这份战略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以后的近十个月才姗姗来迟，但终于是有那么一份了。随着特朗普对亚洲数国的访问，这一矛头直指中国的“四方安全对话”也正式启动了。关于这个对话，本篇将在第六部分叙述。（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