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後沒有幾個月，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問題、安徽的問題開始暴露，但還沒有反映到中央，沒有反映到毛劉周朱他們的耳朵里。1959年12月，我們幾個人正陪同毛主席讀書，那時毛主席的心情好像沒有什麼着急的事情，那些事情還沒有反映到他那個層次。到1960 年的春天，“信陽事件”暴露了，群眾來信，人民來訪，上告的越來越多，反映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中南海里的秘書室派人下去了解。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是秘書室的負責人之一，他帶領人下到信陽進行調查了解，回來跟我講：老鄧，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

　　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怎麼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嚴重的浮誇，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裡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誇，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着。這裡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

　　事情都有一個認識過程。這些駭人聽聞的情況反映到毛主席那裡，剛一開始，簡直令人不可想象，我們的黨員，我們的農民幹部，難道會幹出這樣的事情來？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農進行階級報復。他們對人民有仇恨哪，對分了他們地、鬥爭了他們的那些農民有仇恨嘛。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這些人照樣在農村占了統治地位，他們利用這種環境、這種條件，對我們基本群眾實行階級報復，才會造成這樣前所未有的嚴重情況。就是在這樣一個認識底下，1960 年春中央發了一個文件下去，要在那類地區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我記得當時甘肅的隴東有一個大案，貴州的一個地方也有一個大案，作為階級敵人進行階級報復的典型。少奇同志要錢瑛大姐去調查，也說性質屬於階級敵人報復。

　　陶鑄同志，他當時是中南局的第一書記，親自到信陽考察，結果才發現，幹這些事情的，統統是貧僱農出身的幹部。是省委主要領導人向下一級一級壓他們，他們本來作風也不好，就這樣，上下造勢，互相促進，互相支持，造成這樣嚴重的情況。從這時開始感覺到農村情況、農村問題不簡單。暴露這種問題的地區也就越來越多。根本問題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