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財經時報》網站《市場成就知識分子》一文的投機性質
[顧可尾] 於 2005-09-12 17:49:15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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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經時報》網站的綜合新聞欄目下,看到言揚的文章《市場成就知識分子》(http://www.chinabusinesspost.net/showArticle.php?ID=763)。讀後,不禁愕然。言揚以市場和改革為標準,把中國的知識分子劃分為知識分子和投機知識分子兩類,並豪邁地說:“當前中國知識分子的任務是,識破投機知識分子的伎倆,回歸改革和市場化的正道”,大義凜然,頗有文革遺風。
然而,此文本身卻具有源於無知的極強的投機性,不能不加以駁斥並予以揭露,出發點是為了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讓我們的改革和發展大業更加順利。
言揚用開頭很大的篇幅,對市場的作用加以肯定,可惜言語過激,不像是嚴肅的學術探討。比如言揚斷言“這些巨額的財富剩餘為知識分子從事知識創造打下了深厚基礎,可以支撐一支急劇擴大的知識分子隊伍”。讀過言揚的文章,我認為這句話較為典型地反映了言揚混亂的思維。其實,知識和財富剩餘的關係,永遠都是互為因果的,至於財富的多少和知識分子人數的多數構成什麼樣的比例,極端的情況下則由計劃或者市場決定。決非知識分子只是一個被動地由財富決定的過程。
這裡最有趣的是,言揚肯定了財富的作用,甚至把它放在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深厚基礎”的位置上。這裡,言揚顯然有點過份,其實從市場的角度看,知識分子的知識創造,其實是一種勞務活動,和表現為物質形態的其他商品生產並無二致。
言揚邏輯的混亂還表現在這樣一段話中:“市場提供的物質基礎為知識分子發揮作用提供了很好的舞台。但這並不意味着知識分子會對市場的庸俗趣味、壟斷欺詐、貧富懸殊和對人類普遍價值的忽略或損害,抱以寬容的態度”。首先,言揚在這裡只是對知識分子的品質作了肯定,在列舉了“庸俗趣味、壟斷欺詐、貧富懸殊”這些用貶義詞說出的現象後,言揚肯定了知識分子不會“抱以寬容的態度”。可是我們下面將會看到,其實有些針對這些不良現象發言的知識分子,卻被言揚無理地罩上了一頂“投機知識分子”的大帽子。其次,我想和言揚說說市場和“貧富懸殊”的關係。應該說,市場不一定造就貧富懸殊,它和貧富懸殊的關係,要視市場運行的環境和條件而定。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的興起並沒有造成貧富懸殊。但在目前,向市場化的冒進,卻可能惡化收入分配。因為,市場已經發展到如此規模,以致講效率的它只會冷冷地看着過剩的勞動力而無動於衷。甚至,在醫藥和教育這樣的領域,市場仍然是無動於衷,設立了一個高高的門檻,不讓貧困的人進入。在經濟學上這屬於資源的有效配置,被叫做帕累托最優。
在對言揚以上的言論做了些初步的評說,完成了鋪墊後,我們下面開始進入實質。
縱觀言揚的文章,真正能反映他思想的是這樣的斷言:“堅持改革便要支持市場發育,堅持市場化的趨勢就要改革現有的利益格局尤其要改革國有企業。”這裡,言揚的口氣很堅決,堅持改革便要支持市場發育。不知道言揚這句話應該算做是宣傳口號呢還是嚴肅的學術探討。但是從言揚在這篇文章中分明是要提醒人們警惕那些他所謂的“投機知識分子”,基本可以斷定他是從學術的意義上說這番話的。這裡就有了極其嚴重的錯誤。
我們知道,改革和發展是互為因果的。雖然言揚的文章中矢口不談發展對改革的或促進或制約的作用而一味只強調了市場,被他說成是“投機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卻不肯這樣草率地對待改革和發展,他們深諳中國的國情,知道只有效率沒有促進發展(請言揚注意,我這裡是在經濟發展的意義上說發展,它是一個經濟學術語!)的結果,必定是社會的不穩定不和諧,反過來會制約了進一步的改革。因此,當中國的收入分配已經惡化到據說Gini係數已經高達0.5時,他們要反思,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們決不是投機而是負責。相反,那些言必市場化卻偏偏看不到市場運行其中的社會環境已經有所變化的所謂知識分子,動輒揚起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尺度,對中國的事大加抨擊,這也要改,那也要改,同時卻對一個低收入國家收入分配已經遠遠超出國際警戒線的事實於不顧。這算不算得投機?因此,言揚很可能弄顛倒了,把“投機知識分子”說成了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說成了“投機知識分子”!
現在我們來回顧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改革開放以來走過的道路。無疑,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計劃體制的缺陷看得清楚,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們大聲吶喊要市場機制。雖然此時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上是淺薄的,並沒有能給出一套解決“摸着石頭過河”的現象的政策建議,但大勢對他們有利。時勢造英雄,中國的國情造就了一批知識分子,以致他們只需為市場唱讚歌就足夠了。究其原因,是傳統計劃體制下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得生產要素普遍存在巨大的潛力,只要引入了市場,蛋糕就可以輕易做大。在經濟學中,這意味着生產函數在沒有增加投入的情況下可以增加產出。正是這個背景,使得初期的改革如春風化雨,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被這大潮推上了浪尖而成名。要冷靜地看到,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並沒有真的解決“摸着石頭過河”的重大問題,從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中不可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現成答案,答案只存在於中國紛繁複雜的現實中。
情況慢慢發生變化,市場不斷壯大,它要拓展自己活動的範圍,但它無視社會的公正。這正是市場的本性。收入分配逐漸惡化,私有經濟成份不斷擴大,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在所謂“存量改革”中受損者的呼聲越來越強。此時,知識分子出現了分化,有人在思索,對新自由主義的主張產生了嚴重的懷疑,在立足於改革和發展的辯證關係的基礎上產生了真知灼見,與此同時仍有不識變通的知識分子仍一如既往,手中揚着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尺度,根本不考慮中國的國情變化,表現出極強的投機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言揚確實是顛倒了黑白,把“投機知識分子”說成了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說成了“投機知識分子”。
有趣的是,言揚在其文章認為“巨額的財富剩餘為知識分子從事知識創造打下了深厚基礎,可以支撐一支急劇擴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可是為什麼不能把類似的思維用在改革和發展的關係上來呢?這是否是一種思維的混亂?
改革不是隨心所欲的事,儘管它似乎只涉及的是體制。改革和發展,是互為因果的。應該看到,改革一定條件下可以促進發展,它在一定的條件下還需要發展的支持。這才是務實的科學態度而不是投機。暫時的停步是為了今後更快地前進,這說起來簡單,要真正在經濟學意義上實現它,恐怕不是激進的投機態度所能解決的。
綜上所述,當言揚用“伎倆”之類的詞彙抨擊他所謂的“投機知識分子”時,他其實是容不得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關係進行深入的思考,這種態度,顯然具有濃厚的投機性質。
這種投機性質,可以輕而易舉地從言揚的文章中看出。言揚說“堅持改革便要支持市場發育,堅持市場化的趨勢就要改革現有的利益格局尤其要改革國有企業”。如上所說,他並不說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進行國企改革和如何進行國企改革,他只告訴我們要過河,卻沒有給出過河的路徑,讓我們面臨極大的風險。然後,他說了:“在市場本身的不完善的情況下,加上不受限制的權力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導致國企改革中分配不公,國有資產被不法商人和貪官合謀而吞噬,在國企中長年勞作的工人,不能得到自己該有的一份利益,在改革中他們沒有得到好處。這些在改革中受損的底層人群,心中充滿對改革的不滿情緒。同時那些被剝奪了既得利益的上層保守人士也對改革充滿了憤怒,他們一直在尋找機會奪回曾經的利益和權力”。這裡,言揚不知道是否贊同官員索取剩餘是帕累托最優的說法,也無意跟言揚討論“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和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這樣的說法是否合理,但對言揚渾然不顧他已經提出的“國企中長年勞作的工人”“心中充滿對改革的不滿情緒”後,卻得出了結論可怕的結論:“如何面對來自高層和底層的反對改革,反對市場的潮流,考驗着中國知識分子的判斷力和知識分子的本色”。他認為”投機的知識分子可能迎合着上下這兩股潮流,使改革中的不完善、市場化的不徹底變成反對改革本身、反對市場本身的力量”。顯然,言揚無視“底層”的存在,他認為改革和“底層”無關,正是這種投機性極強,強到忽視中國現實的態度,使得言揚根本不在意收入分配已經遠在警戒線之上的現實,而只要一個按市場化標準設置的體制。不僅如此,言揚又扔出了帽子,把知識分子冷靜的思考說成是“反對改革本身”!
最具有諷剌意味的是,當言揚用“利益”來對“底層人群”和“上層保守人士”進行判斷並時,是否可以用同樣的邏輯加在言揚身上?言揚寫這樣的文章,真的是你超凡脫俗沒有被益驅動而只是憑知識分子的良心?若果如此,那麼那些勤勤懇懇的工人,就沒有這樣的品質?典型的精英口吻!可惜,從這口吻中,我們看到的除了“投機知識分子”和“伎倆”這樣的術語外,只看到了投機!因為,一種可以把“底層人群”排除在外的主張,除了表現出唯心主義的認知外,也只能用投機來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