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從今天起將逐日上傳新近完成的題為“一帶一路”倡議與美日印（度）澳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博弈的文章。全文共兩萬一千餘字，分上、下兩篇，結構上包括一個導言，六個主要部分，一個結語，以及英中文參考文獻，見下：

“一帶一路”倡議與美日印（度）澳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博弈 （上篇）

導言：  “一帶一路“倡議的大戰略是對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挑戰

I．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其全面的戰略意義

II．             美國與“一帶一路”：美國亞太戰略的演變及其對帶路倡議的圍堵

“一帶一路”倡議與美日印（度）澳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博弈 （下篇）

III．           日本與“一帶一路”：排斥、遏制、競爭到適度參與

IV．          印度 與“一帶一路”：以國家主權考量為由拒絕與中國合作

V．            澳大利亞與“一帶一路”：出爾反爾的奇葩政策

VI．          劍指中國的美日印（度）澳“四方安全對話”

結語：中國的 “一帶一路”倡議：機遇前所未有， 挑戰分外嚴峻

英中文參考文獻

歡迎關注及評論。

“一帶一路”倡議與美日印（度）澳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博弈 （上篇）

導言：  “一帶一路“倡議的大戰略是對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挑戰

冷戰開始以來，美國制定了一整套對其盟國和友好國家的國際秩序，在經濟領域內，通過貿易、投資和商業流動作為西方經濟體系中相互依存的基礎。中國自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曾經必須依附在發達國家的羽翼下，經過多年艱苦的成敗探索與打拼才成為一個獨立地在現代化道路上前進的發展中國家。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力求維持的國際體系，卻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在政治、經濟、國際法規等領域內設置了重重限制和障礙。要突破這些不合理的霸主窠臼，中國最終認識到必須走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合作與創新的道路。

本世紀中國上升到國際大國的地位明顯地改變了全球實力結構的性質。中國以自己獨特的、迅捷的和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宣示了中國有能力摒棄以現存的西方經濟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不必再試圖通過談判和調整使自己適應當今掣肘性的全球格局，而致力於創造一個新的、替代性的國際經濟秩序。“一帶一路”倡議（下文多處簡稱“帶路倡議”）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舞台內改變現狀的空前努力。依筆者所見，帶路倡議的最初醞釀和提出，對中國而言，一是可以高效地利用自身發展的能力去幫助歐亞非大陸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二是能有力地抵消美國孤立中國而主宰亞洲經濟的企圖，三是將憑藉帶路倡議所產生的經貿機會爭取全球貿易新規則的制定權。總之，從大戰略上來看，中國的帶路倡議代表着對二次大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空前未有的挑戰。

從現實層面上看，“一帶一路”的構想和實踐並不是在地緣政治的真空中展開的。亞洲地區的幾個大國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巨量投資和宏大基建項目將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其外交、政治和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表示擔憂、恐慌、甚至是敵視。這些國家，以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為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中國的帶路倡議或排斥遏制又被迫參與，或以主權為由公然反對，或先表讚頌繼而對抗，甚至與一向視中國為其強敵的美國聯手，組織針對中國的非正式同盟，策劃推出替代性的經濟走廊和投資項目的一攬子方案，試圖與帶路倡議一決高下。

本文在搜集與整理大量中英文有關材料和文件的基礎上，嘗試分析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對中國倡議分別展示的不同態度和政策，各國據以制定基本戰略與採取對應行動的國內國際複雜背景，以及在亞洲政治風雲變幻中某些政策和戰略的演變導因及其過程，藉以揭示帶路倡議在重塑歐亞大陸經濟秩序中面臨的空前機遇和嚴峻挑戰。

I．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其全面的戰略意義

1.       “一帶一路”倡議的宏大布局

2013年9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時，宣布了中國建設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願景；一個月後，他又在印尼國會演講中提出了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 （總稱 “一帶一路”）。中國政府在有關文件中指出：“一帶一路”是“促進歐亞大陸所有國家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倡議是一個地緣經濟和地區戰略的宏偉構想，自提出以來，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被認為是中國對世界經濟格局變革產生重大影響的標誌性事件。

帶路倡議經過中國有關各方的合理論證以及着手運轉和實施，結合了經濟、外交等多重目的，並協調了各方利益的持有者—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現在已經形成一個規模宏大的合作工程以及涉及面廣泛的的分階段發展的項目系統。其重點是強調地區的連接性，通過港口、機場、公路、鐵路、輸油管道和通訊設施等龐大的基建項目來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 同時尋求發展各國的工業區、經濟特區和其他相關工程。據報道，中國保證為帶路項目投資14, 000億美元，美國惠譽評級（Fitch Ratings） 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目前已經納入規劃或即將成型的項目總值已經超過了 9000億美元。

國外媒體把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比作二戰後美國推行復興歐洲經濟的“馬歇爾計劃”，但事實上帶路倡議無論在規模上或是在地理範圍上都遠超前者。整個帶路框架包含“六大經濟走廊”：中蒙俄走廊、新亞歐大陸橋走廊、中國-中亞-西亞走廊、中國-中南半島走廊、中巴經濟走廊以及中孟印緬經濟走廊。“一帶一路”的構想涉及近70個國家，涵蓋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東歐與北非，地區總人口44億，GDP總量 23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總數的69%和 29%。據美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預測，這些國家到2050年將向世界的經濟增長貢獻80%。

自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還有其他多個不容忽視的戰略因素。帶路倡議在歐亞大陸範圍內適應了中國未來發展的需求，是中國在全球危機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國際範圍內的延申，旨在與發展中國家緊密合作， 努力打造泛亞共同體；就中國國內情勢而言，帶路計劃在發展自身經濟、保證能源供應、強化國家安全以及擴展外交戰略上具有多重考量：

第一，  為國內某些有過剩生產能力的工業開拓新市場。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以雙位數的增長速度取得迅猛發展，但是近幾年逐漸緩慢下來的增長成為國內經濟的“新常態”，比如說，2013年帶路倡議提出之際，中國的GDP增長率為7.7%， 遠低於2010年10.4%的增速。這就要求中國政府為國內過剩的基建和工業生產能力開拓新的市場，這種過剩的生產能力突出地體現在應對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時，中國政府出台的經濟刺激計劃所導致囤積的大量鋼材、水泥和其他建築材料。帶路倡議中所支持的基礎建設項目可以提高國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為那些過剩工業出口其閒置設備提供機會；

第二，  打造更安全的四鄰地區。大陸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對中國西部政治上的安全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降低橫跨西部地區的安全威脅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挑戰，其中包括西藏和新疆的分裂主義組織的恐怖活動、毒品的走私、他們在國外的鼓吹者和伊斯蘭極端分子通過中亞對中國西部的滲透、甚至是外國支持的在邊境地區發動所謂的“顏色革命”。支持中亞地區的基礎建設和加強地區經濟的連接性，使中國臨近地區的人口擺脫貧困，從而消除政治上不穩定的根源；同時又能帶動中國相對落後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並將那裡的經濟更緊密地捆綁在地區性的經濟中。簡言之，建設一個更安全的西部邊界意味着在那裡可以減少戰略分心，並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中；

第三，  謀求更有保障的能源供應和運輸通道。中國的海外能源供應極其倚重馬六甲海峽以及其他海上航運路線的咽喉點。中國的石油進口在各種危機期間可能受到外國海軍的封鎖。一帶一路的某些項目，例如連接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新疆的輸油管道以及連接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地區的第二個中俄石油輸送管道，可以有效地消除中國對極易受攻擊的海路的依賴。中國某些海上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可以幫助中國通過海外的港口建設，開拓海軍新的海外後勤基地；

第四，  增強中國經濟和外交在亞歐地區乃至全球的影響。美國在歐亞大陸沒有重量級的戰略存在，這就給中國創造了在該地區擴展其外交和經濟影響的機會，與此同時又避免了與美國進行耗資巨大的直接競爭。再者，帶路的建設項目不僅對該地區的經濟整合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還支持了中國與關鍵的參與國鞏固雙邊關係的努力。比如自2013年以來建設的中國-哈薩克的貨運和客運線路把兩國的關係提升到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包括定期的高層外交、反恐合作和雙邊貿易的擴展。

2.        “一帶一路”在亞洲關鍵地區的投資與基建項目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地域上橫跨亞歐非三洲，基礎建設投資以亞洲為主，其中又以 在南亞（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和尼泊爾）、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沿岸（泰國、印尼、老撾和馬來西亞）和中亞（涵蓋狹義上的中亞五國，即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為主要的投資和基礎建設項目地區。

在南亞，“一帶一路”計劃建設的六大經濟走廊中有兩條位於南亞，分別是中巴經濟走廊和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始於中國新疆喀什，經巴基斯坦北部，抵達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和瓜達爾港，全程3000多公里，總投資460億美元。至於能推進南亞、東南亞和東亞三大板塊聯動發展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四國領導人均表態支持該走廊建設；中國企業已經參與了在斯里蘭卡以科倫坡港口城、漢班托塔港等建設為龍頭的大批基建項目；而尼泊爾總理於2016年3月正式表示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同意對接各自發展戰略，制訂雙邊合作規劃，在倡議框架下推進重大項目的實施。

在東南亞，中國政府全力推動建設泛亞鐵路，以溝通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中泰已經簽署中泰鐵路合作的政府間框架協議，將建設從昆明到曼谷長約840公里的高速鐵路；中國正式獲得印尼高鐵訂單，建造從印尼首都雅加達到萬隆的高鐵；中國和老撾也已舉行鐵路項目簽約儀式，將建設從雲南昆明至老撾首都萬象的高鐵，全長418公里，項目投資超過60億美元。而在馬來西亞方面，中國將參與建設該國東西海岸之間的高鐵以推動區域交通線建設（據最新報道，此項目可能因馬新政府要求而暫停或取消）。

在中亞，中國是哈薩克斯坦的主要貿易夥伴，為該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中哈已達成51個產能合作項目意向，總投資達265億美元；烏茲別克斯坦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國家，中烏已經簽署了有關電網升級改裝、燃煤電站等項目的貸款協議；吉爾吉斯斯坦政府綱領提出要“努力修復和養護公路、發展國際運輸走廊和擴大國內公路網”；土庫曼斯坦制定了把本國打造成國際交通運輸樞紐的戰略計劃，還實施了一批交通基建項目。從整體上看，中亞各國非常支持帶路倡議，認為是搭乘“中國快車”的難得機遇，與中國的合作已經被納入各自國家的戰略框架中。

II．     美國與“一帶一路”：美國亞太戰略的演變及其對帶路倡議的圍堵

為了要明確中國“一帶一路”提出以來美國對此倡議的基本態度及具體政策行動，必須首先闡述自奧巴馬政府2009年初執政伊始直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國亞洲總體戰略的形成及其演變。

1.       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形成

冷戰結束後，亞洲在世界範圍內日益上升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美國過去的以遏制蘇聯為主的亞洲政策不能反應這個現實。有研究文章指出，小布什政府曾試圖調整美國的亞太政策，意圖把北約擴展到亞洲，或者與亞洲盟國建立一個制衡中國崛起的小北約。但是2001年的911事件，使美國不得不把戰略重點轉移到反恐戰爭中去。奧巴馬政府於2009年1月上任後，其外交政策着眼於歐洲和中東，沒有提出明確的亞太地區政策的表述。

但經過差不多半年的醞釀，該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泰國曼谷首次提出“重返亞太”的構想，這是奧巴馬政府亞洲政策的先聲。次年10月希拉里在夏威夷再次發表“美國的亞太政策”演說，這一名為“前沿部署外交”的政策，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美國亞洲政策的基本戰略目標及其實現路徑，清楚地表明了美國重返亞太的意圖，標誌着美國的亞太戰略經過近兩年的摸索與調試已經趨向完整。晚些時候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議會所作的“太平洋軸心”的演說，進一步印證了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決心。

希拉里所謂的“前沿部署外交”涵蓋了美國亞太外交的基本立足點、資源配置和接觸框架的三方面內容，即：第一， 在亞太地區採取進取型立足點。美國的未來與亞太的未來連在一起，而該地區的未來取決於美國；第二， 全方位的外交資源投入。根據這一原則，美國把各類外交團隊派遣到亞太地區的每個角落和每個首都；2010年11月初，奧巴馬借首爾G20會議之機，二度踏上訪問亞洲之旅，對印度、印尼、韓國和日本展開訪問，並出席於日本舉行的APEC會議；希拉里就任國務卿以來，六次到訪亞洲，足跡遍及東亞、東南亞、南亞及南太平洋等眾多國家； 國防部長蓋茨兩年中先後訪問日本、韓國、印尼，並出席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第三， 多層次的接觸路徑與全方位的接觸框架。通過與“同盟國家、新興夥伴國家和地區合作機制”三個途徑加強與亞洲的合作，構建美國在亞洲的“前沿”外交戰線。

2011年11月奧巴馬利用在夏威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的機遇高調亮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表明美國政府計劃從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中撤出，同時尋求外交政策的新亮點。其要旨在於認定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未來持有重大利益。從美國在中東和中亞投入的軍力和資源來看，尤其是對照亞太地區，顯得比例失調。這是奧巴馬上台以來外交政策調整的核心，目的是將美國的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亞洲，加強與亞洲同盟國家和友好國家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合作與聯繫。

非常清楚，在亞太地區日益成為世界財富與權力中心的背景下，美國要將軍事、政治和外交資源的分配向該地區傾斜；通過參與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介入亞太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並制定以威懾和擊敗中國的“反介入”實力為主要目標的新軍事戰略，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2013年連任後，奧巴馬表示將在未來四年中繼續把東南亞作為這一戰略的着力點。

由於中東問題在2013年後的優先性有所回升，而外交議程受國內因素的鉗制甚大，在奧巴馬第二任內初期，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呈現某些“失速”。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儘管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受到否定，但仍不應低估美國加大對亞太地區政策資源的投入、重塑和鞏固其對地區事務主導權的決心。

2.       整合中亞、南亞經濟，打造“大中亞地區”的計劃

2010年12月，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首腦和印度政府簽署了TAPI（TAPI 為四國名稱的英文首字母之結合）項目實施的政府間協議。根據協議，四方規劃建設一條起自土庫曼東部氣田，途徑阿富汗坎大哈和巴基斯坦木爾坦市到達巴印邊境的天然氣管道。管道全長1800公里，投資約110億美元。協議公布後，美國認為該規劃符合美國在歐亞地區的能源利益，並可以此為基礎，推進中亞地區經濟的整合，藉以實施美為戰後的阿富汗恢復經濟的計劃，打造一個“大中亞地區”，立即對此項目表示支持。

2011年7 月，希拉里在印度舉行的第二次美印戰略對話會上首次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而後又將美國的中亞、南亞政策統一命名為“新絲綢之路”戰略，標誌該計劃正式成為美國官方政策。希拉里對該戰略的解釋是“一張能將這個長久以來因紛爭和政治隔離而被撕裂的地區重新整合在一起的經濟和運輸網”。計劃分三方面：第一，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將阿富汗打造成連接中亞、南亞資源與市場的樞紐，促進經濟一體化；第二，吸引外資參與阿富汗國內建設，使之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第三，在美國的主導下多國參與，共享紅利。但如仔細研究該戰略，可以看出“新絲綢之路”有將中亞、南亞與俄國、中國割裂開來，構建美國主導的中南亞地緣經濟板塊的意圖。

美國為何在這個時候提出整合中亞經濟的戰略？

眾所周知，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統治長達一百多年，即使到今天，俄依舊與中亞各國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經濟聯繫。戰後美國的政策重點始終是把中亞作為遏制俄羅斯的平台和前沿陣地。美國雖然認識到中亞地區是構成世界政治的“地理樞紐”或“心臟地帶”，但從總體上來說，對中亞的重視遠不及對其他亞洲地區的重視，例如中東和東亞。

首先，中亞離美國海岸十分遙遠，對自己或其盟國沒有構成直接的安全威脅；其次，歷史上美國與中亞五國的貿易量極小，比如2011年美國對中亞最大經濟體哈薩克斯坦的出口額僅為16.2億美元；第三，雖然中亞有些國家能源資源豐富，但其能源出口在美國的整體能源供應上幾乎掛不上號；第四，美國公司在這個地區固然有些投資項目，但中亞國家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特徵，例如腐敗、裙帶資本主義、無效的和缺乏透明度的法制，都對美國的投資者沒有吸引力。結果是，中亞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從來沒有取得過優先的地位。即使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亞各國有限的經濟援助也只是着眼於填補俄國撤出該地區以後所留下的空間。

但是2001年發生的911恐襲事件以後，美國投入了打擊阿富汗境內塔利班政權的戰爭，而這一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又改變了美國的中亞戰略。美國為長達十幾年的阿富汗戰爭以及為訓練阿富汗安全部隊耗資近萬億美元，而自2010年以來在阿富汗鋪設全國性的公路以及為其能源項目又投入了近40億美元。 2009年美國向阿富汗增加額外兵員三萬以後，奧巴馬政府設想以此為幾年後徹底撤出阿富汗奠定基礎。但是十幾年來美國雖然勉強實現了摧毀塔利班政權和驅散基地組織的目標，但在重建阿富汗的過程中所面臨的雙重挑戰—打擊毒品生產與促進經濟發展—卻舉步維艱，沒有根本性的改善。所以美國不失時機地利用上述TAPI四國天然氣管道項目推出自己整合中亞經濟的戰略。

2014年9月美國時任副國務卿威廉•本斯在一次主要的政策演說中，勾勒了美國對中亞經濟整合的大體輪廓。美國戰略的中心是建設一個中亞地區的能源市場，三個主要目的為： 第一，管道過境將能推動阿富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重建進程，為阿帶來估計為每年10億美元的運輸收入，提供約12000個新的就業機會；第二，該管道將成為建設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天然氣管道的有效替代，遏制伊朗能源向外部市場出口；第三，管道同時還能滿足印巴對能源的需求。雖然TAPI管道目前已經動工，但建造管線需時甚久，最快也得在2019年年底才能完工。再者，該管道途經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南部地區均有安全問題，加上裏海法律、俄羅斯和伊朗等因素，TAPI管道所遇到的阻力不少，投入使用之日很有可能推遲。

美國對中亞的地緣政治和反恐戰爭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反映在2015年11 月由奧巴馬政府發起的中亞地區C5+1 論壇。所謂C5即中亞五國 （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1就是美國。論壇以對話形式設置，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一次會議宣布了一系列的聯合方案，旨在應對共同關心的問題；這個進展反映了美國充分認識到中亞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具有顯著價值的地區：其北面是俄國，東面是中國，南面是伊朗、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無論從安全的角度或從經濟的潛力來看，在未來幾年裡中亞都將要發揮非常重要的國際作用，在這一地區發生的任何危機都有轉變為國際危機的潛在可能性，因而都會直接影響到美國在中亞的利益並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3． 特朗普“美國第一”的孤立主義政策否決“亞太再平衡”戰略

特朗普在其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國內社會、經濟、政治的各種議題占據了主要的辯論地位，同時不得不花大力氣來應對不斷增強的中東地區的外交和軍事危機，雖然特朗普大力撻伐奧巴馬的亞洲政策，卻未能夠及時形成自己的新政策；2017年1月就任總統後，俄國一直在美國對外政策上占據主導地位，此外，朝鮮的核武問題和敘利亞的內戰也耗費了大量精力。

但是特朗普主導性的政策思維是“美國第一”，並給與這個孤立主義口號在一切內外事務中以最高的優先級。特上台第一天，就簽署總統令，宣布美國退出布什總統支持的、奧巴馬政府慘澹經營數年而最後敲定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該協議是2006年首先由新加坡、新西蘭發起，而後包括美國在內的12國共同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奧巴馬政府曾明確表示，美國的目標是擴展與亞太地區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將通過支持盟國的經濟發展和重申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承諾來加強美國對亞洲的更廣泛的外交和軍事的再平衡。

其次，特朗普還與奧巴馬政府把亞洲作為外交政策重點的戰略徹底決裂，即將亞洲排在擊敗“伊斯蘭國”組織和改善與俄羅斯關係之後的地緣政治問題的第三位。2017年3月，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在談到特朗普政府的亞太政策時，表示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經正式結束，特朗普政府的亞太政策，將可能有新的方式。

她指出，特朗普政府意識到亞太地區蘊藏着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美國還將增強其在亞太的參與度，但“亞太再平衡”、“重返亞太”這樣的表述都是上一任政府亞洲政策的措辭，已經過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參與，尤其是經濟貿易上的活動，必須有益於美國勞工、美國人民和美國公司的利益。但目前的現狀並不公平，不少美國公司遭受了不公正的商貿交易。她表示將同中國發展一個“以結果為導向”的關係，必須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並敦促中國遵守國際準則。

雖然如此，特朗普政府迄今為止在實踐上仍然保持了甚至加強了該戰略的軍事方面，美國五角大樓在亞洲的軍事存在、軍事準備和派出阻遏性的軍事力量方面都在以前的基礎上升了級，比如，從2017年6 月到11月的六個月中，美軍在朝鮮半島和南中國海加緊演習和巡邏，並組織了四次展示航行自由的行動。

但是美國退出TPP的貿然行動，使TPP的其他參與國大失所望，而且在退出TPP 後，美國沒有再出台過可與TPP相提並論的或與中國帶路倡議相當的亞洲貿易和投資計劃。本來，亞洲許多國家曾視TPP為美國是否會在亞洲維持主導地位的試金石，而美國的退出，不僅使自己游離於占全世界GDP 36.6% 的經濟體以外，還嚴重削弱了一項實際上可與中國帶路倡議競爭的地緣經濟方面的重大協定，這對其他TPP的締約國而言不啻是一個政治和經濟上的嚴重打擊，因為這些國家原來還能利用TPP提供的貿易增長和投資替代性渠道的優勢，選擇性地參與帶路項目，即只有在某一個具體的帶路項目與這些國家最佳利益相吻合的場合下才加入。但在美國退出TPP後，這些國家的戰略空間無疑是大大縮小了。可以說，中國的帶路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TPP，成為中國在亞洲地區擴展貿易和投資的關鍵性倡議。

有美國專家評論說，特朗普堅持“美國第一”，但是他退出TPP給美國帶來的經濟和戰略上的後果都是非常消極的，事實上變成了“美國最後”的結果。“美國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前一屆政府的很多人努力了近十年才拿出一個TPP， 現如今分崩離析令人扼腕。”香港牛津經濟研究院負責人評論說，在世界需要一個更加開放、進一步積極參與的美國時，美國卻棄之不顧。又說，“中國正努力用這一倡議（指一帶一路）填補其中空白。。。。美國有朝一日必將倍感後悔。”國際評論預測中國鼎力打造的“一帶一路”將因為美國的退出而迎來巨大的發展契機。

在此背景下，一些亞洲國家開始採取避險手段，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尋求經濟和安全聯繫上的平衡。除了那些有較強實力的國家如印度和日本尚能以自己的替代方案來抵禦中國龐大的帶路項目外，一大批印太地區的國家則通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調整自身政策以便適應中國的帶路倡議。

4.  美國與“一帶一路”：從糾結心態到聯合盟國的公開對抗

中國學者 王湘穗在 三居其一：未來世界中的中國定位  一書中指出，美國認為中國作為新興國家的代表，正在成為傳統世界秩序和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者。美國認定中國有挑戰的實力，帶路倡議加強與俄羅斯和大陸國家的合作，正在把美國推向戰略邊緣地段，這是美國難以接受的地緣政治格局。

但是，美國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反應在開始階段上是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顯示其在某種程度上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這是因為，其一，本質上美國政府秉持着冷戰思維看待倡議，認為帶路是抗衡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政策工具，是中國謀求戰略上“西進”、打破美國包圍、重整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格局、構建一個“去美國化”地區新秩序的藍圖；其二，自帶路倡議提出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表示明確支持，其中包括美國的一些重要盟國，如英國、以色列等；其三，公然與中國對抗可能給那些希望得到帶路提供的投資機會的美國公司帶來損失，並會惡化美中關係；其四，如果順應帶路倡議也可能助長中國在帶路沿線地區的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影響力，並且疏遠像日本和印度這些緊密盟國，這些國家已經對中國的項目表達了嚴重的關切。總之，美國政府在做出決策時必須權衡國內外相互衝突的各種因素。

2015年3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AIIB) 。這個總部設在北京的銀行，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在於支持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國曾邀請美國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但是被美國以亞投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功能相似，沒有必要再建立一家為由拒絕了， 並對第一個提出申請加入的英國做出激烈反應，指責英國“不斷遷就中國”。

雖然如此，特朗普上台初期，美國對帶路倡議還是有過某些積極的表態。其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4月舉行的高峰會上同意改善兩國的貿易關係並舉行談判。耐人尋味的是，該年5月4日，中美簽署的貿易協定顯示，美國獲得立即進入中國牛肉市場的權限 ，作為對此項利好的回報，美國也向中國做出讓步，商業部長威爾伯•羅斯承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性”。雖然該協定不具法律上的約束性，也沒有對“重要性”作出具體闡述，但如聯繫美國已經在特朗普就任之際退出TPP協議的背景，有關專家認為這是象徵性地接受倡議中一個深層的戰略目的—承認中國在亞洲有更大的經濟領導權。

其二，2017年5月14日，中國在北京舉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將此次論壇定性為規格最高的國際性會議。美國派出了以特朗普總統特別助理、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高級主任波廷格為首的團隊參會，以示對中國帶路倡議的重視。這是倡議提出以來，美國官方給予的最為積極的回應。會後中國聲稱美國願意就倡議進行合作，甚至暗示美國準備通過亞投行幫助帶路項目取得投資。從表象上看，此屆政府與奧巴馬政府拒絕參與計劃的原先立場出現重大背離。

但是，美國對帶路的態度和行動在此後很快就出現大幅度轉彎，變為對抗性的公開反對和抵制，並準備聯合印太地區的一些美國盟友討論取代帶路倡議的基建項目和金融機構。

2017年9月末，在與印度官員會晤後，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顯得很自信，認為作為帶路組成部分的中巴經濟走廊穿越了印巴爭議領土，從而認為美國應該做出努力來抵制帶路倡議。10月3日，在向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他說，“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有許多帶和路，沒有一個國家應該把自己放在主宰一帶一路的地位上。”馬蒂斯這番講話異乎尋常地直截了當，直指中國的帶路倡議，而且，這個明白無虞的論調以後就成了其他美國官員鸚鵡學舌的樣本。

無獨有偶，10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於訪問印度之前，在華盛頓的一個智庫發表了一份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說，暗示美國確實形成了針對中國帶路計劃的政策。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經快要出台一個對抗中國通過帶路項目把周邊國家吸引到中國軌道上去的重大政策願景。他在演說中宣示，印度洋-太平洋國家在提出基本建設投資項目和金融機構的替代性方案上的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實現這些項目原先聲稱的可以給那些國家的人民帶來工作和繁榮的許諾。蒂勒森開出的消除這個限制的處方就是“擴展透明度，提供高標準的地區性借貸機制—可以實際上幫助這些國家而不是使他們承受越益加重的債務的工具”，顯然是指責中國的帶路計劃給某些國家帶來了債務負擔。

蒂勒森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實現這項計劃，但美國政策的此後發展很清楚地表明，美國會聯合有相同觀點的國家—包括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共同做出努力， 也即四方聯手對抗中國。蒂勒森的許多措辭明顯地是在借用奧巴馬政府關於亞洲的觀點，比如，前奧巴馬內閣國防部長卡特就提出過“有原則的安全網絡”，即倚重把有相同觀點的亞洲國家聯合在一起，來支持和鞏固該地區的安全結構。簡言之，特朗普亞洲政策的中心就是防止中國主宰該地區的經濟秩序。

2017年末美國發表題為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雖然沒有提及帶路的名字，卻警告說“中國試圖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取代美國，擴展其國家推進的經濟模式的範圍，並且將按其所好重組這一地區。”美國國防部2018年1月發表的國防戰略報告，也直接稱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特朗普在2017年11 月訪問亞洲之前即明確表示支持由日本首相安倍於2016年提出的 “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並稱他可能願意開始一個與日本合作的有競爭性質的基建發展投資機制。而後，特朗普在亞洲之行的越南就這個主題發表演說，即美國已經擬定一份綜合性的亞洲戰略，雖然這份戰略在特朗普就任總統以後的近十個月才姍姍來遲，但終於是有那麼一份了。隨着特朗普對亞洲數國的訪問，這一矛頭直指中國的“四方安全對話”也正式啟動了。關於這個對話，本篇將在第六部分敘述。（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