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鬧分錢，歐美人要分權

要說中國人鬧分錢，肯定有人質疑。比如有一句成語，叫爭權奪利。先爭權，再奪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說的只是一種傾向，即：比較於爭權，中國人更看重利。比如，還有一句詞兒，人人熟知，叫：打土豪分田地。毫無疑問，爭權是為了得利，可是，畢竟隔了一層，還是分錢更直接一些，來得快，省了一個環節。

而且，我還有一個文字上的證據，“貧”之構成，或可為證。

“貧”由“分”和“貝”組成，“貝”在古代，是財富象徵。由此，不難明白造字者的用意：個人和社會的貧窮，是因為“平分”社會財富造成的。孔子以及儒家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這一“理論”，使得中國人熱衷於“平分”財產並導致中國社會陷入人類歷史上最長期和連續的貧窮。

古代中國之“分貝”，有兩種途徑，其一，分自己的家產；其二，分他人之財；

分自己的家產，即析產制度。與日本、歐洲不同，中國的財產繼承，是平均分配的。女性除外，男性無論出力多少，人人有份。這種做法，看上去公平合理，實際上，卻走向了鼓勵“懶漢”、鼓勵“不勞而獲”的反面。試想，一個家庭中，有人勤懇勞作，另一個人卻五毒俱全、不務正業，可是，在分割財產的時候，卻“一碗水端平”，人人均等。以後，那個出力多貢獻大的人，必然要向“懶漢”看齊。

“平分”家產的財產繼承制度，一方面，使得財富難以積累。“一分而小，再分而衰，三分而竭”，一個大家族和大企業，三代之後，就財絕而亡了；另一方面，“平分”財富，與獎勤罰懶的正向激勵相反，集體中的每一成員，都擔心自己的貢獻會被他人無償“平分”，所以，都不出力，結果，必然走向“共同貧窮”。

“分他人之財”，是指中國直到今天，也沒有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保障制度。皇權時代，皇帝及其代理人，可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查抄大臣家產，小老百姓，更不在話下。在西方，經營得法的商家以及貴族，富可敵國王——比國王闊多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卻沒有一個個人的財富，能和皇帝相比。並不是中國缺乏經營人才和自然資源，而是“人怕冒富豬怕壯”，一旦家大業大，讓皇帝看上了，好日子也就到頭了。“小富即安”是最好的選擇。受窮，誰也不願意；可是，太富了，很可能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何苦呢。

“在家怕兄弟”——家產平分制度，使得一個家庭里，最有才幹、最能幹、最能獲得財富的人，不思進取；“出外怕皇帝”——私有企業的財產，始終在皇權集團以及各級官僚毫無節制的暴力威脅之下，在夾縫裡艱難生長，何其緩慢。

西方歷史上兩個著名的事件，一個是英國大憲章之簽署，另一個，是北美殖民地抗稅引發的獨立戰爭，也可證，比起利益，歐美人更關注權力，因為，有了權，發言權、表決權和決策權，才能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

說起北美獨立，國內較為正統的說法，直奔一個宏大主題：民族獨立，可是，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以及美國人看來，遠沒有那麼複雜，也沒有那麼崇高。原因很簡單：無代表不納稅。如果北美殖民地在英國議會中沒有代表，不能就徵稅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影響決策，北美殖民地就不納稅。英國人強迫納稅，北美殖民地就拿起武器來抗稅。

1215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如出一轍。大憲章簽署之前，徵稅的權力，在英國國王手裡，教會、國王之外的其他封建領主和城市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為此，封建領主們不幹了，他們聯合教會、自治城市，強迫英國國王約翰簽署了《大憲章》。在《大憲章》中，第一次將徵稅的權力，從國王手中轉移到了議會：未經議會批准，國王不得增加額外稅款。此外，也強調英國國王只是貴族的一員，並不具有超越貴族之上的地位和特權。

雖然，大憲章在此後被約翰王撕毀，然而，其確立的對王權的限制和徵稅權屬於議會的精神，卻難以磨滅。幾經波折之後，終於確立為英國法律，使得英國國王成為第一個從無限王權轉向有限王權的國王。大憲章的精神，此後，也被美國獨立宣言所繼承和發揚光大，成為文明國家憲法的主旨所在。

相對而言，中國歷史上的歷次農民起義，對分權的關注不夠，卻更關注分錢。這一點，從農民起義的口號中，可見一斑。“打土豪分田地”、“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等等。

然而，沒有權力保障的利益，是難以持久的。王權一旦坐大，就會像希臘神話里的利維坦一樣，以無盡的貪婪，吞噬全社會創造的所有財富。王朝開創時期，所許諾的種種好處，全成泡影。新的專制者，必然會以比前一任更加嚴苛的手段控制社會，以更加狡詐的手段，攫取財富，非如此，他將會落入與前一任一樣的境地。

中國的歷史循環，大致如此。歐美人走出歷史循環，也因為他們早在13世紀，就通過《大憲章》將王權限制在籠子裡，使權力臣服於人民，而不是相反。

2018年10月17日凌晨0:38分；

北京，家中。